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其他艺术门类的协会相比，中国影协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直接面对的是一个产业。”面对记者采访，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康健民开门见山地说。

　　2002年中国加入WTO，整个国产电影以及电影制作机构都在接受严峻考验，也给影协工作带来了巨大考验，尤其是工作重点、工作方式以及联络服务的对象的转变。“没有新的作为，就有可能被边缘化。这种危机感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要求自己面对这样的新环境要不缺席、不失语。”康健民说。

　　“我是2003年来到中国影协工作，当时中国电影产业化刚刚起步。中国影协在此之前从作品来说更侧重于创作，从会员构成来讲更多的是创作型。但随着2002年底《英雄》的出现，中国电影已经悄然发生很多变化。”在担任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之前，康健民任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亲历了上世纪90年代对所有电影制片厂来说都十分艰难的生存困境。

　　中国加入WTO，电影变化也随之而来。民营制片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崛起，随着制片门槛的放低，大量行业外的资本和人才涌入，电影业的构成发生了很大改变，影协面对的服务群体也必然发生变化。“原来影协的会员构成主要是全国16家电影制片厂的创作者，连一些大电影公司经理都不一定是会员，因为会员章程要求以创作人员为主且获过国家级奖项等，如果是学术界的要求副教授以上等等。当时我们进行了一些调研，要在产业化进程中继续做好‘联络、服务、协调’工作，势必需要关注更多服务对象、拓宽服务渠道、提升服务质量，既要关注电影创作领域，也要辐射到电影产业链条的其他领域；既要关注体制内的，同时也要联络体制外的。这样一来，工作量成倍递增，工作难度逐步增大。但在这种努力下积累的资源都是非常宝贵的。”康健民感慨道。

　　说到资源，中国影协有着非常丰厚的“底子”。影协有中国电影出版社和《大众电影》《电影艺术》《世界电影》《中国电影年鉴》《环球银幕》；有1981年设立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和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评选。通过这些资源，增强了电影界的凝聚力，也使得大众对中国影协有着深刻印象。但如何在产业化大踏步发展进程中，不掉队并持续产生影响，却是更需思索并实践的战略步骤。

　　“2002年中国电影的年产量是79部，2011年达到791部，10年增长了10倍；电影制片机构从2002年的40多家，现在已达到上千家。如何去寻找新的资源，创立新的服务平台？”康健民表示，“先是电影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成立，随后电影文学创作工作委员会、电影高新科技工作委员会、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青年电影工作委员会、首都高校电影联盟等专业委员会相继成立，它们大大延伸了工作平台、扩充了许多资源，服务手段也更加丰富了。”另外一个是寻找活动载体，首推的是由《电影艺术》杂志具体承办的“华语青年影像论坛”。从第一届到今年将举办的第七届，发展迅猛而且颇受业内外好评，今年将更上一步，将在台北、北京共同举行，这已成为中国影协当之无愧的品牌项目。还有已连续开展几届的“电影高新科技论坛”和“中国影协杯剧本评选”，对从剧本创作到制作领域各个环节均进行了深度总结和探讨。这几年稳步推进的“百花放映”公益电影惠民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且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现已逐步完成全国县级单位电影放映工作的全面覆盖。

　　“十六大以来的10年，十七大以来的5年，可以说中国影协是和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以及中国电影创作繁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如今电影产业化进程走过10年，进入了深水期，如何把握好方向，增强自身影响力以及引领和整合的手段与能力，是需要我们深思的。电影界是文艺界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也是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关注的一个群体。作为电影界的行业组织，中国影协始终希望能够承载更多的使命、更多的责任。”康健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