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李树喜  时间：7月22日  地点：燕赵讲坛 

　　诗词是中华文化王冠上的明珠，是中华文化最具光彩和魅力的篇章，可以称为中华文化的基因（DNA）。

　　从传说尧时代的“卿云”发端，经过《诗经》、楚辞、汉魏古诗，以至唐诗宋词元曲，诗词绵延两千多年，一路走来，一路变化，一路创新，虽有曲折，但从来没有消亡和停滞。在中华民族和社会复兴的今天，中华诗词出现了复兴和繁荣的趋势。成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重要部分，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诗词当随时代 

　　“笔墨当随时代”，一种文学艺术样式有无生命力和能否为大众接受，在于能否反映时代生活。诗词亦当如此。

　　早在1955年台湾诗人节，于右任老先生就说，诗词应当“一，发扬时代的精神；二，便利大众的欣赏。盖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抛弃，远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此时之诗，非少数者悠闲之文艺，而应为大众立心立命之文艺。”如此“革命”的提法，曾经使我们某些文艺评论家惊愕。其实，诗词与时代相随、与大众相连，是一切开明的前瞻的文化工作者和诗人的共识和追求。一部文学史或诗词史，实际上也是在时代不断演进中适应时代的历史。

　　我们看到，在世纪交接的时代，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华诗词，经历复苏，走向复兴和初见繁荣，展现出空前活力和时代精神。

　　说诗词初见繁荣，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春潮初起，波澜壮阔；二是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三是完全可以反映时代生活。

　　在创作题材和内容方面，国际国内大事，社会生活，个人经历，艰苦磨难，日常情趣，旅游咏物，田园风光，哲思感悟，朋友酬答，内心独白，相思爱情……纷纷入诗，各具风采。

　　近年来，每逢大事、节庆、纪念日都有大批诗作产生。在纪念香港回归诗词大赛中，贺苏老人的“七月珠还日，百年雪耻时。老夫今有幸，不写示儿诗”。短短二十字，形象，深沉，道出了一位爱国老人的心声。建党九十周年，一则《天净沙·航船》是这样写的：

　　乌云密布江南，嘉兴湖上风帆，尽处青山辽远。

　　心中有岸，管他多少礁滩！

　　马凯同志在陪同温家宝总理日理万机的抗震工作中，写出诗歌数十首。其中：“惊天地，泣鬼神，五州叹，四海钦。多难兴邦缘何在，临危万众共一心。顶天立地何为本，日月同辉大写人”的诗句，歌颂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

　　令狐安的《维权曲》是这样写的：

　　权柄握在手，方知执政难。建国近甲子，教训万万千。多少官僚变，重蹈旧权奸。狐鼠横行处，敛财不避嫌。沉湎钱与位，早忘甲申年。

　　作为纪律检察方面的领导干部，深刻思考，大胆鞭斥，诗见情怀，难能可贵。

　　还有，大批反映农民和基层的诗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吕子房的《浪淘沙·巴山背哥》写道：

　　小子走巴山，踏遍渝川。背星背月背朝天。呵嗬一声忙拄地，仰首岩悬。

　　日夜顶风寒，脚破鞋穿。为儿为母为家园。苦命二哥背不尽，背起人间。

　　写小人物的环境艰窘和拼命生活，画面生动，跃然纸上，一呼一叹，动人心魄。

　　爱情是诗歌的永恒主题。红豆大奖赛一首获奖诗“南国春风路几千，骊歌声里柳含烟。夕阳一点如红豆，已把相思写满天。”形象、概括、洗练，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为人所公认的佳句。

