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为文学大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成为文学大省的原因，其文学形态的独特之处，其目下的困境与不足，都值得我们关注并研讨。

　　以赵树理为代表，以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李束为等为主要成员的“山药蛋派”，曾是20世纪40—70年代占据文学主流的工农兵文学的典型，山西文学在这一时期风光无限。80年代中期“晋军”崛起，成一、李锐、柯云路、张石山、周宗奇、王东满、韩石山、张平、蒋韵等人，以小说《新星》、《老井》、《厚土》系列风靡一时，山西文学为全国瞩目。这一阵容中的成一、李锐、蒋韵等，近年来仍时有佳作问世，如李锐的长篇《张马丁的第八天》、成一的长篇《茶道青红》、蒋韵的中篇《行走的年代》等。特别是李锐，他的作品从内容上说，是“虚无之海，灯光之塔”； 从形式上说，是“瘦硬”；从阅读效果上说，是以理生情，而不是以情入理。这些特点，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与鲁迅最为相似。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文学有三个新的特点特别醒目：

　　一是“衰年变法”。这主要是指陈为人、毕星星、周宗奇、王东满、韩石山、张石山、林鹏等人，在60岁之后，于写作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重视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文化传统，将文学、历史、哲学思考融为一体。在文体上，是纪实性、回忆性的非虚构写作；在内容上，以重新打捞人物、事件真相为特色；在思想性上，则时有新识、新见。譬如陈为人的《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马烽无刺——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山西文坛的十张脸谱》、《摆脱不掉的争议——七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台前幕后》，毕星星的《坚锐的往事》、《走过带伤的岁月》，周宗奇、王东满、韩石山分别写三位书法老人林鹏、姚奠中、张頜的传记，林鹏、张石山的随笔等。

　　二是新锐作家崛起并走向成熟。这主要是指李骏虎、王保忠、杨遥、陈克海、手指等三四十岁作家的写作。李骏虎的中短篇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长篇小说《母系氏家》，王保忠的中短篇小说集《甘家洼的风景》，杨遥的中短篇小说集《二弟的碉堡》等，都体现了不同于前几代人的都市体验和乡村风景，有自己独特而较为成熟的风格。

　　三是女性写作有占领半壁江山之势。蒋韵、葛水平、陈亚珍、小岸、孙频、李燕蓉等，近些年来分别以博大的母性情怀、旺盛的生命欲望、执著的神性追求、“她世纪”中新一代女性叙事等特色，为文坛所瞩目。在她们的作品中，体现的是生命法则、个体生命、彼岸世界、日常生活向社会法则、群体伦理、此岸世界、非凡人生的挑战，并在这挑战中，体现了今天这个时代的前沿性探索。

　　除了这三个新的特点之外，处于国内科幻文学写作领军位置的刘慈欣的创作值得一提。中华民族受“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思想影响，科幻写作一向是被放逐于文学世界之外的。但在今天，科学与文学的结合正成为人思考世界、思考自身的一种新的方式，而刘慈欣的科幻文学写作，体现了这一思考方式在中国文学中的位置与标高。

　　山西能成为文学大省，与山西的地理位置、文化形态相关。山西地表山河，一向可以自给自足，但又与历朝历代的政治中心相距不远，如唐之西安、宋之开封、元明清之北京、抗战时期之延安等，从而得以在改善自身时汲取新知。山西对新知的汲取是非常及时的，只是这种汲取以改善自身为限，而不是对新知的完全接纳。

　　读陕西文学，你会感受到一种“皇家气象”，《创业史》、《白鹿原》为天地作史的雄心令人感佩；读山东文学，你会感受到传统文化气象，那种对正统的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对其即将失去的悲凉，只有山东文学写得最酣畅淋漓；读河南文学，你能感受到中原文化那特有的动荡、离乱以及其中顽强的生存意志；读江苏文学，你又能感受到感官、欲望层面的细腻诱惑。这些，在山西文学中，绝不会如此突出与强烈。赵树理最大的创作愿望与决心，是写一部叫作《户》的长篇小说,他写出来的绝不会是《创业史》,最多是《三里湾》。李锐小说中的“土”再“厚”也是与个人的日常生存相联，与正统的传统文化无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要而言之，山西文学整体最为突出的独特性在于：

　　立足于民间性的个体的日常生存。如一向反对工描的赵树理，却在他的作品中不厌其详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列农民分家、丰收、入社时的物品账单；李锐的《厚土》将人的生存形态、存在意义抑或人生感情，都建筑在个人性的日常生存之中；葛水平的《裸地》也是将乡村风云、历史变革与个体的日常生存水乳交融在一起。山西几代作家都坚信自己笔下的山西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具有普遍的全人类的价值与意义。这样一种自信，使山西作家能够卓然独立于国内各种文学潮流之外，专心于自己的创作风格。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自信，坚守才有可能：在赵树理笔下，无论是“庙堂”还是“广场” ，在李锐笔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但凡与民间性的个体的日常生存相悖，则拒之。正是这种坚守，使得山西作家能够滤除“躁气”，能够去除各种各样的“观念”的遮蔽而直观人本身。

　　坚定地站在上述立足点上，审视历史风云、时代变幻，审视社会思潮、文化形态，审视冲突的发生，追问意义的形成，或歌颂或批判，或缅怀或抛弃，等等。于是，我们在“山药蛋派”作家笔下看到乡村历史的变迁，在李锐笔下看到个体生命无法走出的历史与时代，在蒋韵笔下看到女性的神性情爱只能在现世“隐秘盛开”，在孙频笔下看到一只微不足道的耳钉却成为女性永远摆脱不了的生命之“咒”。即使最虚幻的科幻文学，在刘慈欣笔下，外星人来到地球上的遭遇，也是与当今时代普通民众的老年生活密切相关的。

　　毋庸讳言，山西文学发展到今天，陷入了某种困境，且这一困境的形成，与山西文化、文学的特性，不无关联。即以文学影响力为例，当下山西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力，纵向上远远不能与“山药蛋派”文学相比，和当年的“晋军”也不可同日而语，横向上与上海、山东、河南、江苏、陕西等省市也相差甚远。你当然可以说，“山药蛋派”文学在其时是作为革命文化形态的主要载体，而一领文坛风气之先；“晋军”文学也是因为山西历史上的地位，才成为根据地及其之后的共和国文学转型的重要体现；而90年代之后，山西不再是时代文化形态变革的敏感区域、强势区域，这使得山西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力不再如从前。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山西文学的自身问题：90年代之后的山西文学，不善于在弱势区域与“中心”、与强势区域对话，不善于在二者的张力关系中构成自己全国性的影响力。再往深处追究，这与山西文化的特性也不无关系：山西确实善于汲取新知改进自身，但汲取与改进的落脚点，往往局限于自身，而不重视“自身”与“中心”、与“他人”的对话，不能立足自身经验提出全国性“话题”，让“自身”对“中心”、对“他人”构成意义，并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态势。

　　看山西文学，常常会让人想到山西举目皆是的大山，巍巍然屹立，任云在上面飘，任水在下面流。但如何在云水之间，成就自己的气象万千，山西文学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