姚奠中生前在阅读《光明日报》 CFP

　　今日的亦曲园，日头正好。以前在这个时候，百岁老人姚奠中会坐在这里晒晒太阳，与弟子聊聊国学。2013年12月27日凌晨，他安然逝世。（报道见本报2013年12月28日4版）如今，亦曲园还和往常一样，众多学子聚焦在这里，追忆着，怀念着。

　　忧国运，护源引流寄意深 

　　1913年，姚奠中出生在山西稷山县南阳村的一户书香门第。读小学时，他在伯父的指导下，不仅完成《四书》的学习，还将《左传句解》和部分《诗经》背得滚瓜烂熟。

　　进入山西运城的菁华中学后，姚奠中养成了“常怀天下事，博览古今书”的好习惯，并且诗、书、画、篆刻样样精通。毕业时，老师赠给他一句诗：前程各自努力，有为兼需有守。诗的后半句便成为姚奠中日后的座右铭。

　　1935年底，姚奠中离开家乡来到江苏苏州，进入国学大师章太炎开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凡章太炎提到的书籍，他都会买来认真研读；遇到问题，他都主动到章太炎的书房请教。他后来提出“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的“教十条”，就带有鲜明的章氏风格。

　　章太炎辞世后，其夫人汤国梨在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办预备班，年仅24岁的姚奠中被聘为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他结合教学，增改讲义，写成《中国文学史》。

　　在抗日的烽火中，章氏国学讲习会被迫停办。当其时，大学以讲授西方学术为主，中国传统学问成了陪衬。姚奠中对此感到心急如焚，他大声疾呼：学习要以“中”字打头。他创立了“菿汉国学讲习班”。“菿汉”是章太炎颇为偏爱的笔名，“菿汉”者，大汉也，有“大汉之天声”之意。

　　拨乱云，评古论今保主脉 

　　1951年，姚奠中回到家乡，在山西大学执教。“文化不是传承的，而是承传——你承了才可能往下传！”姚奠中如是说。新中国的诞生，使他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他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承传国学上。当时师资匮乏，姚奠中最忙时要同时教授10余门课程，可他从不言困难。在他看来，踵武前贤的方式虽多，守望文化主脉无疑是分量最重的。

　　1955年，姚奠中被戴上“反革命特务分子”的帽子，不久又被打成右派。在此期间，姚奠中始终没有停止求索，在逆境中编写出百万字的教材，梳理华夏文脉。有人对庄子进行贬抑，斥责为“可耻的寄生阶级的没落思想”。1956年，姚奠中发表了《浅谈作为文学家的庄子》，鲜明地提出，庄子的思想是“同情苦难的人民的”。

　　当其时，研究先秦诸子的学者，多以西方哲学为框架，套用于中国学术，往往失掉诸子的真谛，并形成一种流弊。姚奠中写下《论治诸子》一文，对此予以分析批判，提出了研究诸子应有的基本态度与方法。

　　翻阅姚奠中被打压时期的60多万字的日记，里面蕴涵着“抢救文化”“薪火相传”的急迫之情。面对”口诛笔伐”的狂潮，姚奠中从不违心地去做事。在“批林批孔”中，他对亲近的弟子说：“中国古代文化是靠孔子传下来的，历史事实没法去掉。不能歪曲历史，不要说假话。”

　　兴国学，育苗润花播甘霖 

　　1978年，已年过六旬的姚奠中恢复了名誉。他带领专家、学者团队，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编写出了一套6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并被20余所高校作为古代文学课教材。教学中，他无门户之见，尊重学子的喜好与选择，鼓励他们独辟蹊径。姚奠中常对学子说，要做“通才”，拆除掉文、史、哲、艺的隔离墙，先通后专，由博返约。

　　姚奠中的《南国零稿》《忘言斋诗词》等诗集，无不展现中华文化的“君子之风”。书法被姚奠中当作“学问之馀事”，但就是这件“馀事”，他也有明确的主张：字能移人性情，要避免“俗、弱、媚、软”。

　　“高深的学问，错上一个问题，只会影响圈里的几个人，而普及性读物面对的是社会大众，一点小错误就会误一大片人。”姚奠中时常这样说。他认为，普及国学有利于社会进步，但普及比研究更有必要投入更多的力量。他文集里的内容，最多的是社会大众所关切的，所能接受的。

　　姚奠中生活俭朴，数年不换一件新衣，但他把价值数百万元的书画，以及房产、图书等，都捐献出来，用于国学的普及。2010年，“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成立，姚奠中率先捐出100万元。在他的指点下，基金会的收益全部用于扶持山西大学国学大讲堂和《国学之声》项目。

　　步入百岁以后，姚奠中曾向山西省忻州市领导提出帮“古人的忙”，在他的提议下，纪念一代文宗元好问的忻州遗山祠得以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