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联书店外景

　　一帧红绸轻轻揭去，“韬奋图书馆”几个大字显露出来。2012年7月16日，在北京三联书店所在的那条小巷里，“韬奋图书馆”落成，向社会开放。

　　几代人的夙愿终得实现。

　　1944年，邹韬奋先生去世。在周恩来拟定、毛泽东赞成的《纪念办法》中，提出“在重庆设韬奋图书馆，由各界人士捐赠书籍”。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专门为拟在上海设立的韬奋图书馆写了一副嵌字联：“韬略终须建新国，奋飞还得读良书。”直到1997年，“韬奋图书馆”终于从愿望变为现实，但囿于条件，依然是三联内部使用的资料室。

　　“韬奋图书馆”在新时代践行着邹韬奋先生“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书店宗旨。

　　那些书：是火种 是旗帜

　　飘着墨香的《三联经典文库》将三联书店80年来对时代的贡献，呈现在人们面前。它如同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使者，将我们带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萌发的日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邹韬奋为代表的一批爱国人士创办了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出版进步图书、报刊，高擎起宣传先进理论，传播科学文化，推动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大旗。

　　在邹韬奋手上，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生活》周刊，“研究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多少是含着冲锋性的”，“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邹韬奋语）。

　　1932年，蒋介石亲自出面施压：要中华职教社负责人黄炎培责令邹韬奋改变《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邹韬奋经过慎重考虑，“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生活》周刊独立出来，6年中发行量由2800份，激增到15.5万份，与当时全国最大的日报《申报》不相上下。

　　胡愈之在他的回忆中有这样的描述：“从这开始，《生活》周刊逐渐改变了方向，关心和议论起了国家民族大事，使刊物和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愿望一致起来，刊物更受到读者的欢迎。”

　　在很多学校，学生人手一本《生活》周刊，争相先睹为快。经济学家许涤新清楚地记得：“《生活》周刊暴露国统区农村破产的通讯、反对纳粹德国的国际评论，引人注目。”对此，作家端木蕻良印象深刻：“当时，《生活》这两个字和‘进步’两个字有着同等的意义。‘九·一八’以后，《生活》的旗帜是最鲜明的，它的抗日主张是最坚定、最富有现实意义的，它能代表当时群众的心声，实事求是，发为文章，从而又扩大了群众的心声，这样，互相激励着形成更广泛的波澜。”

　　《读书生活》半月刊是为“店员、学徒，以及一切连学校都不能走进的人”出版的刊物。从创刊起就以大众化、通俗化为方针，面对广大青年对真理的追求，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响亮地号召读者要“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在这个刊物上连载的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曾经把千万读者引进了马列主义大门，走上了革命道路。

　　《哲学讲话》是读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被查禁后改名《大众哲学》，依然畅销。到1948年，发行至32版。1936年10月22日，当时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接到毛泽东来电：“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马克思的《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百科全书”，是一部200万字的巨著。出版全译本的多次努力，均因工程浩大与政治原因而未能实现。读书出版社在李公朴被捕，书刊被禁，资金拮据的艰难情况下，毅然决然，决定接受出版这一巨著。1938年在上海的酷暑中，《资本论》译排校印流水线秘密流动起来，经过近百个昼夜奋战，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终于付梓，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中出版。之后，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多次重印，发行量达3万多部。1939年，王惠德在延安得到一套《资本论》：“能得到这套书，当时的确很不容易。”陈其五回忆：“我们在战争年代很困难时，《资本论》一直带在身边。”

　　翻阅三联书店前身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图书目录，《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论辞典》、《列宁战争论》、《卡尔·马克思》、《列宁传》、《斯大林传》、《人怎样变成巨人》、《延安访问记》、《毛泽东印象》、《解放区的民主生活》……赫然其中。据统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出版进步革命书刊400多种，其中，一半由生活、读书、新知三社出版。

　　在革命战争年代，邹韬奋等老一辈出版家领导三联书店出版了2000多种图书，40余种报刊，这些出版物，是火种，是旗帜，引领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经历了那种斗争与生活的著名记者子冈说：当年抗日救亡这面大旗团结了千百万青年，为了同样喜欢一本书、一个作者、一份刊物，可以成为朋友和同志，在意识形态上形成牢固的默契。

　　“读书”两字写在朴素平实的封面上。翻开来，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如春雷，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和读书生活中激起巨大波澜。1979年4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读书》就这样出现在读者面前。几天内，首版5万册很快发完，马上加印5万册也销售一空。“读书无禁区”不胫而走，成为新启蒙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文化知识界的“集体记忆”。

　　学人朱正琳说出自己当时的感觉：“创刊号头条文章《读书无禁区》，几乎相当于破冰船启动时发出的一声鸣笛！”“‘读书无禁区’在今天听来似乎不甚新奇，但在人类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都被斥为资产阶级文化垃圾的时代尚未完全过去之时，这一声呐喊，真有石破天惊的气势。”媒体人陈四益说出的，何尝不是众多读书人共同的感受。

　　《读书》迅速成为当代读书人心中的最爱。蓝英年的《寻墓者说》，葛剑雄的读史系列，吴敬琏的经济学文字，辛丰年的《门外谈乐》，龚育之的《大书小识》，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金克木的《无文探隐》、《书城独白》，吕叔湘的《未晚斋杂览》，名人荟萃，佳作连篇。《真理不是权力的奴仆》、《人的太阳必须升起》……一篇篇激荡灵魂与思考的文字，《余悸病患者的噩梦》、《忠心的衙役》……一帧帧冲击视觉与心灵的漫画、插图，在读书人手上传递，在人们心中留痕。

　　学者陈子善一直将整套《读书》引以为自傲的珍藏。学者钱满素说它“扎根于这片国土，是中国人思考中国的杂志”。于学者张鸣，“《读书》是我读野书的一个纪念，也是我第一个文字的家园。”于著名作家王蒙，“由于这本杂志，我和我的一批友人在那个年代活得快活了许多。” 

　　在《读书》之后，带着三联出版标志的一本本新书渐渐多起来，引领着阅读者，进入思想文化的新天地。

　　《傅雷家书》让生活的本真、文化和知识的尊严重回当代人的精神生活；《随想录》冲破思想禁区的勇气鼓舞了整个中国知识界；《宽容》在娓娓道来中彰明新的人生态度——自由精神的实质在于宽容；《第三次浪潮》，在国人面前铺展开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将中青年学者在学术园地里孤寂耕耘的成果源源不断奉献给社会……读书人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由此变得绚丽多彩起来。

　　陈四益认为，“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架上都有三联的书，并非夸大其词。”学者葛兆光在搜索了自己的阅读记忆后说，这些年来，对于三联书店，我相信相当多的人和我一样，记忆里总会有《读书》和《读书文丛》、《文化：中国与世界》和《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当然还有《三联生活周刊》和《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三联出版物的装帧风格，似乎也对它的读者有了意味：朴素大方，清新淡雅，极富书卷气的设计，在喧嚣与浮躁中，营造了沉静和谐的读书氛围。

　　读了30年三联的书，学者杨早更加坚定：再过20年、30年，我们这代人仍会记得青春时代的《读书》与三联诸书。那些思想激起的浪花虽已粉碎，碎沫也会进入读者的血液，在后世引发遥远的回响。

　　因为，那个世界，有思想着的美丽，有成长着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