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民族风格”、“中国气派”

——从毛泽东诗词看毛泽东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毛泽东《十六字令》（二首） 朱向前书法作品

　　如果毛泽东写新诗又会如何？毛泽东为什么钟爱或者说选择了格律诗词这种古典形式？这是妙手偶得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长期以来，毛泽东诗词以史诗合一的史诗品格和天风海浪般的磅礴气势，光昌流丽的华美文辞以及瑰丽奇谲的浪漫想象等艺术风范，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以致他的敌人也为之折腰，风靡程度一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诗人诗作。如果说这种风靡当年还有很多非诗的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今天，毛泽东离开我们36年了，可他的诗词还依然频频出现在舞台、荧屏、教科书和文学作品乃至酒店、客厅、会议室、宾馆大堂和亿万人民的口碑中。若以耳熟能详的普及程度论，他的不少名篇警句仍然超过了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等代表作，基本上和“举头望明月”这样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达到了同一级别。显然，这就要归功于毛泽东诗词本身的艺术魅力了，这也是政治淡出、文化凸显的一个结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淘洗，毛泽东诗词中的上乘之作（我个人认为约20首左右）已然完成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作为晶莹璀璨的浪花汇入了瑰丽壮阔的中华文化长河之中。问题是人们都自自然然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似乎天经地义，本该如此，却忽略了反向思考，比如从来就少有人设想过，如果毛泽东写新诗又会如何？毛泽东为什么钟爱或者说选择了格律诗词这种古典形式？这是妙手偶得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如所周知，新诗进入中国100年以来，给中国的诗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找到了新的资源，融入了新的元素，反映了新的生活，开出了新的生面。这100年，实际上也是新旧体诗暗中较劲和比赛的100年。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在不停地此消彼长，但它们之间孰优孰劣，更多的人和更多的时间都采取了不争论主义，各写各的，只做不说。毛泽东作为大国领袖，以他的襟怀、气度、魄力和眼光，对各种文化自然是兼容并包，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具体在新旧体诗的问题上，他老人家倒是终其一生钟情于古典诗词，并且身体力行，成就了中国古典诗词在20世纪的最后一座高峰，而且还在上个世纪50年代集中思考并三次公开发表了他支持古典诗词的看法。这显然是不同寻常的，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