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秀雅宁安，一个古典、宁静而又温润的城市。

　　我喜欢雅安，不只因为她是我的家乡，我从小生于斯长于斯，还因为她能始终保持青翠的颜色和雅致的气质。这是一个能让浮躁的灵魂变得安静的地方，是５·１２地震后大熊猫的避难所，也是传说中女娲补天后的归宿地。所以，雅安是一处颇有仙气的福地，我一直这样认为。

　　可是，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日那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雅安不再安宁。

　　　我和儿子在一起 

　　４月是雅安的雨季，晚上总是爱下雨，而且下得酣畅，下得痛快，一下就是一整夜。第二天，雨停了，一打开窗户，总会有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沐于春风晨露，是雅安馈赠给这方子民绝好的礼物。

　　所以，４月１９日整晚的雨，并没有引起谁的注意，不过是让青衣江的水位高了一些而已。其实，那天傍晚的天空确实不同寻常，乌云翻滚，狂风大作，当地的睛雨表——周公山顶被云层紧紧笼罩，低垂的天幕昏黄暗沉，感觉背后像有一群魔鬼席卷而过。

　　在前面开车的同事说：“看这天气，要出大事了。”

　　“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哦？”我漫不经心的回答，我当然不信，同事也只是随便说说。

　　结果一语成谶，第二天早上，雅安发生了天大的事情。

　　更邪门的是，我２０日早上做的梦，正是地震，梦中的场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正在赶路，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就没有了路，山上的一块巨石正向我滚来，半山是一处被掩埋了一半的房屋，我很想躲开，可是躲不开，石头砸到了我，但能量似乎被削减成了一块泡沫，我没有痛的感觉，我还绕了过去继续赶路，我能准确的判断那是大面积的山体滑坡……

　　梦正在这儿，我突然被沉闷的声响猛的震醒，感觉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推了一下。睁眼一看，床、阳台的窗户、床边的衣帽架都在剧烈的抖动摇摆，同时伴有酒瓶落地的声音、花瓶摔碎的声音以及乱七八糟的东西掉下来的声音……

　　来不及多想，根据“５·１２”的经验，我明白地震发生了，而且烈度不低。

　　我住在五楼，楼层不算高，凭我肤浅的建筑结构知识估计了一下，当前的烈度还不足以使房屋倒塌，得赶紧逃离被窝到空旷的地面。平常儿子都不挨着我睡，由奶奶带着，昨晚是周末，为了拉拢母子感情，我说服他跟我回了家。幸亏这一个念头，让儿子在最需要保护的时候有我在他身边。那天早上儿子９点该去学英语，如果在奶奶家，肯定已经被拉起床了，我也是被７：１０的闹钟闹醒了，平常上班都是这个点必须起床，想想周末不上班，就打算再眯一会儿，不想这一眯就做梦去了，这一梦就是一个真实而可怕的梦！

　　不容再耽误一秒钟，我知道地震的可怕。抱着儿子，拉开门就直奔楼梯而去。我穿的是睡衣，儿子穿的是汗衫和内裤，当然没有来得及穿拖鞋。摇摇晃晃的下到四楼，紧张加余震，感觉体力不支。我放下儿子，说：“航航，快自己跑，妈妈抱不动了。”可是平常跑得挺快的小家伙，这会儿却不动了，拉着我的胳膊直往我怀里钻，可能还没睡醒呢。儿子七岁了，长得不算肥，可也不瘦，五十多斤，抱一会儿可以，时间长了还真吃不消。没办法，豁出去了，我连拽带抱，三五下就把儿子拖到了一楼。

　　这时，我才想起，孩子他爸还没人影呢，昨晚他加班，跟我和儿子“分居”了。我也清楚的记得，在出门时我喊了一声：“地震了，老徐，快跑。”

　　回过头来，看到老公正拿着我的睡袍一路往下狂奔，反应真是够迟钝。不过转念一想，地震真的来了，谁能逃得掉？我的行为只能证明我的冲动和不够理性。

　　这会儿有时间看身边的人了，左右瞅瞅，一下子就能分辨出哪些是懒虫，哪些是睡不着觉的；哪些是胆大的，哪些是胆小的。穿睡衣的不止我一个，但像我这样光着脚的，好象只有我和儿子，停车场里的小石子把脚磕疼了，儿子怪我：“妈，咋个鞋都没给我穿？”

　　“儿子，在鞋和命之间，妈妈要选择逃命得嘛！”

　　“再忙着逃命也要把鞋和衣服穿上嘛，你看，我穿一条内裤就下楼了，多丢人。”

　　“为了保命，只有先不要鞋和衣服了嘛。”

　　“唔……，女人就是胆小。”

