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荧屏热播的电视剧《上阵父子兵》、《火线三兄弟》，讲述的是作为普通百姓的父子、兄弟在日寇入侵、家园危亡的历史关头走上抗日之路的人生历程，因为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历史的表现真实、鲜活、生动，受到观众好评。它们其实是近年来表现底层民众尤其是小人物自发抗争和精神成长的抗战剧的代表，被观众形象地称为“草根抗战剧”。

　　民族历史、民间生态、时代精神

　　鲜活丰富的审美融合

　　这一类抗战剧存在着丰富多样的叙事形态。《血色湘西》、《生死线》、《中国地》、《零炮楼》等作品，聚焦闭塞地区的蒙昧百姓，在备受日寇摧残甚至面临灭顶之灾的境遇中逐渐觉醒、奋起抗争的过程；《川军团血战到底》、《永不磨灭的番号》、《中国骑兵》等，着力展现地方上杂牌部队的惨烈抗战，以及他们身上突出的英雄血性与牺牲精神；《上阵父子兵》、《火线三兄弟》、《乱世三义》等，突出的是乱世民间以血缘伦理和江湖道义为基础而形成的抗战局面，亲情伦理和民族大义相互交织；《桥隆飙》、《民兵葛二蛋》、《一个鬼子都不留》揭示主人公基于个体人生遭遇的抗战与觉悟，带有个体人格成长叙事的性质；《我的兄弟叫顺溜》、《地道英雄》、《水上游击队》等作品则以民间作战方法和战术绝技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叙述。

　　首先，这些抗战剧通过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鲜明、有力地揭示了底层民众弱势、蒙昧、备受摧残却如野草般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和崇高的牺牲精神。战乱年代中的这些底层百姓，大都出现过《血色湘西》、《生死线》、《零炮楼》所描述的因为蒙昧无知而对日寇入侵“不设防”的状态，但《生死线》、《民兵葛二蛋》和《一个鬼子都不留》里日寇烧杀掳掠乃至屠村的暴行，以血的教训一下子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轨迹和人生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许如《一个鬼子都不留》的杀猪匠庄继宗一样谋略贫乏、手段拙劣，也许如《零炮楼》的维持会长贾文清、张亿仓一样历尽磨难、备受委屈，也许如《上阵父子兵》的父亲那样的自保与逃避，但随着战斗历程中个人命运遭遇和整体抗战形势的巨大变化，这些底层民众崇高人格的内在光辉，逐渐地与他们的反抗意志、牺牲精神和不断增长的战斗本领一道，越来越鲜明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草根抗战剧”所表现的这种集体历史命运，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存在着深层的相通之处。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基本审美品质才获得了观众广泛的精神认同和心理亲近感。

　　其次，这些抗战剧以极富原生态色彩的艺术画卷，广泛、精彩地展现了底层民众在民族苦难和抗争的时代命运中的复杂生存状态。“草根抗战剧”大都注重表现乱世的民俗气息、地方色彩与生活质感，同时将审美重心放在人物思想性格不成熟的英雄“前史”，特别是他们身上的民间生活与精神习性遗存方面，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中国底层百姓的生存逻辑、价值准则、心理情感和文化品质，以及这种民间文化在承受悲苦、抗敌御侮的历史节点面前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之上，创作者还以对于世态万象的丰富了解、世事沧桑的深刻认知和自由不羁的审美想象力，通过一个个真实、鲜活而独特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多层次、多侧面地揭示了芸芸众生在遭逢乱世、生死攸关时的复杂生态。可以说，“草根抗战剧”最为重要的审美贡献，就在于展现战乱中气象万千的民间抗争生态，其间包含着相当丰富、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信息，既充分满足了受众的世态认知欲和审美好奇心，又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当代文艺对于民间生态资源、民间文化意蕴的审美发掘。