　　古代社会不可能涉足的失恋题材，在女青年吴菲笔下别有韵味，其《清平乐·失恋之后》是这样写的：

　　晓风吹送，回首些些痛。燕婉深盟终底用？不过槐安旧梦。城郊紫陌荒寒，因缘世界三千。扫取颓枝怨叶，烧成一个春天！

　　尤其是下半阙和结句，颇有新诗的意像和风格，且又是诗词的形式。其爱情观及其大胆表述，充满时代气息。

　　再如李申一首《送儿出国》题材的五绝，更道出天下父母的心声：“叮咛千百遍，默默理征衣。天下爹娘愿，盼飞还盼归”……等等。

　　重要的是，诗人们没有放下批判谕讽的传统武器。

　　社会是在矛盾中行进的。任何昌明的社会，有光明也有黑暗、昏暗或不平。只有揭露、批评、消除阴暗因素，社会才能更健康地前进。

　　咏史怀古题材也老树新花，多有收获。李树喜在其七律《苏武事迹》写道：

　　持节匈奴两鬓稀，兄亡弟殁各无知。李陵规劝先啼泪，卫律威逼徒费辞。

　　水草丰盛大泽畔，胡妻柔顺洽欢时。子卿北地寻余脉，通国还朝擎汉旗。

　　这首七律，实际是追本穷源，矫正偏见，重描了苏武的史实：虽则不幸，亦非身处绝境；虽有刚毅，亦有柔情。苏武流放地贝加尔湖一带水草丰美，后期经常得到美酒等生活用品的馈赠；苏武与胡妇成婚生子，其子在苏武年迈时召回汉室为郎……匈奴亦非青面獠牙，汉庭多有处置失当——历史事件也是复杂的多面体。

　　此外，关于哲思和感悟心路历程的诗句，也时见光芒，如李申的偶得句：

　　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复复山。

　　情绪浓浓淡淡酒，收成雨雨风风年。

　　宋晓梧的佛魔：

　　魔为偏执佛，佛是端正魔。

　　细数千秋史，佛魔一纸隔！

　　哲思，彻悟，于平白之间。

　　总之，孔夫子说的“兴观群怨”的功能于当代诗词都有表现，且更见广泛、深刻。由此表现了中华诗词的深伟的蕴力和活力。

　　支撑时代精神的三要素 

　　构成诗词时代精神的要素，大略是三个方面：

　　（一）相当的数量与质量

　　当代诗词同历史上的诗词高峰相比，究竟怎么样呢？

　　首先，诗词尤其是词，以毛泽东为代表，呈现一大高峰。当代诗人聂绀弩、刘征等的创新与作品，庶几与过去的高峰比肩。一批具有新的意象，新的视角，新的语言，新的哲思的好诗词、诗句，如珠似玉。如刘征《水调歌头·中秋赏月》：“我谓月，且欢笑，勿神伤。管它阴晴圆缺，只当捉迷藏”的豁达奇语。

　　《卜算子》：“且莫叹荆榛，毕竟多芳草。检点人间万古愁，一点丁丁小”的哲思、彻悟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对于当代诗词的基本估计是：数量，绝对超过以往；精品，亦有相当篇章。

　　当然，当代的大家、名家不及以往那样耀眼，精品的比例尚远不如唐宋。下大力气提高质量多出精品，是首要任务。

　　（二）显著的特色优势

　　精短，典雅，押韵，上口，便于记忆，易于流传，诗词原有的优势，在快节奏的当今环境中充分展现。更能契合社会氛围和大众需求，显示着蕴力、魅力、耐力。我们不妨做些比较。关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名篇，茅盾1923年译本是：

　　我一生最宝贵：恋爱与自由。为了恋爱的原故，生命可以舍去；

　　但为了自由的原故，我将欢欢喜喜地把恋爱舍去！

　　而殷夫1929年的译本是：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同一作品，都是名家。由于形式不同，效果和社会影响显然不同。优势在诗词方面。

　　（三）空前的社会支撑

　　从实践论的角度看，大众的认同和流传，是检验文化艺术包括新诗旧诗重要乃至唯一的标准。

　　如果要问，当今什么文化艺术形式离我们最近，接触最早？答案是诗词。以儿童普遍学习“鹅，鹅，鹅”和“床前明月光”为例，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无疑要对此有最简单和基本的接触。特别指出，随着社会成员文化水准的普遍提高，更多的人（全国以百万计）接触、了解和喜爱诗词并且提笔写作，这种认同和普及，使得诗词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支撑，具有广阔的复兴和繁荣前景。

