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举起手来》这样一部极度夸张、非常不符合历史的抗战题材电影，作家王剑冰质疑，这样的作品会有观众吗？导演的回答是，有，而且很受欢迎，尤其在农村，不管办喜事还是丧事，老百姓都点这个，放映时下边一片欢呼，人们看得很高兴。但是，这依然不能打消王剑冰心中的顾虑：“难道我们就用这种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来教育群众吗？”

　　“过分依靠想象力是可耻的”

　　近日，在由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总政宣传部艺术局、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共同举办的“抗战题材重点扶持项目创作研讨会”上，多位作家、评论家对当前某些抗战题材文艺作品创作脱离实际、胡编乱造、过度娱乐化等怪相提出了质疑。

　　与王剑冰观点相同的，还有中国作协党组成员、评论家李敬泽。在他看来，那些雷人的抗战文艺作品的娱乐化、庸俗化，甚至低俗化，体现的并不仅仅是艺术趣味的低下，更涉及我们民族一些根本的精神问题。“怎么看待抗日战争那段惨痛壮烈的历史，怎么看待前人的流血牺牲？如果说中华民族付出的前所未有的代价、用一千多万人的死亡换来的胜利就是化为了七十年后荧屏前的哈哈一笑，那我觉得我们真是有问题了。”

　　抗战题材作品娱乐化盛行的另一面是历史真实的缺位。“现在很多抗战题材作品，尤其长篇小说，看不出作者写的是哪一场战役，看不到当时任何真实的历史风貌，看不清战争进行的过程，也不讲究战略战术，武器都很不专业。”这是《解放军报》记者、青年评论家傅逸尘在阅读了大量当下抗战题材作品后得出的一个印象。他说，把战争写像了很不容易，当代很多作家恰恰缺少历史与战争的专业知识，写得太不像、太不专业了。抗战的历史和生活都是复杂的，并不会因为作家在写一个类型化的小说时而被抹杀。面对抗日战争这段惨烈悲壮的历史，居然有那么多作品在虚构，创作态度上的随意带来了抗战作品的四个缺乏：缺乏悲剧精神、缺乏悲悯情怀、缺乏存在感、缺乏超越性。他说：“有很多作品想象力过于泛滥。作家写作这样的历史题材时，过分依靠想象力是可耻的。”

　　“当代中国人也要补一补抗战的课”

　　2006年，爱尔兰作家约翰·伯恩出版了小说《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写的是一个纳粹军官的孩子同犹太人的孩子成为好朋友，有一次纳粹军官的孩子穿过铁丝网进到集中营，被父亲下令施放的毒气误杀于毒气室。这部小说出版后立马引起了轰动，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还拍了同名电影，影响广泛。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的作者出生于1971年。同样出生于1971年的青年评论家李东华看了这个故事后感慨道，犹太民族在二战中的苦难遭遇被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和认知，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一点不比犹太人少，却似乎还没有更好地转化为文艺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类似《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辛德勒的名单》这样优秀的作品太少了。“现在经常看到某些日本人对二战历史的否认，当中国的外交部在不停抗议时，我有时候也盼望着我们的文学能发出抗议的声音。”李东华说。

　　面对日本某些人无视历史、颠覆历史的言论，评论家李朝全指出，在驳斥日本人应该好好补课、好好做学生的同时，我们中国人自己也需要补补抗日战争这节课，期待当代作家能够采用文学跟历史结合的手法，正面写写抗战的过程、抗战的胜利，让“80后”、“90后”的读者了解真实的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的苦难与伟大。

　　2015年，中国将迎来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近70年来，中国是否产生了关于这场战争的、同这场战争一样称得上伟大的文艺作品？李敬泽指出，抗战已经过去了将近70年，时间给了我们足够的距离、足够的眼光和力量去透视这段历史。70年来，抗战题材的写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始终是一个很重要的脉络，出现了很多重要的作家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的问题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到了我们这一代作家手里，该怎么去写抗战？“抗战远远没有写尽。如果用很高的标准来衡量，考虑到这是一场中华民族历史上决定命运的战争，我觉得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个真正的经典作品还没有出现。”李敬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