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雪纷飞的岁末，本报记者敲开一位位文化大家的房门。这是辞别旧岁之际，我们对既往工作的回望、对文化传承的致敬；这是迎接新春之时，我们对生命记忆的问候、对未来路向的叩问。

　　这里与读者见面的10位文化大家，都曾是人民日报文苑副刊“足音”的主角。以关注文化大家为旨归的“足音”，自2009年创办已迎来70余位主人公。他们或青灯黄卷、秉烛探幽，追问中国传统的玄妙深意；或椎心泣血、孜孜不倦，探寻中国梦想的无穷可能；或纵横捭阖、戮力前行，推动中国文化的繁荣昌盛——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已悄悄辞别尘世，在众声喧哗中远行。

　　足音跫然，余情缭绕。今天，我们再次走近这些大家，不仅为了表达我们内心的敬意，更是为了表达我们对文化价值的思索、对生命内涵的诠释。感谢他们，祝福他们！

　　且行，且思，且珍惜。

　　——编者

　　何兆武

　　读书寻净土

　　闭门望远山

　　12月的北京，当我与同事走进某医院的老年病房时，何兆武正躺在病床上看书。见到我们来看望他，老人很快乐也很惊讶。尽管我一再解释，曾于某年某月登门拜访，后来还写了一篇采访文章、邮寄了样报，但老人终归还是拍拍额头，笑道：记不起来了，我这脑袋，不记事了。

　　何兆武今年九十有二。两年前，在他九十大寿前夕，人民日报“足音”栏目曾发过一篇写他的文章。那时候，一场小感冒却让他住进了医院。那篇文章写道，住院的何兆武，每天做的一件事就是躺在病床上读《资治通鉴》。我此次来访，特意留心了一下，想看看他如今在读些什么书。还是《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的，字是竖排的，封面都泛黄了。见我们关心他在读什么书，老人把眼镜往脑门上一推，把手中那本《资治通鉴》递给了我，说：“这个书好！20多本，每次读都会有收获。最近我在读郭子仪，这个人戎马一生，屡建奇功，在中唐之后举足轻重，但是又不被他人猜忌——他很了不起！”

　　谈到历史，老人神采飞舞。他引经据典，给我们讲了不少历史典故，来证明郭子仪的不同寻常。他每讲一段故事，都会同时把自己的感受与评价说出来。他的思维很清晰，精神也显得很不错。他的容貌，看上去确实很衰老了，但他的神情，某一瞬间却让人觉得像个孩子。听他说话，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面对这样一位老者，我们似乎没有一丁点儿紧张，因为他让人感到他是豁达的，是澄澈的——这也许是人活到一定岁数、书读到一定程度，才能达到的境界。

　　（记者　张健）

　　谢辰生

　　青山今未老

　　有言人不轻

　　12月11日，人民大会堂山东厅，纪念《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30年的座谈会即将召开。离会议召开还有半小时， 作为该法律的起草者之一，92岁的谢辰生已安静地坐在位置上，仔细翻阅着自己写的长达七页的发言稿。不出所料，所谈内容又是充满忧虑：《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几种错误倾向》，一如此前“足音”大标题所言：《谢辰生，“直言”与“直书”》。谢老穿了一件中式棉衣，脸颊清瘦，不断地有人上前与他打招呼、合影，谢老一次次微笑着站起来、坐下，再站起来、再坐下……

　　虽已年逾九旬，为文物保护而奔波依然是他的常态：刚从安徽参加学术会议回来，就忙着去上海，紧接着马不停蹄地去新疆……退休快20年了，除了前两年生大病不得不在医院待着，谢老的足迹遍布中国文物保护的现场。

　　今年最让他开心的，是《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在编纂完成66年后首次公开出版，9卷三大册收录了15245件中国流失至日本的文物。正是从参与《目录》编写时起，谢老开始与中国文物事业相依相伴。1946年，他随大哥、史学家谢国桢去上海，由文物专家徐森玉举荐担任郑振铎的助手，并参与徐森玉主持的《目录》编制。如今，负责《目录》工作的5人中，仅他一人健在。