　　我无语。

　　　我和媒体在一起 

　　知道震中在雅安芦山，我着实吃惊不小，以往只能在电视里才能见到的画面，一下子呼啦啦的全涌到你的眼前，那种感觉不只是恐怖。看着不断上升的地震伤亡人数，看着那段不断重复播出的重庆某某大桥在地震中的视频画面，震中的芦山，你怎么样？我想这时，全中国的同胞和我是一样的心情：揪心！

　　２０个小时以后，我到了芦山，平时车行只需３８公里到达，今天的车行里程数是２０８公里，其间的坎坷曲折略过。

　　我的目的地，也是我的工作岗位，是芦山县广播电视中心，也是地震发生后的新闻中心，雅安市宣传工作组前线指挥部。这幢大楼历经７．０级地震洗劫，从肉眼看去，结构基本完好，填充墙、装修层严重损毁，地上的地板砖踩上去咔吱咔吱，楼顶上的天花板摇摇欲坠。

　　地震发生后，和志愿者、救援部队一样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的，是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作为媒体的后勤人员，我还没到，我的服务对象已经先我到达了。他们有的是随救援部队的车来的，有的是自己开了十多个小时的车赶来的，有从雅安搭摩的来的，还有徒步从雅安走过来的。

　　在街道临时设置的媒体接待处，操着不同口音的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示下进行验证登记后，立即在夜色中奔赴各个灾害发生点。正是因为有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行进在余震频繁的震中，才让我们看到了把生命高高举起的第一组视频；也是根据他们了解到的最新灾情，我们的救援行动才能够高效而又有条不紊地开展。

　　大家都知道，在采访过程中，电力、通讯和网络是最基本的条件，但由于地震破坏，电路和通讯线路尚未抢通，新闻中心只能为记者提供应急电源，通讯经常中断，只有短信勉强畅通，记者写稿件基本靠手机，发稿件基本靠信息，手机充电只能满街找发电机。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经初步统计，我们的记者在４月２５日上午９时前，中央主要媒体就已经推出这次地震的相关报道３１００余篇（条），省外媒体推出报道４８００余篇（条），省直媒体推出报道８４００余篇（条）。而这时，在雅安的境内外媒体数量约为４６０余家近８００名新闻记者。

　　这些新闻工作者有老有少。年龄从５０后到９０后，每天早出晚归，背着几块面包和一瓶水就去一线采访，傍晚回来时又啃着饼干写稿子到深夜，经常连盒饭也吃不上，等写完稿子想法设法上传回本单位，完成当天的任务，大多数时间是在第二天的凌晨１点以后了，这才草草找个地方休息。

　　刚去灾区的前几天，由于帐篷缺乏，所谓的休息也就是在新闻中心大厅或楼梯间的地板上随便铺上几张纸板、一个睡袋，或者两个硬凳拼上就算是床了。到后来帐篷的问题解决了，完成采访任务后才勉强能睡上四五个小时，但还有很多记者为了工作方便不睡帐篷，仍在工作岗位随便找个地儿凑合着休息，劝也劝不回。

　　那天晚上湖北日报一位五十多岁姓李的资深记者，在领到棉被后那副满足的表情；以及北京周报的那几位年轻的记者，在听说可以在相对清静的指挥部临时办公室地板上睡觉时不停言谢的场景，都让我深感愧疚，我们能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实在是太差太少了！

　　刚刚写到这儿，就有一个电话打进来，对方先自报家门，是四川在线的记者，然后说了一番不好意思打扰了的客套话，我估摸着是不是找不着睡觉的地方要我协调了呢，问了才知道是找我询问雅安就大雨可能产生的地质灾害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因为今天省气象台刚刚发布了这两天雅安有局部大雨的气象预告。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只能向他提供抗震救灾指挥部相关工作组的联系人电话，以供采访，低头看看电脑上的时间，是４月２７日凌晨０：４０。

　　　我和志愿者在一起 

　　志愿者，多么温暖的称呼，这是一群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热心人。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地震，通过自发组织和招募，仅芦山县境内，就约为６０００余名志愿者自觉参加到抗震救灾中来。

　　他们中有学生、医务工作者，有老师，也有社会爱心人士。一听到震中在芦山，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朝着一个方向奔来，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为救援者和受灾群众提供服务和救助，默默无闻的行动在我们看不到的每个角落。

　　我在去芦山的路上就享受到了志愿服务，在２１日凌晨的汽车里吃了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还喝了一杯热开水，那是这些年来我吃到的味道最好的方便面，连白开水都感觉是甜的。

　　以后，我又喝过他们熬的粥，吃过他们做的盒饭，睡过他们搭的帐篷。在接受他们帮助的时候，我总是有占了别人便宜的感觉，但每次看到他们真诚的笑脸和热情的招呼，又让我不自觉的凑了上去。

