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政府主导牵头组织的各种花儿节会在西北各地大量出现，既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统花儿会的文化空间，但也容易颠倒非遗保护的意义，民众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其参与主体地位？专家认为——

国家在场并不意味着民众退场

　　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以政府主导牵头组织的各种花儿节会在西北各地大量出现。近日出席在甘肃省临夏市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花儿学术研讨会的专家认为，有必要对花儿节会活动进行总结和反思：这些节会活动在非遗保护和民众生活中产生了哪些影响？

　　国家要在场

　　花儿是各族群众进行“对话”的一种重要互动形式，花儿会则是民间创造的进行这种互动的最佳语境。作为与国家或政府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的花儿和花儿会也似乎是远离政府的独立存在，是自需自为、自生自灭的“劳者自歌”，与政府行为无关。对此，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柯杨指出，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政府对民间文化活动的参与，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或显或隐，长期以来都是存在的，这种现象即“国家的在场”。

　　“现在唱花儿的人越来越少了。”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高级编辑李恩春说，过去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做生意，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和简易的农具及大车、皮筏、木排等，人们可以一边赶着牲口一边唱着花儿，一边扶着犁杖一边唱着花儿，一边放牛放羊一边唱着花儿……如今，这种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加上流行文化的冲击，唱花儿的人骤减也是难免的。

　　如果没有国家的在场，花儿等非遗项目就真的可能“自生自灭”。在这个意义上，柯杨非常认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的观点：政府是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我国非遗法也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在场要适度

　　由政府组织的花儿艺术节，集中了职能部门、文化机构、专家学者和企业实体，其优势是鲜明而强大的，既借助纸媒、电视、网络极大增加了花儿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而且可由政府主导实现交通、饮食、音响、安全等高质量的服务，与以对唱花儿为主要内容，伴以民间庙会、商品贸易，并带有郊游性质的传统花儿会有某种相似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扩大了传统花儿会的文化空间。

　　日前闭幕的首届中国西部花儿艺术节从青海、宁夏、新疆和甘肃等省区选拔出100多名“花儿”歌手，部分歌手来自专业院团，其他则是地道的民间歌手，分为专业组和业余组进行两天的半决赛和决赛，这种覆盖面是传统花儿会所不能及的。“他们来自不同地方，擅长不同曲令和不同地方风味，同台演出可以产生互通有无、互相交流的作用，对花儿演唱水平的提高也有一定促进作用。”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许四辈说。

　　国家在场固然重要，但应适度。因为花儿毕竟是民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相当的自由度和自在性，政府不可能、也不必时时、处处、事事出面，更不能违背文化发展规律随意干预。根据现有记载，花儿会都是各地民众自发进行的，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偶有参与，但都只是为了维持会场秩序等，作用是附属性的。时下通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方面，会严重破坏花儿的文化空间，另一方面，是参与主体退出演唱舞台。

　　民众不能退场

　　在诸多花儿艺术节上，大音量的音响加上音乐伴奏虽能制造出强烈的舞台效果，但真正的花儿主体——民众，尤其是随时可能一展歌喉的“唱把式”和随时辅助“唱把式”的“串把式”，却只能变成台下观众，成为可有可无的客体。而传统花儿会并没有设置演唱舞台，处处可以成为舞台，人人都是歌手。记者在甘肃松鸣岩花儿会上曾看到，只要有一人亮开嗓子，立刻形成一个小型舞台，聚集一圈观众。

　　国家在场是否意味着民众的退场？其实不然。中国文联副主席杨承志表示，花儿传唱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广大地区，深受汉、回、藏、东乡、土、撒拉、保安、裕固、蒙古等各民族人民的喜爱，是当地群众表情达意、寄寓美好生活理想的重要载体和艺术形式，花儿艺术节理应办成真正的人民群众的文化节日。

　　面对民众主体退位的花儿文化节，作为主导的政府、参与承办的企业实体和文化机构、专家学者，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前不久，中宣部等五部委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会，也为花儿艺术节的举办指明了方向：保持在政策引导、经费支持、参与服务、资料搜集等环节发挥政府主导的优越性，也不要承担不该承担的经济任务，而把花儿演唱、情感表达的主体地位归还给民众，毕竟老老少少的行家们知道花儿到底是怎么个唱法，“花儿是心头肉，不唱由不得自家”。（记者 张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