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边响起驼铃声——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出去”
苏童《我的帝王生涯》俄语版封面、莫言《生死疲劳》德语版封面、毕飞宇《玉米》韩语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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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与出版,情况一直不容乐观,原因何在?最近,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二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15个国家的27位卓有成就的汉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与中国作家、学者聚于一堂,就此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这场交流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信息与启迪。尤其是我们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但是,囿于传统因袭所产生的政治偏见、囿于文化隔膜所产生的理解困难,加上翻译本身所面临的困境,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仍任重道远。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两个奇怪的现象:一是无论国内的文学创作如何如火如荼,精品力作如何层出不穷,读者们如何望穿秋水,诸多国际大奖总不见花落华夏;一是中国作家与学者,往往对外国文学大家及文学作品了若指掌,而国外的很多读者却连曹雪芹何许人也都没搞清楚,遑论中国当代作家。
中国文学的引进与输出,创作实力与世界声誉,实在有些失衡。
当代文学莫要“锦衣夜行”
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已让不少中国读者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怨尤。我们果真缺乏优秀的作家与作品吗?答案是否定的。仅以长篇小说为例,从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到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部部可圈可点;从贾平凹、莫言,到苏童、毕飞宇,人人才华横溢。深厚的历史传统,灿烂的民族文化,丰富的当代生活,再加上一批既有实力又不乏雄心的写作者,中国当代文学没有理由输给别人。
原因可能不在文学本身,而在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鸿沟,在于中国当代文学未被世界真正理解与认识,不少与会汉学家、翻译家都谈到了这一点。俄罗斯圣彼得堡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叶果夫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一些应该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作品,中国古老的传统与当代现实在这些作品里交汇,给人留下了上等作品的深刻印象。中国文学不能锦衣夜行,应该积极走出去,让世界真正地认识与了解。”
锦衣夜行,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汉学家认为中国文学锦衣夜行,既有客观原因,比如语言障碍,也有主观原因,比如说一些先入为主的阅读成见阻碍了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我觉得其他国家对我们社会有一种偏见,认为我们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家。在他们眼里,伟大作家如果要出现,那一定得‘反体制’才行。这样的标准显然过于政治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学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作家刘震云说。
外国汉学家、翻译家也不讳言这种阅读偏见的存在。西班牙汉学家雷艾琳教授表示,西班牙读者更青睐那些在中国“备受争议”的作品,比如因为处理性爱题材过于露骨而被禁的作品,却较少分析这些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这样既造成了中国文学不尽如人意的接受现状,也阻碍了西班牙读者真正了解中国文学的精髓。
捷克的情况更为发人深思。捷克学者李素介绍,捷克的读者对中国保持着两种态度,对古代中国的盲目崇拜与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偏见,“捷克读者一向保守,不愿意抛弃自己对中国的想象,只是希望通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来确认他原有的想象与认识”。
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只为确认原有的想象,而非获取新认识,这并非匪夷所思的个别现象。很早以前,爱德华·萨义德就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做过类似的描述:“东方”其实是被欧洲人造型的一种想象。至于这种想象到底准确与否,他们却没有兴趣去一勘究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代文学要真正走进欧洲读者的心里,确实任重道远。
(编辑: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