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绝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赵少华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改革发展在六方面迈上了新的台阶，主要表现在：文化体制改革、机制改革在不断深化；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基本建立；文化艺术生产进一步繁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不断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交流也更加活跃。

　　针对记者提问目前中国各地不断出现了“申遗”浪潮，文化和文物保护部门对此有何评价、有何措施时，赵少华表示，“申遗”绝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而是在切实保护和管理好世界遗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世界遗产的社会功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近几年，国家文物局适时加强了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和管理工作，也及时将价值突出、保护管理到位的项目列入了动态管理的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而且对申遗的项目在遗产的本体保护、周边环境整治与民生改善、法律法规建设和保护状况的监视、巡视等方面不断加大管理力度，指导督促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提早开展世界遗产的申报准备工作，确保申遗工作的质量和成功率。今年元上都遗址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的总数达到了43项，而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就有30项，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位。

　　赵少华说，世界遗产的申报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契机，对于遗产保护水平的提升作用十分显著。现在出现了申遗热，这不是坏事，只是怎么来做。以后我们要继续健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管理法规、保障机制、专家咨询机制、预警系统，规范展示和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利用的质量和水平。

　　国产影片的市场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党的十六大以来，和国内的其他行业一样，广播影视的发展变化和取得的成就都是巨大的。田进表示，广播影视作为十分普及的现代传媒和大众文化样式，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有记者问，中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中美电影新政将对中国电影市场造成怎样的冲击时，田进表示，今年2月18日，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备忘录的签署表明了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开放的根本立场，也表明了中国电影愿意与包括美国电影在内的世界电影共同发展的愿望，这也说明中国政府严格遵守加入WTO时的承诺，外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是畅通的。田进说，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影片的进口数量和分账比例都有了大幅提升，这给美国电影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给中国电影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田进给记者们通报了一个最新的数字，今年1月至10月底，我国国产故事片已经生产了638部，电影的票房收入已经达到了132.72亿元人民币，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票房收入。票房收入比去年同比增长了40%。但是，国产影片的市场份额只有41.4%，比去年同期明显下降。田进表示，中国电影市场的压力非常大。造成这一现状的客观原因是增加了进口影片带来的市场强势冲击。主观原因或者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国产影片的市场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提升。所以，十八大之后，我们要认真贯彻十八大的精神，增强电影的创造活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电影生产力，多生产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既有市场、又有思想的优秀影片。

　　金屋银屋不如有个书屋

　　国家新闻出版业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蒋建国表示，2011年，我国新闻出版业实现营业收入已达14569亿元、增加值达4022亿元，图书出版品种和日报总发行量已居世界第一位，电子出版物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印刷业总产值已居世界第三位，新闻出版业实现了大跨越、大发展、大繁荣。

　　当有记者问，中国的普通民众在新闻出版的发展和繁荣过程中享受到了什么实惠时，蒋建国表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一切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人民群众，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全体人民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大力繁荣新闻出版产品的创作生产。另一方面是大力推进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也就是说第一抓产品，第二抓服务。

　　蒋建国说，从产品方面来说，我们国家现在有近600家图书出版社，近2000家报社，近万家期刊社，每天都在生产大量的出版物。目前我们国家每年仅生产的图书就达到37万多种。书不仅多，而且质量越来越好。在服务方面，我们在解决有书读、有好书读的同时，还要解决一个读得起、读得到、方便读的问题。我们围绕这个问题来建立新闻出版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实施了一系列工程，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的惠民工程和行动中，惠民最大、影响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全国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建立了60多万个农家书屋。通过农家书屋建设的带动，又推动了学校书屋、工矿书屋、社区书屋、连队书屋等各类书屋的建设，现在全国建成的各类书屋已经达到100多万家。

　　蒋建国说，书屋的投资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书屋所带来的影响是不能用金钱计算的，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很多农民对此深有感触，他们讲金屋银屋不如有个书屋。我用农家书屋的事例来说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话，读书改变命运，出版可以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