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出现了喜人的态势，年产达到700多部、银幕数达到15000块，上半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10亿元，《人再囧途之泰囧》等单片票房超过12亿元。以《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等为代表的一批主旋律电影主动贴近市场、走类型化的道路，获得了票房效益和观众的认同；而以青年主创为中坚力量制作的中小成本影片不但获得了青少年观众的追捧，也为中国电影赢得了民族尊严，《中国合伙人》《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北京遇见西雅图》等，以绝对的市场优势压倒了好莱坞大片，成为世界电影人、媒体人和国内外观众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被称为“三大件”的民族、儿童、农村题材电影也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多样化发展作出了特有的贡献，一批精品佳作以独特的视角表现了当下变革中各民族的生活、儿童的成长话题和新农村建设中的思索。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电影华表奖评选中，参与评奖的专家们纷纷表示：中国电影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这，不仅仅是票房的胜利……

　　主旋律电影类型化表达获得市场认同 

　　在政府奖入围的70余部影片中，主旋律题材表现突出。“《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国合伙人》《忠诚与背叛》《生死罗布泊》《警察日记》等一批既叫座又叫好的影片为国产电影树立了新的榜样。”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丁振海如是说。他指出：主旋律电影不再概念化，而是主动追求类型化表达，从生活细节着手、从老百姓的视角着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以平实的手法，描写了周总理在基层走访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质朴、亲切、自然、流畅，让人感动。对此，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也有同感，他说，这部作品让身居殿堂的领袖心忧基层百姓，又让处于贫苦生活中的基层百姓用自己的方式为党、为国家分忧，这种和谐的党群关系，正好对应了当下现实，所以备受好评。除此之外，像《忠诚与背叛》，写的是共产党成立之初建立监督机关的故事，也对应着当下反腐倡廉的社会风气，让观众感觉既熟悉又新鲜。

　　“主旋律电影好看了，以英模为原型创作的电影，特别注重叙事方法和表达方式，所以取得了重大突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杨远婴分析说。她说，电影《钱学森》没有急于表现钱学森制造“两弹一星”的光辉事迹，而是用了大量笔墨描写钱学森在美国的遭遇，这更加让他的归国、和美国霸权抗争的行为具有人物性格发展的合理性。又如《生死罗布泊》把枯燥的科学考察题材做得生动、富有人性美，其中加入了摇滚、重金属音乐，加入了民族音乐，充满了传奇色彩。

　　“主旋律电影叙事能力明显提高了。”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舫认为，在《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毛泽东与齐白石》等诸多主旋律影片中，能够看到角色性格、人物定位都更加丰满，充满风韵与风神，领袖、英模、名流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充满着平常人的血肉与真情，他们有宏大的精神世界，也有细致、朴素的喜怒哀乐，所以他们能够走近观众并感动观众。

　　青年主创成为市场生力军开创票房奇迹 

　　在本届政府奖候选影片中，有很多创造票房奇迹的影片出自青年导演之手。单片票房超过12亿元的《人再囧途之泰囧》，票房超过5亿元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北京遇见西雅图》等都是青年导演的作品，他们以真诚的态度为观众打造着青春梦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侯克明说，这些出自年轻导演，甚至是首执导筒的年轻导演的作品，在市场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这样的影响力将观众从武打、古装甚至是好莱坞的套路中召唤到了青春、励志、爱情、友情的现实主义关怀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电影具有特殊的意义。

　　杨远婴分析说，这批新人新作因为关注当下现实、关注深刻的社会矛盾而格外“接地气”，也因为具有创新精神和时尚气息而受到青年观众的追捧。比如受到争议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其实是一部很严谨的公路片，编导写了精英和草根的对接，很极致，但是很有人情味儿。再比如《小时代》可以说是中国版的《穿普拉达的女王》，是“90后”们的青春梦想，表现的是友情、爱情，主题积极向上。

　　“《失恋33天》《中国合伙人》等因为制作团队年轻化、表达风格时尚化、主题鲜明、紧跟时代、贴近受众，不仅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也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这些影片扩大了现实主义的影像表达，准确表达了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秉持的文化立场、文化操守、文化追求。”李舫分析说。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说，在候选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的《一九四二》、陈凯歌的《搜索》、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这三位大导演的功力是在意料之中的。而意料之外的是青年导演们的锐力。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就开始研究如何破解古装片、武侠片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中国合伙人》《北京遇见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影片破解了理论批评层面一直想破解的难题，为中国电影类型化、多样化作出了贡献。

　　民族、农村、儿童题材影片类型丰富、个性鲜明 

　　一直处于被政府扶持状态的民族、农村、儿童题材电影近两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在突飞猛进。令丁振海难忘的民族电影有《西藏天空》和《唐卡》，这两部电影不但原汁原味地表现了民族风情，还体现出了文化品位和民族精神。而以《百鸟朝凤》《胡巧英告状》为代表的农村电影，也让他不能释怀，这些电影表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村遇到的新问题，面临的新矛盾，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在他看来，被称为“小儿科”的儿童电影却表现出了大情怀。《全城高考》以高考为背景，写的是孩子的成长、家庭的和谐，同样以高考为背景的《青春派》则不回避青春的困惑、成长的烦恼，构思精巧，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对儿童电影颇有研究的侯克明欣喜地说，100多部儿童电影，47部动漫电影不仅是数字的概念，也说明了很多制作人对孩子的关心和爱心。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儿童电影呈现出了类型丰富、个性鲜明的特点，有《我的影子在奔跑》这样的艺术电影，也有《有人赞美智慧，有人则不》这样的新农村电影，从城市到农村、从普通孩子到问题儿童，视角广泛，很多作品都具有深刻的内涵，显示着主创的智慧。

　　饶曙光认为，民族题材电影已经从“过去”“落后”“深山”等固有模式中走了出来，体现了民族题材电影新的创作变化和发展维度。而儿童电影也自觉地尊重孩子的审美情趣，避免了苦难叙事和悲情诉求，像《指尖太阳》等儿童影片都非常富有儿童情趣。农村题材电影也在积极探索新的表达方式，《百鸟朝凤》《索道医生》《吴仁宝》等在叙事上、在人物刻画上下足了功夫。

　　仲呈祥分析说，电影创作要解决好生活和艺术的关系、市场引领和适应的关系，或许一些优秀影片还没有那么多的票房，甚至没能进入院线，但观众在于培养，审美取向需要引领。而坚持传播主流价值、有美学追求的电影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这也应是政府奖该大力提倡的创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