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数怎么测？

　　四变量模型17个指标构建评估体系，数据来源限制样本广度

　　2004年，香港政府委托香港大学开发了“香港创意指数”，一度被认为是亚洲城市创意指数的样本。据介绍，这个指数最大特点在于本土化，是一个包含88个指标的丰富体系。不过，周志民并不认为指标越多越好，“这不适用于不同城市间的对比。”

　　按照课题组的思路，中国城市创意指数借鉴了在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中广泛应用的“钻石模型”，构建了由投入要素、需求要素、环境要素和产出要素这4个变量组成的中国城市创意指数模型。

　　“我们的指标，多来自于现有指数，也有自行开发。”周志民介绍，“最终选取要素推动力、需求拉动力、相关支撑力和产业影响力作为四个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有8个，三级指标共17个。”

　　相较于以往指数的加权平均的评估方法，课题组借鉴了国际著名品牌咨询公司国际品牌集团（Interbrand）的品牌价值评估公式，采用“乘法”来处理结果变量和原因变量的关系。“生产要素对产业产出起推动作用，消费需求起拉动作用，二者形成合力影响产业产出。”周志民认为，如此设计，突出了文化需求对文化产业的拉动作用，也突出了互联网络的支撑作用。

　　“现有指标很多都是相对值，假设你们村只有两个人，一人考上大学，比例是50%；而我们村有1000人，100个上大学，比例是10%，你说哪个村文化实力强？”周志民认为，中国城市创意指数是城市之间的比较，“所以在设计指标时，综合考虑了相对数和绝对数形式。”

　　在这个指数中，评估样本是20个中国大中型城市，主要为省会、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如此选择，源自数据来源的局限。“我们采用的全部是统计年鉴、公报的数据，但不同城市统计口径不同，某些指标缺失，为了能够横向比较，不得不放弃一些重要指标和一些重要城市。”比如，研究中仅涉及公共图书馆，而未考虑博物馆、艺术表演场所等其他文化资源。由于数据缺乏，忽略了机会和政府两个因素对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南京、杭州等几个文化产业发展相对不错的城市，也未纳入样本。

　　此外，周志民也坦言，目前的指标指向性还较弱，而范围又较为宽泛。如消费能力指标之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不能全权代表“用于购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同时，各城市统计年鉴公布时间大约滞后1年半以上，导致了指数只能评估各城市两年前的文化产业状况。“这些不足都跟中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统计数据不全有关。”周志民说。

　　结果如何用？

　　北上广深位于指数榜第一集团，各城市对文化发展进行“自检”

　　近20人的团队、投入1年多时间、涉及20个城市、统计17个指标，面对如此耗费人力物力的研究，人们不免好奇：这个城市创意指数到底测出了什么？

　　“根据各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特点，我们首次提出了‘要素推动型创意城市’、‘需求拉动型创意城市’和‘综合型创意城市’的分类概念。”按照周志民的解读，如果要素推动力指数排名大于消费拉动力指数排名，则定义为“要素推动力创意城市”，反之则为“需求拉动力创意城市”，若相等，则为“综合型创意城市”。按此分析，北京是典型的“要素推动型创意城市”，而广州则是典型的“需求拉动型创意城市”。仅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的比例一项指标，广州便以2009年度的18.13%和2010年度的18.44%遥遥领先全国其他城市。

　　不过，相较于研究结果，很多人更担心中国城市创意指数未来的命运。曾被寄予厚望的香港创意指数，由于发布频率过低、政府管治等问题，影响力和应用度远远低于预期。深圳大学副校长、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李凤亮也直言，“许多指数模型某种意义上是科学假设，未必与实际完全一致。”对于首次发布的中国城市创意指数来说，从理论框架到现实应用，到底有多远？

　　“指数不能简单去看数字。”周志民认为，“对于政府来说，中央层面可以了解到各地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宏观调控；从被评估城市来考虑，可以了解到自身文化产业发展的状况，相当于一个体检。”

　　至于参考价值与指导实践，周志民如此举例，“比如一个企业要投资文化产业，可以从评估指标里看到城市需求，决定未来的投资方向。评估指标还可以具体到某个产业，对于产业投资有价值。”

　　目前，很多地方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看法，还停留在“文化产业占GDP比重多少”的层面上。这样的观念，被周志民指为“有规模没质量”。“创意指数提供了一种思路的转变”，提供了当地政府对症下药的依据。“深圳的要素推动力指数和需求拉动力指数都相对较弱，今后应当在人才、科技、文化资源等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同时刺激市民的文化需求，扩大文化消费。”报告中如此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