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的时候，我的家乡发生了吃的问题。”电影《一九四二》就这样开场了，然后全片都是吃的问题，为了找吃的，一千万人流离失所；因为没吃的，三百万人饿死。

　　有人说，冯小刚在消费苦难。他接连碰触了两处民族创伤：唐山大地震和河南大逃荒。但是，碰触灾难的目的不是为了记住和怀念吗？若不是这部电影，我们真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民族在1942年吃过的苦，以及更多还未被呈现出来的苦。柏林市中心屹立着一座被削掉“头颅”的威廉大教堂，“那颗头”在二战时被盟军炸毁，德国没有重建或修复，即使在视觉上与旁边现代感十足的奔驰大厦不协调，即使在心理上引发出一段罪恶与创伤并置的历史。就是为了警醒和记住，德国让断头教堂触目惊心地站立至今。关于二战浩劫的电影层出不穷、历久弥新，各个国家以各种角度进行了回忆和触摸，几乎形成了一个专有类型——二战电影。其中，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波兰斯基的《钢琴师》，更是前所未有地将犹太人受难史诗推到世界面前。而1942年发生在中国河南的大逃荒，即使身为这场灾难后代的原著作者刘震云，亦在长达32年间一无所知。这正是这部电影的珍贵和可敬之处，它从一个缝隙进入，力图完善这个民族的记忆，而一个毫无商业性、票房也不会太好、还要在荒郊野外的尘土与寒冷中浸泡半年的拍摄，本身也是一场吃苦。

　　刘震云在1990年写下《温故1942》，冯小刚在2012年推出电影《一九四二》，这样的时间沉淀也让一场灾难中的方方面面得以适度再现，蒋介石以及他的战区指挥官、河南省长、美国记者、传教士、日本军队、大批逃荒难民，各种势力错综纠缠。在《唐山大地震》中，冯小刚对生命选择的原罪用一种讨巧的方式救赎了，但是在《一九四二》中，他多了客观与内敛，退到镜头后，努力让真相说话。旱灾、蚂蝗、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国民政府的军饷，都在“吃”着难民的食物，而求生中吃人、卖人的不堪与荒诞，被电影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处理了，所以你常常听到影院里的笑声，但心里的悲凉在走出影院后也无法消退。无力抵抗的国民政府，洞悉意图的日本，共同形成政治真空，使三千万人口的河南成了被上帝遗忘的角落。直到美国记者用照相机拍下惨剧，救济粮才下发，还被腐败官员争抢，于是直到影片结束时，“吃”依旧是个问题。

　　吃，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一直以来的问题，教科书上说的地大物博，需要换个角度看：从黑龙江漠河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线，这条线的右半部分土地养活着左右两边的全部人口。但《一九四二》中吃的问题远比这复杂，这也成为这部电影的困难和弱点所在，各个阶层、身份的人一一出场，线索多而乱，如张涵予扮演的神父想借天灾之机传道的那条线无因消失，而这条线删掉亦无妨。加之灾难场面过多，音乐风格保守，镜头语言中规中矩，使得两个半小时的观影有些疲惫。

　　不过，一群实力派演员用一份坚实的群像戏调节了疲惫。扮演河南政府主席李培基的李雪健最见功力，将一个夹在乱世与天灾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良知与官场之间的心态尽显在眼神、嘴角中。扮演美国记者的亚德里安·布劳迪非常精准，只是篇幅有限，稍嫌可惜。不知是选角的巧合或有意，布劳迪曾主演过表现二战犹太人受难史诗的电影《钢琴师》，并以此片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奥斯卡影帝，而《一九四二》与《钢琴师》的故事年份相若、题材相若。此外，张国立扮演的东家、张默扮演的长工、徐帆和冯远征扮演的贫贱夫妻、范伟扮演的火夫、陈道明扮演的蒋介石，共同造就了这部电影在表演上的精彩。而刘震云的编剧使得台词具有一种文学特质，蒋介石、李培基等高官的文白相间，底层百姓的俚语方言，都精心写就。

　　对于贺岁档，《一九四二》有些沉重。但是对于民族记忆，《一九四二》是部严肃的好电影。这个开端，也许会带来许许多多被遮蔽、被遗忘的历史，而失却记忆的民族，如同失却记忆的人，灵魂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