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马恭志印象深刻的一次放映，发生在1994年。那是一个初夏的下午，马恭志背着设备来到柏林镇最为偏远的草堂教学点放映电影，却发现现场只有3名学生。“当时我心里不禁掂量了一番：给这3个孩子放两场电影，会不会耽误为更多的乡亲送去电影？”马恭志回忆道，“但看到孩子们渴望的眼神，我决定按计划放映。”3个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简易屏幕，直到电影放映完毕。当马恭志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孩子拉住他的手，轻声问道：“叔叔，你什么时候还能再来？”一句稚气十足的话，却深深地触动了马恭志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工作无比重要，因为就算是再偏远地区的孩子，同样也需要文化和艺术的滋养。作为一个基层电影放映员，我绝不能放弃他们。”马恭志说，“于是我告诉教学点的老师，只要孩子们想看电影，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马恭志没有食言。从那天起，教学点存在多久，他就坚持了多久，每个学期他都会去教学点两次，放映4场电影。

　　在放映电影的过程中，马恭志经常会去乡亲们家里了解情况与需求。有一次，当他发现草堂村里很多不懂技术的农户家中的鱼，一到夏秋季节就会成批死亡时，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电影不应该仅仅为乡亲们带来艺术熏陶，也应该给他们带来科学与知识。于是，马恭志四处求教，并翻阅大量资料，自制了一组《科学养鱼》的幻灯片到村里播放，受到热烈欢迎。“没想到简单的一组幻灯片，就把实用的农用科技送到了田间地头，以生动而直观的形式教会了村民们养鱼的技术——我找到了送电影的另一条‘路’。”

　　从那天起，马恭志共计制作了4500多张幻灯片。除了普及科学技术、宣传政策法规，他还会利用幻灯片管管家长里短的“闲事”。一次，马恭志听说口泉村一户人家的5个儿子都不赡养母亲，乡亲们怎么劝都不听，于是他就即兴编了一首打油诗：“口泉有个老太婆，年纪已经八十多，儿媳嫌老不愿养，三餐茶饭没人管，观众朋友评一评，这样欺老行不行？”然后他又将这首朗朗上口的打油诗做成幻灯片，到那家门口与朝鲜电影《婆媳之间》一起播放。那家的年轻人看了幻灯片之后，觉得羞愧难当，很快承担了赡养老人的义务。

　　渐渐地，单纯制作技术含量不高的幻灯片已经无法满足马恭志的“野心”了。1994年到1997年，他自学获得大专文凭，掌握了不少电影基本理论和技术，正式踏上了“拍摄”电影的新“征程”。利用县里送给自己的摄像机，马恭志一人包揽导演、摄影、剪辑甚至主持人等不同工种，拍摄了大量“影片”。柏林镇里的种田能手、养殖大户、孝顺子女都成了马恭志片中的主角，他们最真实、最质朴的生活感染了每位看过影片的乡亲，影片中体现出的那些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不断创新的新农村精神，让乡亲们争相效仿。“把乡亲们的生活搬上银幕，让他们过把当演员的瘾，感受电影带来的新乐趣，让我特有成就感。”马恭志回忆道。

　　电影对马恭志的影响还远不止此。上世纪90年代初，马恭志发现自己每到一个村子放映时，都会有个漂亮女孩坐在板凳上看，几乎风雨无阻。夏天的时候，女孩会给马恭志泡杯凉茶；冬天的时候，她又会帮马恭志烧个火炉。后来，这个女孩就成了他最忠实的观众，也成了他的妻子。“电影就是我真正的媒人。”马恭志说。后来，妻子为马恭志生下了女儿，马恭志便将孩子的名字取作“马电影”，藉此来纪念那段由电影促成的美好姻缘。

　　曾有人评价，“马恭志放映的不是电影的画面，而是电影的灵魂”。的确，马恭志24年来的电影放映工作平凡得犹如日记本上的流水账，但对于那些渴望文化滋养和艺术熏陶的基层群众来说，他放映的每场电影、制作的每张幻灯片、拍摄的每部电影片，都是最实实在在的精神养分。马恭志得知自己当选十八大代表后，更是深感责任重大。近几个月，他在放映电影之余，走访了许多乡镇，到最基层的群众中调研，并把他们的想法和需求汇集在一起。“我会将乡亲们的所思所想带到北京，带到十八大上去，尽自己所能做好人民群众的传声筒。”马恭志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