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中的一段话影响了我一生

侯一民（中国壁画学会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我最初接触《讲话》是在1946年，那时是在草丛里学的，是在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主办的秘密读书会里学的。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中央美术学院有一个展览，展出解放区的一些美术作品。会场上有一条标语，上面写着：“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一段话出自《讲话》，影响了我一生。

　　自此，《讲话》精神一直指引着我的创作。我去过朝鲜战场，多次深入到工厂特别是煤矿。只要有可能我就去边疆、去少数民族地区。虽然中间充满了艰辛，但是我觉着是最大的享受。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最大的享受是来自生活中的感动，来自他对这些不同人的理解和尊重与对他们的爱。虽然我现在年纪大了，但是我的心情和状态依然处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之下。2008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地震爆发第三天，我就向同学们说，我们要画一张画《抗震壮歌》，并把它做成陶瓷壁画送给灾区人民，这是我们的责任。于是我的学生和我的同事怀着深深的感动，几个月连续创作，完成了780米长、2.4米高的大画。又用了两年的时间将其转到陶瓷上，这一切大家完全都是的义务行为。

　　前几天在汶川大地震四周年的时候，我们把画赠送给四川人民。在现场我就讲了两个字：感谢。地震发生以来，四川人民表现出一种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精神使我和我的团队坚定了一种信念：要永远自觉地用我们的画笔为人民服务，为时代放歌。我想这就是我们要感谢四川人民的地方。

坚持以社会效果为最高标准

李准（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文艺理论家）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灵魂，是对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科学论断。这种论断，至少包含了八个相互联系又层层推进的重要部分：其一，要以为人民而创作作为根本的“立足点”；其二，要把“人民生活”看作最重要的创作源泉；其三，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做“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其四，要把人民群众作为“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加以表现和讴歌；其五，为“便于”人民接受，要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其六，文艺作品要“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其七，“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其八，把文艺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即社会效果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成败得失的最终标准。《讲话》认为，最好的社会效果就是“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成败得失的最高和最终标准，真正的社会效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作品在广大读者和观众的精神上、行动上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能否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种真正的社会效果的实现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还要建立科学的监测方法，以防止被收视率和各种评奖牵着鼻子走。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重温《讲话》的科学论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效果这个最高检验标准，更好地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