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抄袭门”早已闹成媒体大事件。有趣的是，正因为如此，挺汪派获得了一个极其新潮、极其西化的借口：这是媒体攻击自由学者的最新例证。[1]我虽有好揭人短的恶名，但生性迟钝，向来跟不上潮流，因而也没有掺乎这幕闹剧。当然，我还有自知之明，我掺不掺乎根本无关紧要。近日无聊，于网上搜得不少材料，浏览之后，颇多感慨。本人虽无建树，但也混迹中国学界多年，于其中蜿蜒曲折种种蝇营狗苟之事略知一二。因此，对汪晖抄袭一事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但又不知说什么好。

　　还是先说说最基本的吧。汪晖究竟抄袭没有？我确信：他抄了。坦率地说，我认为，王彬彬的揭发文章不是很有说服力，在某方面甚至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即可能让人误以为是媒体或某些人要和汪晖过不去。相反，后来揭露的很多材料更有说服力。它们表明，不管王彬彬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不管揭露汪晖抄袭有什么动机，不管是否存在时代错位因素，汪晖抄袭是确凿无疑的。

　　我向来认为，在所有的学术问题中，最简单最容易确定的莫过于抄袭与否了，它甚至连学术或专业问题都算不上。一个粗通文墨的外行就有足够能力判定是否抄袭，我等靠学术谋生者根本不应有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揭露抄袭在今日中国仍然可以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是最容易被学术外行（比如学术官僚们）看懂的东西。因此，很显然，认定抄袭与否的困难绝对不是能力方面的而是其他方面的。

　　汪晖抄袭首先让我想到的是今日中国学界（至少是人文社科学界）一个普遍现象：学术沦为骗术。我所谓学术欺骗不只是指学术抄袭，学术抄袭只是学术欺骗最低级最原始的形式，学术欺骗指任何冒充学术实则并非学术的行为。由于学者（尤其是我辈人文社科学者）最擅长的就是言辞，所以学术欺骗要比其他欺骗来得复杂。以我多年做读书人的体会，即便在西方，人文社科的某些领域都有沦为骗术的嫌疑[2]，在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在西方学术欺骗多半还可称为高级欺骗（这也很可疑）的话，那么在中国学术欺骗大多都属于低级欺骗。并且，我相信，这种作为低级欺骗的学术欺骗已经遍及人文社科的大多数领域。不过，在汪晖事件之前，我还有些天真地认为这种现象主要是最近一二十年“学术通胀”的结果。但是，汪晖事件让我意识到，这种现象在学术相对匮乏的80年代已现端倪。汪晖便是80年代出产的一个学术骗子。我说汪晖是“学术骗子”，很多人也许认为我太刻薄、太偏激了。其实不然，只要你承认汪晖的博士论文是抄袭，你就得承认汪晖是骗子。你非要说他那是时代使然、情有可原，我认为你已经染上了学术圈内人惯常的“乡愿”习气：铁证如山还要来点与人为善。钱理群等人为汪晖辩护就是如此，他们“很会做人”，但是不是很会做学问就不得而知了。

　　可以说，汪晖欺骗了学术界欺骗了全社会。但这样的说法太笼统太不确切了。应该更具体地说，汪晖通过欺骗他的导师、当年的学界权威唐弢先生以及其他现代文学研究界专家而欺骗了学术界和全社会。术业有专攻，现代学术分化非常细密，所以即便在人文学术界，对非同行学者的了解往往也只是道听途说，大多数时候与圈外人并无差别。比如，汪晖的《反抗绝望》我早就知道，但从未读过，因为我与汪晖不是同行。因此，欺骗是从欺骗同行开始的。本来同行理应是最不容易被欺骗的，但是在中国，至少自90年代中期以来，欺骗同行变得非常容易。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当前主要的原因是学术行当普遍丧失良知和独立，成为若干小集团利益瓜分与交换的场所。在今日中国，大多数学者即便只是想在所在行当立足（更不用说“发展”了），绝对不能得罪同行，因为任何同行，哪怕是新晋的同行，都不是一个人而是某个小集团的成员，比如他可能是该学科某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弟子或“学科组”成员。因此，在今日中国，通常情况是，学术欺骗成了透明的欺骗：即便看出了欺骗也没人敢揭露。大家不言自明普遍一致的想法是：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何必砸人饭碗；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有时，为了应付不利舆论，也会揪出几个无权无势的小卒来。于是，在今日中国学界（至少我所在的人文学界），大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之势，籍籍无名的小骗子可能被扫地出门，人人皆知的大骗子却被捧为大师。争相逢迎巴结大骗子同行，可谓中国学界一大奇观。我一点都不夸张，如果你良知未泯，你在学界不难见到很多让你作呕的场面。