　　与谢老曾经一同奋斗的文物界老同志正在一个个离开。去年是徐苹芳，今年是罗哲文。每一次看谢老出席他们的追悼会时低着头、沉默着、缓缓走过的身影，就觉得他分外孤单。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所说，正是谢老和众多专家的一次次秉笔直书，许多文化遗迹得以保全，许多错误做法得以纠正。青山在，人未老，中国的文物保护感谢有他。

　　（记者　杨雪梅）

　　贺友直

　　白日不到处

　　青春恰自来

　　上海的冬天雨多，敲了两下门，雨声几乎遮盖了敲门声，正在犹豫是不是打个电话，里弄的铁门“吱呀”一声开了，抬头看，二楼逼仄的楼梯间候着的那位认真、风趣、灵活的老爷子正是贺友直先生！

　　端着老爷子亲手为我沏的普洱茶，隔着一张旧时年间的饭桌（据说也是每天画画的书案），眼前这位阅历过将近一个世纪人事变迁、额头几乎不见皱纹、情感温润细腻的老人，无疑是一个艺术生命的奇迹。

　　民生银行每年都要出记事日历本，今年又增加了台历，日历本和台历里的画都请老爷子画，他已经画好了。“我画画构思时间长，出手很快。比方说台历必须体现‘民生’，我把12个月分成吃穿住行四部分，每部分三张画，每张画代表一段历史，如‘行’，从步行到自行车到小汽车，小汽车停在那里，把老婆、孩子让进车里，爹和娘却远远地羡慕地看着，隐藏着对不孝之子的讽刺，构思巧不巧？”老爷子得意洋洋地追问。

　　住了56年的斗室清雅有致，窗外的汽车喇叭声和隔壁邻居的说话声清晰可闻，这些几十年的声音、人、环境是吸引老爷子的“磁场”。“我专画小东西。人家都说贺友直聪明，我的聪明在于我定位清楚。我一画连环画就聪明，画别的纯艺术的东西，脑子就空了。我就是参天乔木间的低低青苔，一个人不论是乔木、灌木还是青苔，都要充分利用周围的空间和环境发育好，长好。这就可以了！青苔不要嫉妒松树。”

　　掩上铁门前，蓦然发现，90岁的老爷子还站在楼梯口，手不抖，眼不花，头发一多半还是黑色。耳边似乎又听到他刚刚开的玩笑：“您今天让我破费了，我一早就打开了空调。你们北方人怕冷。”

　　（记者　刘琼）

　　王尧

　　藏学之相承

　　生命所相系

　　拜访王尧的那天特别冷，堪比往年的三九天。出中央民族大学西门，过古刹法华寺，虬枝朝天的枯树旁一幢黄色高楼，便是王老的住处。王先生让进如约而至的我们，好像招待熟识的门下弟子，两杯温热的红茶立刻驱走了访客身上的寒意，主人一口乡音不改的苏北话，始终不离藏文化。

　　听到我们对藏学感兴趣，老人家如遇知音，从他的藏学启蒙老师于道泉先生的家世以及他由于为访华的泰戈尔担任翻译，偶然走上学术之路，一直讲到自己如何跟从于道泉先生研习藏学、与藏族同胞情同手足的交往。

　　眼前的王老已85岁，用他自己的话说，已至“人生晚境”，虽然行动起来略显不便，但仍是有空就去参加有关藏学的活动，上周还到中国社科院作报告，谈藏传佛教对蒙古族的影响，以及汉藏交融的历史渊源。民族团结，贵比黄金，王老追昔抚今，念念在兹，这是贯穿他学问内外的精神维系。

　　谈话中，他的思维依然清晰，当他沉浸在藏学的世界里，讲述那些故事，阐述他对藏传佛教和民族问题的观点时，依然中气十足，语气铿锵，看不到老迈，看到的是谙熟圆通的自如和透彻，是旺盛的生命活力。