　　诗词的社会环境与角色担当 

　　当今社会环境对诗词的影响表现为两重性，一方面，社会发展有利于诗词复兴；一方面，文化的丰富多样约束和限制了诗词的独尊。

　　封建社会中，诗词长期处于尊贵地位。科举考试必有诗词，清朝甚至明确由皇家钦定用韵。兼之诗词形式短小精悍，概括力强，有韵律，易传播，没有其他艺术形式与之匹敌、并列，使之成为独领风骚的艺术形式。

　　当今时代，文化艺术呈现多种样式，且平面媒体和电视广播以及网络的兴起，使得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有多项选择。在诸多文学形式中，诗词不再是文人必须掌握的，不是最时髦和最有视觉冲击力的。精品佳句不少，流行传唱不多。然而，经过分辨、思考发现，诗词能够融入社会而不被排斥，很可能出现新的繁荣和普及。虽然不再是独领风骚，但也是传统和现代谐和、风流独俱的角色！

　　总之，与时俱进，继承创新，求正容变，众多社会成员参与，大批量较高水准的作品反映丰富多彩的时代生活，就是诗词的时代精神。

　　诗词的功用：不必匡时济世，独领风骚，但可愉悦身心，和谐社会。

　　诗词面临新课题 

　　从两方面看，初见繁荣的同时，亦有误区和偏颇，本人以为突出在两个方面：

　　（一）脱离现实，盲目复古

　　有一种主张，回避社会，远离大众；完全置身于个人天地，自我陶醉，对社会一概采取冷漠质疑、排斥和批判态度；甚至提出“回到唐宋”的口号。

　　其实，历史上任何成功的复兴或复古都是改革，而不是倒退、回到原来。清代叶燮指出：“诗词正变几千年，盛衰之所以然。”诗词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一样，不可能回到唐宋，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

　　有一种倾向，故弄玄虚，生僻艰深。别人看不明白，自己说不清楚。

　　无疑，民众了解、广泛流传的当然是通俗晓畅的作品。艰难用典，拮据聱牙，何从欣赏！“细数流传千古句，皆从平白语中来。”信然。

　　（二）标语口号，世纪诗病

　　当今时代，国泰民安，形势好，节庆多。有关节庆和纪念题材的诗，易将事件和政策术语入诗，易生豪言壮语，易搬用标语口号和套话，成为“伟大的空话”，姑且称作“盛世诗病”。政论可以如此，报告可以如此，外交辞令可以如此，但写诗则断不可以如此。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遗憾的是，当前这类作品较多，甚至包括一些大赛中获奖的作品。应当尽量避免。

　　如何解决诗词较为突出和普遍的问题？从写作的角度是：大处着眼，细部着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方是功夫。更是古来诗人成功的要诀之一。

　　诗词的美妙和感染力得之于细节的描写。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写爱情也；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初春也；刘禹锡“朱鹊桥边野草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写变迁也；辛弃疾“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写春夜也；毛泽东“弹洞前村壁”写现代战争也；“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写行军也。尤其是孟郊的《游子吟》：以细线、寸草寄情，以“密密缝”写母爱，朴实真挚，深刻动人，千百年来为人们喜爱。

　　回看毛泽东的词作，小到《忆秦娥·娄山关》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大到《沁园春·雪》，其中不曾有“革命”、“红军”等政治词语，但其间包括着浓烈的革命和光明的内涵。是用艺术形象而不是用概念说话。就写诗而言，立意高、气魄大和具体描写非但不矛盾，反而是依赖于具体、鲜活的描写。

