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提炼艺术的真实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编剧创作谈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剧照 CFP

　　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公映以来，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创作者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历史题材来表现，在剧本创作中秉持怎样的创作观念，又是如何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的，这其中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本报记者就这些读者关心的问题，采访了该片的编剧田运章和江月，以下是他们的主要观点。

　　第一，什么叫历史真实？这部影片定位为重大历史题材，是因为它有重大的历史依据，时间、地点、人物、主要事件都是真实的，这便是历史真实。在李栓庆所著的《周恩来总理视察伯延纪实》中，明确记录了周总理在伯延4天的行程事件，4天中总理先后召开大小干部、社员代表、农机站和修配厂人员等人参加的7次座谈会，其中有记录可查的4次。这便是我们在剧本创作中所依据的历史真实。

　　第二，为什么我们去捕捉历史上的这段真实，是因为它对今天的实际有现实意义。今天我们来反观历史的选择，再现这段历史的时候，现实意义就是我们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对人民的热爱，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勇于修正我们政策上、工作上失误的共产党人的勇气，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仍然有借鉴作用，于是才有了这么一个故事。

　　第三，艺术虚构不是单纯的虚构，而是对历史的提炼、选择和升华。我们的艺术选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情节构思、人物表现上，用什么样的语言，以什么样的冲突去再现这一段历史史实方面。比如总理第一次进村时看到榆树上的叶子没了，村里的大人说是被羊吃了，而一个小女孩说出了实话，羊怎么能吃到那么高的叶子呢？这样的艺术刻画，便是“艺术真实”。影片并没有隐去村民挨饿的事实，而将重点放置到村民不希望总理为这些事情过多操心上，表现出来的是总理和人民相互关切的人文情怀。而老奶奶卖掉自己寿材换取面粉给总理做拽面的情节，虽然是用一种略带夸张的手法来讲述，但从大的层面上来讲，这件事本身的诱因也是基于总理对人民无私的奉献，基于人民对总理的爱戴和景仰。而老奶奶这个人物也并不是盲目崇拜总理，她在总理面前对一些事实直言不讳，唱落子戏时欢愉的表情，都让我们相信这个人物的存在。正所谓“史中或无，事中应有”，基于这样“人物的真实”“情绪的真实”，以至于我们会感到“事件的真实”，这也便是艺术的真实。

　　其次，我们的选择体现在角度的选择上。老百姓刚开始为什么不对总理说实话？他们不是为了欺骗总理，而是处于最真实的善意当中。那个年代的农民，刚刚经历了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迎来了新中国，对共产党充满期望，他们认为，造成今天的困难，不是共产党的错，不是政府的问题，而是自己没做好。这种看法并没有反映出历史进程中的某些真实情况。影片没有正面去说这个问题，但并不是粉饰，而是反映了老百姓当时的思想境界、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他们选择封口，不跟总理说现实困难，而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善意的粉饰。这也是我们艺术上的选择。

　　再次，艺术真实是要把握历史真实中蕴含的规律和本质。随着剧情发展，当地老百姓终于开始讲真话，提意见了，公社干部也纷纷承认多吃多占的错误，这时候总理说：“公社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我今天调研的主题，不是追究你们多吃多占，而是在讨论制度，讨论大锅饭好不好。”这便是在情节设计和历史真实之间抓住主题，抓住周恩来在这四天四夜当中为一个国家的重大决策、为民生而把握问题本质，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

　　作家是有思想倾向性的，在他思想的最深处有着鲜明的爱憎，不同的作家拿这个题材会写出不同的剧本。我们的选择是要表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几代领导人是如何爱民务实，深入群众，与人民血脉相连的；我们如何从今天来反观历史，来汲取历史的经验，这便是我们创作的目的。反观历史是为了今天。作为一个重大历史题材，对它的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把控，主要还是立足于今天。如何去反观这段历史，取决于创作者的角度、立场和倾向性，我们必须光明磊落、立场鲜明地竖起自己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