　　这活力的背后，是不负此生的孜孜以求，更是桃李满天下的欣慰， 他的学生已在西藏历史、藏传佛教和藏族艺术等研究领域建树斐然。遥想先生的筚路蓝缕，得意诸弟子的杏坛芬芳，文脉相承，这也许是他活力依旧的秘诀吧！

　　（记者　董阳）

　　陈志华

　　寻真求诸野

　　拳拳乡土情

　　退休后在中国大大小小的乡村跑了20多年的陈志华先生，这一个半月来，因为腰出了问题，不仅不能下乡，连楼都下得少了。他在沙发上慢慢地“出溜”下去，上半身几乎平躺，两肩抵住沙发背，两脚支地，歉疚地解释：“我只能这么不礼貌地‘坐’了。”

　　去医院是一件让他头疼的事，别的不说，打车太难。今年年初为了参加同学会，在寒风中苦等几个小时也没打上车的事，给这位八旬老人留下了不小的“阴影”，以至于聊天中问及新一年的计划，老人嘟囔着：“不计划别的，只发愁明年的同学会怎么去，哪里打得到车。”

　　跟他聊起上次我们刊登的写他的“足音”，很自然地，话题转到了乡土建筑保护。说到激动处，陈老顾不得腰伤直着坐起来。“一切都太快了”，他摇了摇头。变得快、拆得快、毁得快，他和他的团队再怎么赶、怎么跑、怎么抢救，也有太多的“来不及”。乡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这条路上，这个“北京来的教授”没少遭遇不解、敷衍和拒绝，但他最怕、最痛心的还是这“来不及”。

　　客厅的书架上摆着一溜儿照片，都是让人温暖的笑脸：下乡时借给他房子住的房东，待人友善却很早就过世的乡长，黄河边裹着白头巾的老农……也许因为艰难，他更珍视笑脸背后的信念和力量。有一张陈老和村民攀谈的照片吸引我起身走近，“这张您很年轻，差不多20年前吧？”“20多年了，你看，那时我头发多黑。”“现在回过头看，真有意义。”“唉”，他轻叹，“20多年了，我们的文物建筑保护得怎么样了？！”不再言语。我转过身去，才意识到他已头发雪白。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睛微阖，似乎陷入沉思。

　　（记者　胡妍妍）

　　林兆华

　　方寸鸣随意

　　幽花落自然

　　每次走进这个院子，时间就慢了下来。迎着细细的雪花，我再度来到首都剧场身后的北京人艺办公楼。

　　大楼三层北侧的这间屋子敞开着，主人不在，我这个客人径直走了进去。好鸟鸣随意，幽花落自然——书桌上的字帖被主人定格在心仪的字句；堆放着光碟和播放设备的另一张桌上，则来了“新朋友”：戏剧家彼得·布鲁克舞台剧的光盘。前不久，他的戏终于首次来到中国内地，实现了林兆华和他的约定：20年中，两人三次见面，林兆华三度邀约。最引人注意的，是桌上近三尺高的林兆华青铜雕像，雕像底座上刻着“中国小剧场戏剧开拓者”，旁边是北京人艺颁发的纪念奖杯。3个月前，戏剧界为此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林兆华正是这戏剧土地上耕耘不辍的垦荒者。奖杯旁，一张报纸被整齐地叠好：数月前刊有“足音”林兆华的人民日报，人物速写中，他低着头，眉头微锁，正是他在排练场的模样。

　　老先生此时正在隔壁——那间被他自己亲切地称作“狗窝”的小屋？敲敲门，撩开东北风情的花布帘，坐在书桌前的林兆华拢着一豆光，正翻看村上春树的《东京奇谭集》，手边散落着《浮士德博士》、《齐世英口述》，看到我，眼睛从老花镜上抬起，透出暖暖的笑意：“来了？”眼前这间六平方米的小屋，“气场”不小：过去数十年，许多奇思妙想诞生于此；虽已退休十多年，林兆华仍朝九晚五地奔这儿“上班”——读书、思考、准备要排的戏。