　　近来看到记某山村乒乓球台的七律（作者是李栋恒中将）：

　　水泥台面带残冰，楚汉相分一草绳。陋拍锯磨粘贴就，瘪球烫复往来仍。

　　露天时有风参战，入暮唯凭月作灯。莫笑抽拉姿不雅，兴如奥运各逞能。

　　细节，生动，风趣，高超！

　　又如获建党九十周年大奖赛一等奖徐绪明的《鹧鸪天》：

　　合是梅花清秀姿，生来不怕雪霜欺。一从亮相南湖后，九十年来放愈奇。

　　勤管理，莫松弛，务防虫蛀干和枝。植根大地春长驻，花俏花香无尽时。

　　作品以梅花喻党，着力细节描绘，摆脱大话套话，得奖理所当然。

　　诚然，我们不排除豪言壮语和大气魄。而是要大得有理、适度，有奇思妙语。主要着力点是描细节，塑形象，用艺术的形象的语言写诗。

　　诗词创新五题 

　　如何解决诗词较为突出和普遍的问题？从写作的角度是：

　　（一）创意

　　诗词，是创造性的文化艺术果实。

　　创造是人才最基本的属性。诗人更是如此。“创作”二字，创是统帅，是灵魂。创是纲，作是目。创造就是出新，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展现个性，或立意，或章法，或语言，或意象，或哲思，探索或完成前所未有的东西。《白石道人诗说》云：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则不俗。

　　袁枚说：“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就是如此。

　　创造并不神秘，万绿丛中一点红是创造，万丛中一点绿也是创造，人无我有是创造，人有我新也是创造，超越别人是创造，超越自我更是创造。“要教读者眼前亮，自己先须亮起来”。就诗词而言，奇词丽句是创造，用平白之语表达深邃的思想和意境更是创造。“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伟大诗人李白所重、所行的正是“清发”二字。杜甫说“白也诗无敌，飘然逸不群”，“无敌”者在于“不群”也。

　　当然，人们一般在创造之前都有一个模仿的过程。而近现代人普遍的问题是积累过多过久，而创造开始太晚。

　　作为当代诗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刘征的诗词总是充满创意的。他自创词牌《蜂儿闹》，描绘蜜蜂“辛勤最是君行早，为酿生活好。万口杭育，声超丝竹，哑了千山鸟”的浩大声势。

　　诗人刘章的《山行》：

　　秋日寻诗去，山深石径斜，独行无向导，一路问黄花。

　　清代施润章也有一首《山行》诗：

　　野寺分晴树，山亭过晚霞，春深无客到，一路落松花。

　　相比之下，刘章是独行寻诗，只有黄花指路。是另辟蹊径，深化了主题，美化了景物，融合了自我，这就是创造和超越。

　　作为精神文化产品，诗词与生活消费品迥然不同的是：后者需要大路货而前者只需精品。大千世界，诗家以百万计，诗篇以千万计。社会需要和能够流传的不在数量而是质量。精品源于创造，创造是诗词之魂，创意，诗之帅也。正所谓：“姹紫嫣红等闲看，奇思创意是诗魂。”

　　（二）浪漫

　　浪漫，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属性，更是诗的本征。将生活艺术化，就必须借助于想象和夸张等手段，只要起意为诗，浪漫就在其中了。如《鹳雀楼》中：“黄河入海流”，诗写得出，摄影绘画都难以作为。

　　传统评论以唐宋风格迥异，又以豪放、婉约分流李杜苏辛白石易安之辈。现代评论家把作家诗人分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类，都是偏颇。其实，凡大家都是现实、浪漫兼有，豪放婉约相济。例如杜甫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青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通篇都是在想象，是所见的古人描写妻子形态的最直描的唯美的诗句，充满浪漫和柔情。

　　（三）环境

　　有一句话叫作“愤怒出诗人”，或者是逆境出诗人。司马迁说过，“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苏东坡也遭受过“乌台诗案”，清朝学者赵翼“题元遗山集”的七律写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说的是元朝大诗人的元好问的成就和他颠沛流离、身多不幸有关。后人多有引用，甚至还将“国家不幸诗家幸”视为经典和规律性总结。