　　和他们接触后才知道，其实，每位志愿者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志愿者王建军是山西省阳城县的一位乡村医生，今年５３岁，在村里的乡村医疗服务站工作。这个服务站，实际就是他个人出资开的一家私人诊所，儿子儿媳均在阳城县医院上班。地震发生后，儿子和儿媳妇都想到灾区做志愿者，考虑到孙子才２岁，需要照顾，他劝阻了儿子和儿媳，决定独自到灾区做志愿者。２０号从阳城出发，乘火车、转汽车、搭摩的、徒步辗转赶到芦山已是第三天下午。到了才发现因为走得急，竟忘了带行医证，身上只揣了防疫证，所以原本打算到一线抢救伤员的计划只能搁下，干上了卫生防疫工作。

　　自从王建军到了以后，我们这个片区，包括新闻中心、各单位的临时指挥部或公地点、芦山县医院等办公及救援场所，每天都能看到一位身着白色防疫服的志愿者，背着消毒水，认真的做着卫生防疫工作。他起得早，休息得晚，早上不到八点钟就开始忙碌了，饿了就吃点干粮，渴了就喝一口凉水，一天要用完几十桶消毒水，直到累得连腰都直不起了，才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我们单位的一位同事和他是老乡，趁他休息的空隙和他聊了几句，才知道他在家里虽然开了诊所卖药，但经常都有一部分病人收不到钱。这部分病人大多是去山西煤矿做工的四川农民工，由于煤矿老板经常欠他们的工钱，他们生病了又不能不看病，看病就得开药，没钱怎么办，只能赊着。看一次赊一次，一年半载下来，欠下的药费总计居然就超过了３万元。民工走的时候来告诉他，煤矿老板给的钱太少，除了车费没剩下多少了，如果再付了药费，就只有空着口袋回去了。王建军想想说：“你走吧，钱不要了”。这么多年了，他还这么开着这个小诊所，有没有盈利他没说，大概也从来没有算过账。

　　另外两名志愿者我想说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斯洛伐克华侨和一位四川自贡的中年妇女，这两位志愿者到芦山之前，已经先去了宝兴灵关，在那儿做了两天的志愿服务以后，从宝兴返回芦山，由于灵关至芦山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他们俩人冒着路上泥石流和飞石坠落的危险，徒步十多公里走到了芦山。我想只有具备了一种坚强的信念，才能让这位７０多岁的老华侨走这么远。

　　４月２３日中午，我在媒体接待处低头编发采访线索，因为这两天是记者到达和采访高峰期，做后勤服务的，作息时间基本和记者同步，和我平时的作息时间就不同步了。生物钟转换，身体不适应，就有些不听使唤，双眼皮沉重得只想打架，肩背都感觉酸痛，脚也有些肿了。我这种症状适用于身边工作的所有的人，所以这两个志愿者就很受欢迎。

　　我问她们：“按摩后感觉怎样？”

　　“太舒服了，累了这几天，浑身酸痛，经大爷一按摩，感觉轻松多了！”

　　“这位姐姐还告诉我要怎么调理身体，普及保健知识，很受启发哦！”

　　看来志愿服务是有效的，我也就不客气的享受了一下国际友人的爱心服务，按摩完后的感觉像是喝了杯咖啡，提神醒脑！

　　过了会儿，那位中年女子接了个电话，然后就听她大声说：“他为啥子要跟我闹离婚嘛，就因为我到灾区做志愿者，没有照顾孩子，他还骂我神经病。不管他要怎么的，我是一定要来灾区的，没有别的想法，就想为灾区的群众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也有错吗？”

　　她告诉我，她有一对女儿，大的１２岁，小的９岁，丈夫因为不赞成她做志愿者，对孩子不管不顾，还要和她闹离婚。可是她坚持不回去，她说还要去乡、镇、村为村民和救援者提供志愿服务，争取再呆两三天。

　　我不知道怎么应对，说什么都觉得不合适，只能沉默。

　　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我不能一一描述，他们结伴或独行，自发或组织，轻松或沉重，但到雅安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支援灾区，传递爱心，帮助受灾群众，与灾区人民同心协力，共渡难关，战胜困难。

　　后记： 

　　不仅媒体、志愿者，还有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医务工作者、武警部队官兵在地震发生后，都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和广大群众一起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这样的片断太多，我只能撷取一二。在雅安，在芦山，在宝兴、在天全……无论你看没看到，听没听说，我们的同胞就在那里，全国人民的心就在那里，人间的大爱就在那里，和你在一起，和灾区群众在一起！

　　（作者为雅安文联秘书长周友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