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地—母亲，对于一个文学工作者来说，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在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莫言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他的《蛙》以一个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的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深切思考。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了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在平实中尽显生命的创痛和坚韧、心灵的隐忍和闪光，体现了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2011年9月19日晚，国家大剧院，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现场，评委会这般评述莫言的获奖作品《蛙》。

　　当晚，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莫言说：“沈从文先生曾说过，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是经验之谈，浅显，但管用。浅显而管用的话，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我改之为‘盯着人写’，意思与沈先生差不多，但似乎更狠一点，这是我的创作个性决定的。”

　　莫言的创作始终关注人，关注人性。2010年11月，在西班牙举行的首届中西文学论坛上，莫言谈及自己小时候经常听到老人们讲述土行孙的故事。莫言告诉西班牙的同行，土行孙是中国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一个身怀“土遁”绝技的豪杰，能够在地下快速潜行。因为这个绝技，土行孙立下了许多功劳，即便被敌人擒获，但只要让他的身体接触到土地，就会像鱼儿游过大海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莫言说，自己后来在书上读到过希腊神话中巨人安泰的故事。安泰的父亲是海神，母亲是地神，他的力量来自大地母亲，只要不离开大地，他的力量就无穷无尽，但一旦离开了土地，就会变得不堪一击。

　　“我总感到这两个人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总感到这两个人物与我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有某种联系。我们习惯于把人民比做母亲，也习惯于把大地比做母亲。而人民—大地—母亲，对于一个文学工作者来说，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丰富多彩的生活。”莫言在发言中说。

　　“我除了向莫言表示祝贺外，也要向他表示敬意。因为他为中国文学赢得了难得的殊荣！”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认为莫言获奖释放出了两个信号：一是诺奖在衡量作家的尺度上不断地进行调整，更具文学性与世界性；二是中国作家已经进入了世界一流文学奖的视野，比过去更受到世界的关注。

　　青年作家徐则臣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仅是莫言一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文学之路通往世界文学之路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给中国文学自身向前走增加了动力和助推力。莫言通过自己的获奖，会将中国年轻的当代作家呈现给世界文学舞台，引起他们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

　　“必须清楚地知道，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好小说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在2011年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莫言坦陈获奖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得了奖就忘乎所以，那是可耻的行为。必须清楚地知道，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好小说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要把目光向那个方向看，盯着在那个荆棘丛生、没有道路的地方。那里有绝佳的风景，那里有‘高人’在向我们招手。”

　　随后的8月26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莫言再度表示：“我总在想，如果换一拨评委，可能得奖的就是另外五个人了，所以不能得意忘形，我说最好10分钟就忘掉，但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争取10天忘掉。10天忘不掉一个月内必须忘掉，要轻装前进。”

　　就中国文学而言，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是个大事、喜事，但更重要的是在整体上提升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价值空间。

　　青年作家付秀莹坦陈，莫言的创作个性值得自己学习。她认为莫言的创作汪洋恣肆、天马行空、陌生化、紧张感以及由此带来的阅读快感，令他以非典型的艺术个性，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卓然独立。他决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作家，他时时旁逸斜出，独辟蹊径，他是大胆的，反叛的，粗莽的，富于破坏力和张力。“他的这种大胆叛逆应该是来自于他对传统的烂熟于心，他深知其中堂奥，因此懂得如何出乎其外，入乎其内。他的反叛的勇气来源于他的自信，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精神品质。”付秀莹说。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表示，莫言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对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而言是一个鼓励和推进。对于文化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契机，不断地增强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让中国文化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高层次的提升与跃进。

　　电影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联想到，在上世纪80年代，由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曾经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此次他以文学成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表明，无论何时，文艺创作都不能一味地追求市场功利，而是要始终把握历史、现实的价值和内涵，始终发自内心地关注人、善待人，这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保持优良品质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