　　的确，诗人的丰富阅历尤其是逆境和苦难，能使之深刻了解社会人生，生发出深沉的思考和强烈的表现欲望。表现为作品的广深、沉郁丰富多姿。然而，苦难和逆境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苦难有用处、有价值，但显然不应是愈苦难愈好。如果屈原、杜甫一类文人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连读书识字都无机会，他们有可能写出名垂千古的诗篇吗？曹雪芹逆境中完成《红楼梦》鸿篇巨制，虽然艰苦，毕竟有西山茅屋可居，有粥可食，有文房四宝可用。实际上，百姓最悲惨、艰窘的生活状况，不是身处其境的农民妇女写出的；最动人心魄的爱情悲剧，也不是出自梁山伯祝英台杨贵妃白蛇们的手笔，而是像白居易、洪昇这样的写家。白居易没有卖过炭，却可以发出“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感叹。就白居易的人生际遇而言，虽受过贬斥和曲折，终其一生还是比较顺利和得意的。其他富贵顺境的文人也有过相当精彩的作品。苦难，不是成就文化诗词的唯一条件而只是相对的。逆境出诗人和“国家不幸诗家兴”只是一种现象不是铁定的规律。

　　好的社会环境，可以实现文化繁荣，可以激发豪情，唱出时代强音。同时，社会毕竟还有负面因素，个体毕竟还有悲欢离合，人人可得而抒发胸臆，唱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们总不能为了“逆境”，人为地制造不幸和苦难吧！

　　因此，对于文人诗家，不是要其陷入痛苦，而是要其对社会进行深入的观察、体验和思考。与社会同脉搏，与大众共心声，如此，才能够写出好作品来。我对青年诗人的希望是：“人生际遇好，社会感悟深”。如做到，则最好！

　　（四）讽谕

　　毛泽东谈到诗词功能时也说，“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一般认为，兴，是为国家社会服务；观，是观察辨别思考； 群，是群体和谐；怨，是讽刺批评社会黑暗现象，也被称为“讽谕”，兼有劝解、批评和讽刺的涵义。历代文人重视独立品格和批评功能，留下大量尖锐、犀利充满战斗性的诗篇。如《诗经》的《伐檀》和《硕鼠》等。唐代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悯农诗）和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属于讽谕一类。

　　改革开放，社会繁荣，人文和谐，讽刺功能是否就罢而不用了呢？是不是就把批评的武器刀枪入库呢？不是。社会是在矛盾中行进的。任何昌明的社会，有光明也有黑暗，昏暗或不平。只有揭露、批评、消除阴暗因素，社会才能更健康前进。现代诗人已经拿起了批评的武器写出了大量篇章，例如，《中华诗词》的“刺玫瑰”专栏，就以专门发表讽刺诗博得各界好评。

　　讽刺诗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

　　张智深五绝《下马石》：

　　独立皇陵侧，端居孔庙前。千官皆下马，一石冷无言。

　　以下马为题，描绘官员下马后，下马石的冷峻无言，用语双关，寓意深刻。

　　诗词当随时代。我们是时代的歌者和思想者。因而，歌颂和讽谕是包括诗词的文化艺术社会功能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讽谕不可免，而那种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诗词不能“歌德”、只能以批评为主，显然也是片面的。

　　（五）谋篇

　　整体顺畅，中间有起伏有波澜，调料，调色。文似看山不喜平偏向不平觅好诗。

　　尾要结住，或总结魔佛一纸隔；或发挥官权哪个靠读书；或转折不知该打谁；或反问一生真伪有谁知古来征战几人回，天下何人不识君（叹号问号，不妨使用些）；或突兀鱼鳖几回捉来放，有人跳下放生桥突然一棒，细想有理，神来之笔；或反义（一般用于咏史项羽，曹操）。

　　在笔法上，景物要真实，下笔有虚实（理念虚词结合）手法别太老实，做人要老实，做诗要灵通，（变花样花招）。总之创意出新，大处着眼，细部着手。

　　还须指出，为诗，与其说具有理论的品格，不如说更有实践的品格。“平仄格律”和“基本技法”之类要学。但要拿得起，放得下，不可过于依赖和拘泥——按照本本和作法之类，很难写出好诗。

　　尊重艺术规律，要“三不为”：不为口号（大话），不写报告（套话），不作歌谣（俗话）；“二为”：为自己抒写性情，为读者欣赏共鸣——真情和个性而已。

　　尔后，引用我的一则小词《清平乐·诗史》：

　　诗三百好，更有卿云早。秦火炎炎烧未了，屈宋建安佼佼。

　　北南魏晋梁陈，诗词逐代出新。李杜堪师不仿，一心要写吾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