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出版是文化传承的基础伟业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谈《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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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编制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颁布实施，有学者评价《规划》“涵盖当前古籍整理研究界的最新成果，反映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展现未来十年乃至几十年的发展趋势”。近日，记者就《规划》制定的有关情况采访了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柳斌杰。

　　记者：《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已经是新中国编制的第7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如何评价以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制定实施的成绩？

　　柳斌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就谋划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专门成立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指导这项民族文化传承的基础伟业。作为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主导、牵头作用的组织协调机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历来重视中长期规划的编制工作。从1960年起，我国已陆续颁布实施和落实6个出版规划，古籍整理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据统计，建国以来我国古籍整理图书已经近2.5万种，近年来年平均出版2000多种。几十年来，推出一大批体现国家水准、能够传之久远的精品工程，如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华大藏经》、《甲骨文合集》、《敦煌文献合集》、《新中国出土墓志》、《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等等；另一方面古籍整理出版人才培养稳步推进，初步形成一支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出版单位共同组成、具有较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目前，全国有4所高校开设古典文献专业，90多所高校设立了古籍研究机构，全国古籍整理专门人才有数千人，全国专业古籍出版社共有专业古籍编辑近千人。多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做好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顺利发展的成功经验和重要保障。通过充分发挥规划的导向和引领作用，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为古籍事业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制定颁布的《规划》，其重点和特点是什么？

　　柳斌杰：《规划》全面反映了我国古籍整理研究领域新成果，体现了古籍整理出版的新思路，重点突出，特点鲜明。

　　首先谈谈《规划》的重点。《规划》充分发挥其导向作用，有计划有步骤地系统整理经、史、子、集等各部古籍，全面梳理我国古籍资源、总结古籍整理出版成果的古籍整理基础性出版项目，采用多种方式深入整理甲金、简帛、石刻、写本、文书等各类出土资料的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全面整理数学、天文、历法、农医等科技典籍的出版项目，不断推陈出新。如《新编新注十三经》、《全唐五代诗》、《中国总书目》、《海外所藏中国珍稀文献丛刊》、《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一批具有文化积累价值、体现国家水准并能传之久远的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被收入其中。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规划》的特点。从内容上看，《规划》的编制紧扣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实际，注重反映古籍整理研究的新动向，探索古籍整理出版的新路径，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规划》不局限于传统四部典籍，加大了艺术、文化、医学、天文、历法、水利、建筑、农学等各类典籍整理出版力度，如《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整理专题研究》、《中国古农书集成》等。《规划》还首次在古籍整理中长期规划中增加了20个数字化项目，加强资源整合，创新技术手段，努力探索古籍整理出版新业态。《规划》汇集了一批极具文化传承价值和学术价值，既注重学术的总结性，又注重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大型项目，如中华书局组织实施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程、《中华大藏经续编》等。《规划》还与国家古籍整理及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科研成果直接对接，反映出相关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入选项目多数是权威学者或权威学术机构承担的项目、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和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研究项目，体现了目前古籍整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记者：据了解，《规划》的出台经过多次调研和专家学者的反复论证。《规划》如何做到既能顺应时代要求，体现国家意志，又能符合古籍整理的学术规律？

　　柳斌杰：为确保古籍整理出版质量，体现国家意志和古籍整理出版的导向，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古籍小组办公室经过广泛调研、征求意见和深入研究，创新编制方法，加强评审论证，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自上而下，是古籍小组根据国家整体文化发展的需要，提出急需整理出版的重要项目。为此，2009年10月初，组建了以古籍小组副组长袁行霈先生为组长的古籍专家组，参考文化部公布的两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对全国古籍总目进行梳理，列出各类珍本、善本和有重要价值的抄本等具有较高文化、学术、艺术等价值的版本，根据轻重缓急排出整理出版次序，经过多次讨论协商，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应重点整理出版的项目500种。2010年5月至12月又组织专家学者进行3次论证，遴选出了一批206种骨干工程项目。

　　自下而上，是面向出版单位和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开展项目申报，使规划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2009年8月，古籍小组办公室向各出版单位和各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发出申报项目通知，共收到申报项目2453个。古籍小组办公室2010年1月至2010年10月组织专家召开了5次论证会，通过严格评审，确定532种项目。

　　两方面的项目合计738种。为使规划项目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古籍小组办公室展开了细致严密的评审和论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专家多次研究评议、甄别遴选，确定《规划》（草案）项目636个。2012年4月，古籍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古籍整理专项工作会议，邀请35位专家对《规划》（草案）进一步论证审定，最后形成了收录491个项目的《规划》。这样反复论证，优中选优，慎重取舍，就是为了确保《规划》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记者：《规划》的颁布实施，对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具有什么意义？

　　柳斌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颁布实施十年《规划》，是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主要目的就是形成由国家主导、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脉络清晰的古籍出版体系，从而推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设。

　　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是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的总纲领。只有通过全面的规划，才能有计划、有系统、分阶段、分层次地把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按照我们的需要整理和出版出来，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要；只有通过全面规划，才能把全国有限的整理古籍的专业人才，合理地组织起来进行工作，并在规划的实践中培养一支宏大的古籍队伍；只有通过全面规划，才能使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提高质量、迅速发展，在党的百花齐放方针指导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要求。

　　对于传统文化，如何甄别优劣、去伪存真，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元素，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明确导向。《规划》突出了国家统筹规划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体现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前瞻性和权威性的宏观指导，通过《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全面梳理祖国传统文化典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从而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不断夯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重要支撑，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