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过几千年，那时候的人再写我们这段历史，怎么写？”

　　正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致辞中所言，“从《讲话》到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党在文化发展决策上的承传关系。”在讨论中，文艺教育与文化强国作为这种承传的现实指向让责任与担当频频聚焦于此。

　　“在我的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上，当我想找一部有丰富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内容，同时又有特别轻松、愉快的表达形式，适合留学生看的动画作品时，我只找到《功夫熊猫》和《花木兰》，可是他们都不是中国制造的。”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徐晶凝说。由此她感受到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除了学术研究之外，教授们也可以走出象牙塔去关注社会问题，利用自己对艺术教育的知识见解去引领和规范一些东西。徐晶凝坦承，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她13岁的女儿正在学钢琴。“在考级教育的引导之下她虽然接受了教育，但我不知道经过这样的艺术教育之后她在精神层面能够提高多少？”徐晶凝说。

　　在郭建宁看来，文化强国有两个标尺，一个是好的作品，一个是大家。“历史上的好作品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到今天是什么？有人说是通俗文化，是小品、段子；历史上有诸子百家、李白、杜甫、曹雪芹，近代有鲁迅、巴金、茅盾，而现在怎样来概括？有人说是‘赵小李’，即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不是说他们不好，但其文化层次、品位境界的确还要提升。“有一点我很担心很纠结，如果再过几千年，那时候的人再写我们这段历史，怎么写？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很发达，但是文化精品很少。因此既要普及，也要提高，要创作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作品。”郭建宁认为，文化建设既要重视文艺的中国化，也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要重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蒋一民的观点是，《讲话》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文学艺术跟社会的核心价值有着本质的关联，二者相互作用。文艺的能动作用决定了文艺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怀着强烈的使命感。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强国之路上呼唤文化振兴之际，文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紧密关联又一次凸显出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则有着另一种理解，他认为《讲话》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即一个社会有没有合法性，文学艺术及文化其实是为社会提供合法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资源。“怎么样让生存在社会中的人有幸福感，认同这个社会，这些东西都需要文化艺术来解决，所以话语权的问题非常重要。”张颐武指出，应从跨学科、跨文化、跨代际三个维度来思考艺术教育的问题。

　　结合《讲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立中则感到，革命文艺怎样转向建设文艺值得思考。“过去把革命文艺当作一个斗争的武器，今天应当是建设的武器和社会和谐的武器。今天，文化不再是一个战线，而是事业和产业，文化发展的形势、内容都有新的演变，所以出现新的问题需要研究。”

　　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陈跃红说：“历史上凡是崛起过的大国，凡是衰落以后或正在衰落中的大国，最后留下的最值得炫耀和最长久的资本一定是文化和艺术。今天去伊朗，我们看见更多的是细密画、地毯、诗歌，那是非常值得炫耀的，也是最让我们吃惊的。”

　　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程朝翔看来，《讲话》精髓是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他认为，今天中华民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应该大力强调文艺的重要功能，今天的环境已经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不是革命而是建设，文艺的作用也应该有相应的变化。程朝翔表示，大学艺术教育也应该服务于国家战略。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萨姆斯也指出，“如果哈佛大学不研究经济和生物，照样会有政府部门拨款来做，但想一想如果学生在哈佛学了美术、音乐、文学会怎样改变和丰富他们的生活。如果重要的大学不完成这项任务，我看不出社会的其他部门会如何填补这种空白。”程朝翔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应该如何通过艺术教育、艺术普及和各种艺术作品、艺术实践，将艺术的核心理念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是大学艺术教育应该考虑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万俊人认为，人文的问题根本在于文人的问题，同样文学艺术的问题根本是文学艺术家的问题。文学艺术是整个人文学科中最讲究技艺、心灵和信仰的，因为有多高的心智就会有多大的艺术成就，有多开阔的眼界艺术世界就会有多大，眼光有多么深邃眼前的生活世界就会有多么深刻。所以根本的问题是大师的问题，是教师的问题。

　　而正在改变当下社会结构的“80后”、“90后”群体，也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思考甚至担忧。张颐武认为，在全球化、市场化的新环境下，艺术教育如何直面代际价值观及文化消费取向改变等问题值得思考。陈跃红则深刻感受到，当下物质化发展趋势影响到广大学生，这些学生的专业选择万众一心都是经济、管理、法律等，但他们的兴趣和使命感问题则非常严峻，这一现象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