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电影是中国独有的片种，也是中国电影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电影类型，和美国的西部片、日本的武士电影齐名。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它一直寄托着追求自由、伸张正义等精神内容，可以说，作为一种文化，武侠自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进入到我们民族的血脉里了。

　　最近两年来，电影市场上有多部武侠片上映，刚刚下线的《四大名捕》等片更是被人称为“武侠片的变革”，在我看来，这些最多只是在武侠片中引进美国漫画英雄电影的元素，是一种更时尚化、更年轻化的快餐形式，离“变革”尚远。而要谈武侠片的真正变革，必须要从对武侠电影的历史认识开始。

　　武侠片几乎和中国电影同时诞生，最早的武侠电影多为神怪风格，以《火烧红莲寺》为代表，在当时中国正处于历史危亡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电影因背离现实而为知识分子所不满，所以有“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作奴才”的嘲讽。抗战胜利后以香港《黄飞鸿》系列为代表的写实派武侠片使武侠电影的风气为之一变，但真正引起变革的还是上世纪60年代张彻的阳刚武侠与胡金铨的文人武侠，如《独臂刀》、《龙门客栈》、《侠女》等等。最为中国观众熟知的是八九十年代以徐克为代表的香港浪漫派武侠，以《笑傲江湖》、《蜀山》、《倩女幽魂》系列为代表，这一系列也拥有最多的受众。21世纪的武侠、功夫电影的方向，应该是重新回到写实，这一点由徐克追求“纪录片式武侠”的《七剑》开始尝试，这部电影里的侠客不再是白衣飘飘一尘不染的大侠，而是一群农民，他们破衣褴衫，却具有侠之大者的精神力量。《七剑》虽然仍不够完善，但却影响了之后的很多电影，比如同样注重还原历史真实的《投名状》，以及导入纪录片元素的功夫片《杀破狼》等，而影响最大的当数《叶问》系列。《叶问》记录的是一个中国武术家的真实状态，主人公家道中落去做苦工，教拳收不到学费，像个英雄般痛打十个日本武士，但面对国家的苦难却无能为力。他不像《精武门》中的李小龙版陈真那般一腔热血，也不像《精武英雄》中的李连杰版陈真一般有着理性的完美，但这个平凡的英雄恰恰代表了新世纪的中国人，面对历史已经拥有更多的自信。

　　回到写实应该是未来武侠片的发展方向，因为今天的观众已经不能接受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侠英雄，就像观众不能接受几十年前中国银幕上那些高大全的英雄，如需观众信服，他必须拥有和观众相似的人性（当然也一定是拥有比平常人更高贵勇敢的灵魂）。从这一点来说，日本的武士电影有很多值得中国武侠电影借鉴之处。日本武士片中的武士，每个人都必须为生活打拼，如《黄昏清兵卫》中的清兵卫每晚回家做鸟笼，直到长官给涨了工资才敢向心上人求婚，《御用金》中的雪中决斗，全然不像中国的武侠片般唯美超现实，双方拿着火把烤手，向掌中呵气，以防握剑的手被冻僵，这都是中国武侠片中极少出现，却很值得中国电影借鉴的思路。就像金庸将文人浪漫化的武侠小说发挥到极致，已无可超越，未来武侠小说如有再发展，一定是回到写实的路线上去除浪漫化，这一点，近年来的小说如《城邦暴力团》及徐皓峰的武侠小说都是证明。

　　好的武侠片应接地气，虽然是描写非现实的世界，但却一定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经典的武侠电影一定具有现实或者更长远的人性价值。如《双旗镇刀客》，它讲的是一个孩子的成长，他被江湖中的“大侠”欺骗，村民怕被连累而不准他逃生，这个无可倚靠的少年，最后面对强敌才发现真正的力量就在自己心中，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寓言。徐克的《黄飞鸿》三部曲，表现“末世亦是新生之开始”，以清末这个黑暗的时代为背景，意图中国精神的重新建立，继往开来。《刺秦》描写的是一个曾经的冷血杀手的自我救赎，为反抗暴政而刺秦，虽然失败而精神不朽。电影《东方不败》，有着徐克一贯的讽喻和理想，其中有对野心家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嘲讽，也有对追求自由独立人格的推崇赞美。更特别的如内地的武侠片《神鞭》，主人公最后已经抛弃了武功，变成一个枪手，但“辫剪了，神留着”，去掉的是武侠的形式，留下的却是武侠的精神人格，这部反武侠的作品实际上却是一部武侠的精品。这和《七剑》所追求的，去掉武侠的形式而追求武侠的精神是一致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今天的观众未必能认同那种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但仍然赞美人在俗世生活中的高尚人格和牺牲精神，高贵的人格在任何时代、地域都同样为人所称颂，无论中西。富有的叶问忽逢乱世，为了家人填饱肚子而去做苦力，是高贵的。落魄的洛基忽然得到与拳王同台比赛的机会，完全没有取胜机会的他，坚持一定要自己在比赛结束时仍然站立在台上，同样也是高贵的，他们都能够在观众中引发共鸣。武侠并不一定是天马行空，同样可以脚踏实地。武侠不仅仅是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好的武侠片不应只有中国人看得懂，更应像李安的《卧虎藏龙》那样获得全世界观众的认同。理解了这一点，中国的武侠电影才能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