　　从这个角度讲，与今日人文学界的很多超级学术骗子相比，汪晖的欺骗还不算一种“透明的”欺骗，不算一种同行内人人皆知而不敢言不愿言的欺骗。汪晖的欺骗是属于稍微纯洁一点的欺骗。我认为，汪晖的欺骗基本上还停留在纯学术欺骗上，是一种与学术政治、学术交易关系不大的欺骗。（这也许才是时代使然。）具体地说，他是通过搬弄一些导师和同行不太懂的东西欺骗了现代文学研究界。他的做法有点“后现代意味”，那就是拼贴。他把很多与鲁迅研究无关的他人言论剪切下来拼贴在一起，再参照勒文森研究梁启超的思路用绕口令式的晦涩言辞把它们串联起来，构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那么，唐弢和很多现代文学界专家为什么对汪晖的博士论文评价非常高呢？主要是因为他们被汪晖这个“外行”骗了。

　　我猜想，唐弢这样的学者被骗主要是因为他不了解汪晖抄袭的那些东西。作为老师，回想一下我们被学生欺骗的情形，就不难体会到唐弢被汪晖欺骗的方式了。学生行骗一开始可能是直接到网上下载文章，或者原封不动地抄书或抄杂志；其后发现这太容易被逮住，便转而把若干网上或书籍、杂志上的文章拼贴在一起，尤其是拼贴那些老师不熟悉的东西。唐弢可能由于年龄大了，对新的著作和译著了解不够，再加上太相信汪晖的“为人”，所以没有看出破绽来。其他同行如钱理群等人，可能也是如此。我觉得，汪晖的特点就是把他读到的各种东西一股脑儿地塞进他的“著作”里。这种做法对那些比较局限于某一行当的人容易产生迷惑作用，觉得作者比自己渊博得多，从而产生不敢妄加评判的感觉。于是，汪晖的那种“大杂烩”著作就被误解成了大师级著作，学术骗子就成了学术天才。连唐弢这样的学者都会犯如此错误，想来真是令人扼腕。

　　汪晖以鲁迅研究成名，鲁迅曾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纪念刘和珍君》）我早已不崇拜鲁迅，但仍然认为鲁迅这句话非常适合今日中国的学者文人。我没有什么学术原创，但是，我认为其他人也未必有。不要说汪晖，比汪晖更大牌的学者一样未必有。如果你认为汪晖就算有学术原创的，那么我必须诚实地说出我的感觉：你还不知道学术原创为何物呢。在今日全球化的学术环境中，如果谁还轻易相信某个中国新左派学者具有原创性乃至已到大师级，简直可笑之极！我研究西方新左派学术多年，自信对西方新左派的了解不比汪晖等中国新左派代表差，在我看来，今日中国新左派基本属于拾人牙慧范畴。有人觉得中国的自由主义缺乏原创性，殊不知，中国的新左派比自由主义还要差，而且差的不是一点点。中国新左派连新左派的基本理路都没弄清，因而连基本的学术性都够不上，更别说学术原创性了。

　　不知别人如何，我越来越有一种感觉：我们时代（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绝大多数将被证明是垃圾学术，将被历史无情淘汰，即便是曾经名噪一时的学者也不会留下多少供后人不断重读的东西。现在某些人不断强调时代如何如何，其实真正的学术有点像艺术，虽然产生于特定时代，却并不受特定时代限制，所以真正的学术成果（著作或文章）都是可以传世的。以我所在的行当美学来说，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时代色彩之浓厚有时令人难以卒读，但我相信，只要美学在中国继续存在，这本书仍然是必读书。你要是真懂行，在中国人写的西方美学史著作堆积如山的今日，你会越发地觉得此书难以逾越。这才是真正的学术成果。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这些新时期以来的学者都属于悲惨的一代，我们似乎注定成为学术史的过客。大浪淘沙，我们的所谓学术成果也许都将被冲得一点不剩。因此，汪晖是否大师其实不需要争辩，汪晖是否骗子也不需要论证，历史将会证明一切的。一代一代读者的过滤足以澄清一切。汪晖在享受了多年“杰出学者”待遇之后，如今被打回原形，便是历史的惩罚。你可以欺世盗名于一时，却不可能欺世盗名于永远。这不是因为有正义女神在，而是因为有读者的眼睛在：你瞒过一双眼睛、两双眼睛，总不能瞒过所有人的眼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