　　“布鲁克的戏卖不过搞笑的戏啊……”老先生忽然说了这么一句，打断了我的神游万仞。他曾经饱满的期待与此时的寂寞在这一瞬间跌落。“我又写了十几篇小文，你看看！”话题突转，林兆华又露出他顽童式的笑脸。挑剧本、写文章、排戏、办邀请展、送戏到欧洲，老先生让寂寞发酵成创作，在创作中获得逍遥的大自在。

　　（记者　徐馨）

　　尚长荣

　　铜锤人不老

　　梨园情依旧

　　一阵清脆的京胡和急促的锣鼓声里，只见后台“出将”的布帘一挑，闪出个花脸大汉来，灿烂的灯光下，他宽厚洪亮的嗓音将戏词演唱得气势恢弘，慷慨悲壮——剧场立刻热了起来。

　　最近没有见着尚长荣，不过我知道，他始终奔波在剧场内外。他的爽朗的笑，他的高门大嗓，他的为了方便演出一直剃光的头，在我心里早已成为一道风景。我还知道，刚在上海唱罢，他又要去维也纳金色大厅登场了。虽已72岁，尚长荣至今仍是舞台上押“大轴”的人。

　　京剧的“花脸”其实是个很吃亏的行当。台上八面威风，志得意满；可台下洗净铅华、素面朝天时，即便穿行在人堆里，也没几人识得真颜。尚长荣也不例外。别看他是闻名中外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最负盛名的京剧“花脸”，中国首位戏剧梅花大奖得主——他在人群中的陌生化效果并没因此而改变。当年，尚小云决定让这个5岁的“三儿”学戏时，一句告诫：吃这碗饭很苦，要耐住寂寞——似乎早已参透儿子的未来。

　　尚长荣并没因此而感到失落。演了几十年的戏，扮了几十年的“黑头”，每当脸上涂满厚厚的油彩，全副武装地站在聚光灯下，他感觉生命中的航程正驶向幸福的港湾。他用痴情和创造，成就了京剧净角艺术独特的“这一个”。以往，京剧界很少有人敢轻言“创造”一词，出身梨园世家的尚长荣，却开创了“以最灵活的方式”使用传统表演技艺的新里程；他对塑造人物特别的热情与自信，让他的京剧三部曲《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世》、《廉吏于成龙》，显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事实上，京剧舞台上“花脸”不只尚长荣一人，可是他的表演，让多为配角的“净”角行当光鲜亮丽地走向了舞台中央，这是艺术对一个忠诚者的犒赏。历史将长久记忆一个创造者的贡献与激情。

　　（记者　刘玉琴）

　　陈忠实

　　感恩黄土地

　　情系白鹿原

　　依然是那口陕西话，朴实真诚，这就是作家陈忠实。2012年岁末，陈忠实像往常一样，待在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陈忠实工作室”——一套普通的住宅里，静静地读书和写作。在充满浓郁陕西风味的方言中，娓娓道来一个作家对于写作、对于生活的理解，缓缓的话语就像白鹿原的黄土地一样平实。

　　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陈忠实一直在读书和写作。每天早上8点半之前到工作室来，晚上6点离开。所读的书里不少是作家朋友的作品，“读他们的书对我而言受益也很大。每个作家对生活体验的角度不一样。”陈忠实说。

　　“昨天刚刚接受了一个约稿，写一篇有关童年在白鹿原上生活记忆的散文。”对于那片土地，他实在是倾注了太多的情感，有太多的话想说。“每次回白鹿原下的老家，车一过西安的浐河，心里马上就有一种亢奋。住在老屋里，坐在我家的小院，和老乡们喝茶聊天，那种亲切感、踏实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着的。”回家的感受也是陈忠实正准备动笔的写作内容。也许，通过对“回家”的书写，一个作家得以完成精神上的还乡。

　　“我首先要感谢读者。” 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了小说《白鹿原》出版20年的纪念活动。小说《白鹿原》20年持续畅销，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近140万册。今年，电影《白鹿原》也终于和观众见面了。在陈忠实看来，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读者的认同与肯定是最大的感动和最高的奖赏。

