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关于鲁迅的记忆，有个重要的桥段，是“鲁迅刻‘早’字”的故事。大意是，鲁迅少时读书，因要照顾重病父亲，有次上学迟到，被先生点名批评。随后鲁迅在课桌上刻了个“早”字明志，从此再未迟到。

　　我中学也学过这么一手，也在桌椅板凳上刻画过。不过不是刻字明志，而是类似“签名画押”、“刻字为据”的意思。所以，刻下的也非心灵鸡汤、励志名言的“早”字，而是歪七扭八的一个“李”字。

　　今儿提起这个，是因在开学季看到“湖北3000名农村学生自带课桌上学”的新闻。在湖北麻城市顺河镇，3000余名学生不单书本文具需要自备，连教室基本教学硬件桌椅板凳，都需要自带。（见9月3日《长江商报》）

　　当年的我刻字不是叛逆涂鸦、追星朝圣，不是损坏公物，而只是像在作业本上签名一样，为了给自己板凳做个记号，以示区别，避免拿错，这个“刻字铭牌”是我坐凳的独特身份标签。

　　顺河镇有5000多名学生，开学前只分配来了约2000套新课桌，不少学生只能把家里茶几搬来当课桌，而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只能由年迈的奶奶扛桌赴校报到。

　　我家也在湖北，虽不是麻城，但十几年前我们入中学时，都还只需每年搬着自己“一次性买断”的板凳入学，没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麻城的这数千小老乡们，竟还要连课桌都要自寻自备。虽然在当地“父亲的桌子20年后女儿接着用”，似乎有着这样的传统，但仅和我上学时相比，这都不啻为一种教学条件的近乎“十几年的倒退”，更不要说和全国平均的教育水平相较了。

　　2009年，袁贵仁在就任教育部部长一星期后，就提出了义务教育工作的新目标———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即要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的新目标。如果说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么揆诸现实，又必须承认，这把“火”恰恰烧在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症结上。

　　想想开学首日，一家大小携老扶幼，扛着课桌拎着板凳，浩浩荡荡入学的场景；想想一个课桌两代人用了20年的辛酸；再想想我十几年前，为了易辨认也为了“防盗”，而在那个板凳上刻下的歪斜扭曲的“李”字，不能不说，教育公平与均衡之路，还任重道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当看到“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18年未兑现”的新闻时，难免感到遗憾。义务教育，如何真正做到价廉质优，让这些连桌椅板凳都凑不齐的最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得到良好的公共教育服务，考验的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政府执政的智慧与诚意。 

　　课桌之外，在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或许还有不少孩子连基本的教室、教师都还成问题，所有这些显性和隐性的教育难题，都亟待攻坚克难，而且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