　　再次，这些抗战剧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建构起了一种民间文化与红色文化、民间良俗与革命伦理良性互动的主题精神走向。《血色湘西》、《生死线》、《中国地》、《零炮楼》、《上阵父子兵》的主体场景都是民间文化主导的百姓生活与斗争，却都设计了一条中共地下党或八路军、新四军的情节线索，其中的艺术匠心，就是要从中显现民间规范与革命伦理的历史与逻辑统一性，并以之为基础达成对民间生活流向和文本主题方向的牵引功能。《火线三兄弟》、《乱世三义》、《一个鬼子都不留》表现英雄人物形象时，也总是在充分展现了他们身上的草莽豪侠气息、农民文化品质之后，还进一步揭示这种草根英雄人格在红色文化价值规范的引导下修炼和蜕变的过程，各路英雄好汉最终或者以草莽英雄的姿态与敌人同归于尽，或者如“百川归海”一样投身到中共革命队伍之中。由此，“草根抗战剧”的意蕴建构就既立足于广袤的民间话语空间，又与时代的主流精神形成了一种“同频共振”的状态，显示出历史性融合的审美特征。

　　江湖化、庸俗化、娱乐化

　　舍本逐末的精神偏失

　　正因为存在这些意蕴建构的独特性，而且普遍表现出情节惊险、人物鲜活、场景刺激、风格粗犷豪壮的艺术优长，所以“草根抗战剧”大都具有良好的收视率，精彩之作也确具独特的艺术光彩。但由于作品数量庞大、内容复杂，也由于“草根”文化的价值两面性和时尚文化的误导，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明显存在，而且还隐含着诸多的审美与精神误区。

　　其一，有些抗战剧存在着将“草根”文化负值当作民间生态规律和精神习性来进行审美认知的现象。某些作品的审美意图也许是探索乱世人性和草莽豪杰人格的复杂性，但创作者不加分析地将江湖匪性、民间陋俗、家族权谋与种种野性而畸形的男女风情，一概作为乱世民风、区域民俗的常态和草莽英雄的独特才干与魅力，来从正面进行大肆铺陈和渲染。这种铺陈与渲染的精神偏失，只要我们将中国民间普遍存在的忠厚品质与淳朴生活，与其在大量“草根抗战剧”中的艺术表现略作比较，即可获得鲜明印象。

　　其二，有些抗战剧存在着主观强化“草根”文化的江湖品格和原始价值观念、战术手段对于乱世人生和民间世态支配功能的现象。某些作品往往刻意强化民间生态的自足自为特征和剧中人物驾驭乱世人生的豪强举措，过度强调“孝”、“义”等传统观念和“强悍”、“野性”等江湖文化气息对人物行为抉择的支配意义，结果在文本审美境界的精神氛围中，似乎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科技、文化、思想观念的种种更新对其都毫无影响。正因为如此，不少作品即使增添了中共地下党或八路军、新四军等情节线索，在文本整体意蕴建构中也显得突兀、生硬和牵强。这种价值倾向及相应的审美描述，遮蔽了现代性文化的历史与道德力量，也导致了人物塑造的“恶劣的个性化”倾向，反而损伤了文本价值的深厚、宽广度。

　　其三，有些抗战剧存在以文化娱乐功能取代历史认知功能、滥用各种通俗文艺和时尚文化俗套胡编乱造的现象。“草根抗战剧”本是一种立足于现代中国民间生活的传奇性审美建构，某些创作者却热衷于“剑走偏锋”，将其与古代英雄传奇和现代武侠、言情文艺的叙事类型进行审美嫁接，或者化用都市娱乐文化的夸张、调笑、戏拟等手法，以博得更好的“眼球效应”。通过这种叙事路径形成的审美境界既缺乏生活基础，又缺乏历史认知的庄严感和历史伦理的敬畏心，由此体现的创作主体精神的浅薄、庸俗与投机性，已经损伤了作品的精神品格。

　　“草根抗战剧”的根本审美优势，在于既拥有现代中国民间战乱史的生活基础，又承接中国古代草莽英雄传奇的审美传统。种种创作误区的出现，则源于创作者放弃或误读了这种审美优势，转而去追求叙事的猎奇性、娱乐化。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创作选择，既隐含着艺术分寸感和审美开掘能力的欠缺，也暴露出创作者精神境界和文化品质的局限。所以，“草根抗战剧”实现审美突破、质量提升的根本途径，在于创作者审美辨析能力的增强和精神文化境界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