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泽征尔的感慨

　　1979年初夏。

　　北京街头，玫瑰盛开。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来华，指挥中央乐团首次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可是，在敲定声乐演员时，大师与乐团产生分歧。小泽征尔不相信经过“文革”，中国还会有能担此重任的美声歌唱家，提出从国外带4名演员应急。中央乐团坚持由中国演员来唱，在国内展开了一次选拔。杨洪基被首轮选中，与其他3位演员一同承担了这场向世界直播的演出。演出大获成功，赞扬声一片。小泽征尔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高水准的演唱者。”此后，杨洪基受中央乐团、中央歌剧院、香港圣乐团等邀请，演唱了海顿的《四季颂》《创世纪》、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莫扎特的《弥撒》和威尔第的《安魂曲》等大型古典作品；承演了歌剧《卡门》《蝴蝶夫人》《托斯卡》中的主要角色。

　　就在杨洪基美声演唱如日中天时，一场意外的演出，让他探索“转型”。

　　那次演出，在首都体育馆。当时，势头正盛的国内某著名女流行歌手，临时由压轴改到第4个上场。其他歌手都不愿在她后面登台，因为难讨观众喝彩。演出组织者请杨洪基上场，观众发出“下去吧！下去吧！”的倒彩声。杨洪基没有退却。他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豪迈的气势，一下子平息了场内喧嚣。他唱完了，雷鸣般掌声轰然而起——

　　观众的赞赏，让杨洪基顿悟：观众不拒绝美声，拒绝的是食洋不化；观众也不拒绝主旋律，拒绝的是假模假式，歌不由衷。

　　杨洪基开始探索美声唱法“民族化”。

　　1990年总政歌剧团创排民族歌剧《党的女儿》，杨洪基放弃访问“歌剧之乡”意大利的机会，将美声技巧融入民族歌剧的音乐、语言和风格之中，取得巨大成功；迄今已在全国演出近500场，创下新时期中国原创歌剧演出场次之最，成为中国民族歌剧的精品之作。

　　杨洪基经常随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到边远地区和革命老区演唱，每场演出，他都会非常投入非常卖力。自1994年至今，杨洪基几乎每年都要随国务院侨办访演团赴海外进行慰侨演出。由于演出大多安排在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杨洪基很难有机会和家人一起过节。他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能在节日给华人华侨送去欢乐，让他们感受到祖国的关怀和牵挂，个人的这点付出，值！”

　　合同的“特殊条款”

　　在中国军旅歌唱家中，杨洪基是当之无愧的“大腕儿”；在总政歌剧团，他是德高望重的资深老艺术家；而但凡接触过他的人都说，杨老师处事低调，没有一点明星派头。

　　随着职级提升和收入水平提高，杨洪基的物质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但几十年来，他简朴的作风一如既往。他对穿名牌、戴名表、开名车、住别墅不感兴趣，下基层演出，常和大家一起坐火车、住标间、吃盒饭，提前赶到剧院候场。有人说：“杨老师，您是资深艺术家，没有必要这么约束自己。”也有人说他这样做“掉价儿”。杨洪基不以为然：“给党的文艺工作者形象抹黑，那才叫‘掉价儿’。”

　　一次演出结束后，有人通知杨洪基，外面有个外国人找他。见面后，对方是澳大利亚一家知名文化公司的总裁，说看了杨洪基的演出非常震惊，没想到中国有这么好的男中音歌剧演员。他邀请杨洪基移民到澳大利亚，并负责给办“绿卡”。杨洪基听后婉言谢绝。对方又穷追不舍，询问他是否可以居住半年或者3个月，也被杨洪基拒绝。杨洪基说：“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军队。在这里我生活挺好，这里有我的观众和朋友，从没想过出国定居。如果你真的想邀请我的话，不如邀请我们艺术团和澳大利亚文艺界进行文化交流，我们也一定会为澳大利亚观众奉献我们中国的歌剧艺术。”对方听后很感慨：“我为在中国认识了你这样的演员而高兴。”后来对方还真的发来邀请函，邀请中国艺术团去澳大利亚演出。

　　在金钱名利面前，最能考验一个艺术家的人品艺德。出名后，杨洪基时刻警醒自己坚持德艺兼修，以德治艺。在杨洪基的卧室里，悬挂着他手书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警语：“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他常用这句话提醒自己：把名看得淡一些，把利想得少一些。特别是当杨洪基唱红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主题歌后，全国各地慕名邀请的商演不断。面对金钱的诱惑，他不知推掉多少次收益丰厚的商演机会，甚至因为执行临时任务而违约，自己掏腰包支付违约金。有人和他开玩笑说：“你是没挣到钱，有时还倒贴钱。”对此，他淡然一笑。后来，杨洪基专门请法律界的朋友为自己支招。在参加社会演出签约的时候，他都会在合同后面着重加上一条：如遇单位有重大任务，合同自动终止。这成为了杨洪基合同的“特殊条款”。

　　（光明日报特约记者 刘国顺 光明日报通讯员 冉军林 光明日报记者 尚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