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王朝柱编剧的影视作品剧照

　　如何解读我国近现代史

　　从理论视角分析，《讲话》有着坚实的哲学根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以及如何为这两个最根本的命题出发，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文艺最根本的理念。同时，也批驳了当时在国统区、延安及各根据地流行的一些言论。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发行的文艺理论著述中，没有哪一篇文章像《讲话》那样在全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事后追论，《讲话》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坚定地走上革命之路，以文艺为武器杀上战场，为祖国的解放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而且还诞生了贺敬之、赵树理、马可、李焕之、胡可、傅铎、崔嵬、田华、古元、华君武等数以千百计的艺术家。同时，还催生了歌剧《白毛女》、话剧《万水千山》、长篇小说《红旗谱》《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传世之作，且已成为我国文化长廊中灿烂夺目的文艺瑰宝。

　　我是在《讲话》精神的哺育下步入艺术殿堂，学习文艺创作的。即使我弃乐从文，改行当作家，依然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进行创作。我深知要完成这部大书，必须以中国近现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纬线，以影响我国历史进程的重要领袖人物为经线，方能织出一幅浓墨重彩、跃动人心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因此，《讲话》中最具生命力的唯物史观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换言之，若想正确解读我国近现代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完美地塑造影响我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领袖人物，作家就必须做到：

　　一、坚持唯物史观

　　历史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它绝不会听命于史学工作者的评说，更不会听任狂妄自大的史学工作者想当然的摆布。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工作者的使命就是认识真实的历史，从中找出历史进程中的客观规律。但是，如何解读真实的历史，又是由不同史学家的史学思维决定的。质言之，它是由不同的唯物史学观和唯心史学观决定的。请看：

　　中国近代史从何算起？史学界有着比较统一的意见，那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何时结束？从众的说法是五四运动。但是，对待这段历史中所发生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海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给予这一历史时期诞生的风云人物的评价则更是针锋相对。举例说，持“告别革命论”者把李鸿章吹上云天，把革命先驱孙中山则说成是“搅屎棍”；而中国共产党及邓小平就直言李鸿章是卖国贼，孙中山则是中国20世纪三大伟人中的第一人。究其原因，盖源于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且有着截然相反的史学观。

　　说到中国现代史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诞生的重要领袖人物，除去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有着鲜明的对立意见之外，大陆的一些史学工作者，也无视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在诋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同时，还借近期公布的蒋介石的“修身日记”歌颂蒋介石。究其原因，我认为也是受不同史学家的史学思维所影响。

　　我是如何创作这部大书的呢？一是坚持用唯物史观解读中国近现代史，再是坚决按照艺术规律进行创作，而这种创作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是受着历史真实的制约。同时，还必须毫不动摇地排除某些异端邪说对创作的干扰！请看我是如何创作电视连续剧《长征》的：

　　在我看来，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创造的不朽的神话，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它不仅打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而且还锻造出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因此，这也就是我写电视连续剧《长征》的戏魂。

　　但是，当时受了错误影响的个别领导干部和主创人员却公然说：长征是“担架上的阴谋”！同时，他们还无视我写的文学剧本《长征》业已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通过，强行命令我按照他们选定的戏魂——“担架上的阴谋”重写，否则他们将调八个枪手用十天时间重新创作一部电视连续剧《长征》。这是何等荒唐的事啊！谢天谢地，有关上级领导阻止了他们错误的决定，保证了这部宣扬长征精神的电视连续剧《长征》问世，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事后，每当我听到那位领导干部大声赞扬电视连续剧《长征》是经典之作的时候，我就暗自表扬他是一位勇于向真理投降的好同志！

　　再如我创作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的时候，社会上正在攻击延安整风运动，真可谓是流言蜚语满天飞！一时之间昔日的革命圣地不见了，延安变成了专整知识分子的人间地狱。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我倾全力写了一部40集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延安颂》，播出后同样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我的一位政见不尽相同的文友对我说：你创作的《延安颂》帮我正本清源，我不仅知道了什么是延安精神，而且还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延安。我的另一位文友说，我看了你创作的《长征》《延安颂》《解放》等电视连续剧，改变了世界观。这说明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同时也证明了艺术家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世界是何等的重要！

　　二、要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到立场问题，曾明确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这对于一个坚持唯物史观的共产党作家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因此，这对我写好这部大书也是至关重要的。举例说：

　　当我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创作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的时候，某些史学家以及创作同类题材文艺作品的作者公然宣示：孙中山没有参加辛亥革命，是阻挠袁世凯推翻帝制、领导辛亥革命的“搅屎棍”。为此，我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调动电视最为善长的各种艺术手段，有理有据且又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请看如下事实：

　　清朝末年，正当康、梁变法遭到残酷镇压之时，孙中山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自认改革之路化成泡影，毅然决定甘冒杀头危险，领头革命”，并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振兴中华，维护国体”的兴中会，并提出革命的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实事求是地说，他无可争辩地站在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制高点上。

　　随着反清革命的失败，黄兴、宋教仁等逃到日本，中国革命遂陷入了迷茫时期。恰在这时，孙中山来到日本，迅速把这些革命者集聚一起，发起成立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提出十六字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接着，他又提出三民主义，并写入“同盟会”时期的《建国方略》。这时的孙中山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孙中山一生发动过十次反清起义，除去镇南关起义以外均未亲临现场指挥，这是因为清朝政府对孙中山死令通缉不准回国造成的。如史所记，流落海外的孙中山不仅派专人、或用电报传达他制定的起义计划，而且还为每次起义向海外华侨募集所需的军费。当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又向处于革命低潮的同志指出：“失败是成功的种子，推翻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的日子不远了！”半年之后，结束封建帝制的武昌起义爆发了！这说明孙中山有着非同凡响的革命预见性。

　　如果再联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设立防范袁世凯复辟的《临时约法》等，说明他不仅是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一位鞠躬尽瘁的革命家。造谣中伤孙中山没有参加辛亥革命、是“搅屎棍”者是别有用心的。

　　由此可知，唯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的艺术家，才能正确地解读中国近现代史。

　　三、永远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

　　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同时，他还借用列宁的话说，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换言之，我写作的这部大书唯有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才能放声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反之，一定会走到“只爱美女，不爱江山”的反祖国、反人民的老路上去。

　　随着时代向前发展，有极少数人站在祖国和人民的对立面，公开为国民党翻案的同时，还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他们的目的是清楚的，那就是为他们早已逝去的旧中国唱挽歌，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蒋介石等唱赞歌。这不是危言耸听！请看：

　　持“告别革命论”者堂而皇之地说：自谭嗣同到辛亥革命，受激进主义影响，我国开启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阶段，使中国走上暴力革命道路，造成社会动乱，妨碍了中国通过专门的思想启蒙和发展实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为此，他们大声责难谭嗣同、孙中山等革命先贤，并高举“救国不能压倒启蒙”的大棒，责难奋起反抗列强、不当亡国奴的老百姓。同时，他们还打着利国为民的虚伪旗号，信誓旦旦地坚持保留腐败、无能的大清王朝的躯壳。然而当我们再看看他们中的某些所谓精英分子利用“动乱”，狂妄地叫嚣推翻社会主义祖国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看清楚他们爱什么，憎什么。他们宣传“告别革命论”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

　　为此，我写这部大书的时候，不仅要揭露“告别革命论”者的虚伪，更重要的是通过电视连续剧《解放》《解放大西南》等作品，向世人宣示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断然地抛弃国民党领导的旧中国，并进而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

　　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地解读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