　　“现在回老家少了。”陈忠实说。但是，在他的心中，在他的文字里，有一个永远的白鹿原。

　　（记者　周舒艺）

　　侯孝贤

　　光阴载不走

　　侠客少年梦

　　距离台北双溪公园不远，有一座中影文化城。冬季湿漉漉的空气，为这里“古早”味的茶楼、碉堡和城门蒙上一层氤氲的神色。夕阳西斜，城里的热闹胜过了城外，十天来“砰砰磅磅”的敲打声，催促一座唐代风格的大殿“破土而出”。“明天我们就要开机喽！”这座城的老友、导演侯孝贤，抚摸着敦实的大殿立柱，谦和温暖的笑容弥散开来。

　　距离上一部电影7年了，这一回侯孝贤选择了投资9000万人民币，三地取景的大制作《聂隐娘》。他会让武侠世界更富诗意吗？谜底正随时间的流逝慢慢浮现——不久前他们在内地完成武当山、随州等地的外景拍摄，如今又在台湾搭建大殿和将军府两处内景，依照历史记载，以实木为材质、一榫一卯地复原唐代建筑。这位台湾电影新浪潮的践行者，坚持不让生活沾染片场的风尘。电影拍了二十几年，他每天清晨爬山一个多小时，步行或搭公车到片场，在咖啡馆写作剧本，执行上班族的作息制度，从来不熬夜。日子依旧绵长，原来电影里的恬淡、隽永和诗意，皆源自他的生活。

　　为何要走出“乡土台湾”？他说，终归要“圆一个少年梦”。对于这个小学五年级开始沉醉于武侠小说，少年时代就喜好行侠仗义的导演来说，最朴素的“侠”就是外表强悍，但内心善良。这一回，他要让形形色色的“侠客”登场，因为“人物活起来，才有意思”。

　　如诗人一般，侯孝贤用胶片收藏着生活中的吉光片羽。“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读过侯孝贤电影里那些中国诗的意境，再举目仰望这座穿越千年的大殿，造访者有些恍惚：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

　　（记者　任姗姗）

　　李雪健

　　红尘有深浅

　　投石问暖寒

　　李雪健的电话一直关机，这是他在片场的一个信号。冰冷的忙音，像一颗颗加速度的子弹，让关注他的人担心。上次见到他，还是七月溽热的夏日，窗外是火辣辣的夕阳，窗内的他，披着外衣，蜷缩在沙发的一角，静若处子。而今，他可安好？

　　这几个月，偶尔接到他发来的短信，从车墩，从横店，从怀柔，从无锡，他很忙、很累、很紧张，“每天吃盒饭，黑白颠倒，作息没有规律，没有时间进城转转——影视基地就是全部的生活。”他写道，短促的字句中有坚韧，也有骄傲。在工作中，他几乎与外界隔绝，也似乎已经忘记自己的身体，忘记那个躲在暗处、不时纠缠他的魔鬼。他像一朵痴情的向日葵，注视着太阳，膜拜着太阳，拼命地生长，准备奉献一切，日出而作，日落不息。

　　在已经公映、播出的电影、电视里，我不时看到他。《一九四二》中，他饰演李培基——大饥荒中良知未泯的河南省政府主席，面对逃荒的灾民向蒋鼎文求免军粮；《有你才幸福》里，他是一位退休的老工人祺瑞年，找到了晚年的生活伴侣，以静默诠释中国式的孤独和友情；《平安是福》中，他返璞归真，成为村警务室的老民警郎大忠，教给身边的人如何看到命运的细微与生活的肌理，如何抓住幸福；《人活一句话》里，他变成了县长韩敬明，洞悉人生的坎坷与苦难。

　　他大病未癒，瘦了，老了，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认证岁月的沉潜、解读生命的轮回，转身间的坚毅不变，眼神里的初衷不改。仿若一颗种子，他已在黄土地上漂泊了千百年，奔走呼号，高蹈轻扬，扎根，长成大树，复又孕育新的生命，化身作新的种子——这种不折、不弯、不屈服、不沉沦，何尝不是中国文化的“国风”？砥砺廉隅，椎心泣血。

　　“国风”，久不作矣！

　　（记者　李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