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基本论点对于文艺创作的内在指引

　　当年直接参与了《讲话》定稿的整理工作的胡乔木，就曾说过：“《讲话》主要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一个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为什么“不可动摇”，因为是规律之论，经验之谈，是为丰富的文艺实践所不断证明的真理性的原理。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回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发表后，在各界人士中产生了极大反响。郭沫若曾就此谈到，“凡事有经有权”。意思是说，任何事情都有经常性道理和权宜之计策，不能一概而论。对此，毛主席听到后高兴地说：郭沫若说的“凡事有经有权”，“这个道理是对的”。“凡事有经有权”，是深谙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方法，也是毛泽东正确的思想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之一。在当时的抗战时期，独立自主地抗日是“经”，国共合作抗日是“权”。《讲话》里所讲的“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是“经”，文艺“服务工农兵”，“从属于政治”是“权”。“有经有权”，才能因时制宜，才能通权达变，它实际上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另一种体现。

　　在“十七年”间，文艺创作在政治化的社会背景和风风雨雨的历史进程中，总会有所进取，总能有所收获，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牢牢记住了这样两条基本原理，并把它融化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当时的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中，以“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青山林”（《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等为代表的经典性作品，主要集中于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两大领域，原因就在于这些年富力强的作家在充分地占有生活和创作葆有人民性的两个方面，都具有着独步一时的突出优势。吴强、梁斌、杜鹏程、曲波等作家，经过了战争的考验与战火的磨练，对于革命战争的人民性、革命战士的英勇性，都有着身临其境的切身体验和深刻体味，他们立足于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感受，首先“写自己最熟悉”的，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再作典型概括与艺术提炼。可以说，他们是从艰苦的战争与战斗生活中滚打出来的，而他们的作品是实实在在地从他们的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另有一些作家，从根据地时期起，就以介入农村工作的方式深入农村生活，长期“泡”在群众之中，尤其是农民之中，目睹了农村的新变，了解农民的心理，如赵树理、马烽、柳青等。他们是有着农村背景的知识分子，写作农村题材，他们驾轻就熟，而且有话可说，并以写作的方式和作品的样式，为新农村造影，为新农民代言。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文学在进行理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同时，所以能在短时期内由“伤痕文学”开始文学创作上的复苏，也是因为作家艺术家直面新的生活现实，关注人民的精神状态，注重文学创作与时代情绪的联系与互动。当时，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以《于无声处》、《丹心谱》为代表的话剧创作，在拉开“伤痕文学“序幕的同时，也让文学与艺术作品接触到地气、触及到人心。当时的文学批评在评说“伤痕文学”时，有两位重量级评论家所说的两句话就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朱寨的“从生活出发”，陈荒煤的《伤痕》“揭示了人们心上留下的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上的伤痕”。这样两句话的意思，其实也是当时文艺界人士共有的心声的表达。此后的文艺创作，就是凭靠着“生活”和“人民”这样两个基本点，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开始了一个主潮接续一个主潮的波澜壮阔的持续演进，并以日益走向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丰赡发展，再造了当代文学更胜于十七年时期的新的辉煌。

　　进入新世纪以来，因为各种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文化环境和文学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产业化、传媒化、网络化、娱乐化的联袂而来和交织影响，使文学现状呈现出多而不精，繁而不荣的复杂状态，文学发展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生活为根”、“人民为本”的两个基本理念与理论要点，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要依靠“生活”和“人民”两个支点，通过接地气和近民心的行之有效的基本功，来保持定力，获取助力，增强自信，迎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