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至15日，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台湾文化会馆基金会、中华文化联谊会、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美丽台湾”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刘锦堂、郭柏川、陈澄波、张大千、溥心畬、黄君璧、李仲生、席德进、刘国松、欧豪年等140位艺术家的近170件各类媒材美术作品在中国美术馆亮相，囊括了水墨、胶彩、版画、油画、水彩等形式，清晰呈现了1911年至2011年之间的台湾美术史。 

　　格局：互访交流持续升温 

　　近年来，两岸美术交流持续升温。2004年和2005年，“润——大陆优秀青年水墨画家作品展”和“韵——台湾当代水墨名家画展”先后在台北和北京举办。“润韵”呼应，可见主办方策划的深意。2006年，“台湾美术发展1950-2000展”在北京举办，展出包括绘画、雕塑、装置、影像及行为艺术文件等在内的111件作品。2007年，刘国松在北京故宫举办“刘国松绘画一甲子”展。他坦言，创新才能得到自身文化母体的承认。 

　　伴随两岸美术交流的深入，台湾主流美术杂志开始介绍大陆的798、宋庄等艺术集聚区，大陆的双年展、各地画廊也受到了极大关注。而像于彭、郑在东等台湾艺术家则纷纷入驻大陆，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就像两面镜子，两岸美术互为观照，形成了一种十分有意思的格局，相互提醒，相互借鉴并汲取营养。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更提醒，上世纪80年代大陆提出“新文人画”概念，是不是受到台湾的影响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指出，很多时候，台湾美术的现代性探索老走在大陆的前面，加强两岸美术研究，未来应结合起来综合考察。 

　　视域：隔海相望的历史渊源 

　　对许多人来说，台湾美术依然是一个“隔海相望”的视域。人们最熟悉的，自然是被称为“渡海三家”的张大千、溥心畬和黄君璧。随着近年来两岸美术交流的扩大，刘国松等台湾画家也逐渐被人们所熟悉。整体上讲，人们对台湾美术的了解并不多。 

　　自明清以来，台湾美术就深受传统文人画的影响。游宦游幕的文人、官吏，承袭传统水墨画的文人趣味，与大陆来台的画师及本土民间画工的创作交织并茂，构成了台湾美术发展的主流形态。至日据时期，西方的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主义等西洋绘画流派以及东洋画被引进台湾。二战后，传统水墨再度复兴，画会崛起。其　间“东方画会”、“五月画会”等一大批画家受现代主义影响，掀起了台湾美术的现代主义新潮。 

　　二战后台湾传统水墨画的复兴，被认为“不仅仅是继承传统，而且是重新发力”。上世纪70年代，许多人留学后回到台湾，带来了美术革新的力量，在中西融合中寻找自我定位。当大陆倾向于社会写实风格之时，台湾美术却显示出了一种积极浪漫的精神，与西方美术融合，又兼具乡土和文人气息。 

　　在台湾画家李锡奇看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台湾美术的画会时代，那时现代艺术刚刚崛起，许多人写现代诗，后来影响了绘画和音乐。到了7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不错，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画廊，进入了画廊时代。80年代美术馆建设受到重视，台湾的口号是每个县都应有自己的美术馆，因此进入美术馆时代。90年代后，两岸交流从热身起步到日益频繁，台湾美术则进入了多元发展的时代。这基本概括了台湾美术的发展历程。 

　　根脉：中华传统文化是主流 

　　“中华传统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主流文化。一直以来，大陆文人画对台湾美术影响甚大，成为台湾重要的绘画传统。虽然日据时期传统的文人画被压抑，胶彩画盛行，但两岸之间不断的交流弥补了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文化差异。”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卢禹舜透露。 

　　在日据时期，西洋和东洋美术观念和样式被引入台湾，但两岸交流的轨道上，对传统的继承始终是其主流。“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人者融之。”徐悲鸿在《中国画改良论》中所提倡的融汇中西之法，很快便被台湾美术界所接受，并迅速体现到创作当中。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江明贤描述，这恰恰给台湾美术的自我定位制造出一种引西润中的格局。在历经传统的被压抑、复兴和多元创新的过程中，台湾美术最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面貌。 

　　1949年前后，一大批大陆美术家赴台湾，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渡海三家”。这些艺术家的大陆身份、美术渊源和在美术界的影响力，给台湾美术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随着台湾绘画一举压倒日据时期的胶彩画风，张大千的泼墨更成为继承传统的样板。 

　　新时期以来，两岸之间的美术交流也频有之。据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赵力忠回忆，1981年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前身）成立，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刘国松秘密来到大陆，成为两岸美术交流的破冰之旅。1983年，张大千逝世，大陆随即举办相关画展，还开了研讨会，当时在大陆的台籍美术界人士参加了活动。如今，随着两岸关系缓和，文化交流更加密切，美术往来早已不再是“秘密”。 

　　默契：共同促成一种民族意识的构建 

　　“台湾美术和大陆美术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日据时期受日本影响较大，而大陆美术在1949年以前主要是受法国、比利时的影响，1949年以后是受苏联影响。不管是受哪里的影响，这些外来的艺术观念、样式、技法，其人文气质都是欧洲的。因此，在受外来影响方面，大陆和台湾的历史境遇其实是很相似的。”邵大箴不无感慨。 

　　众所周知，支撑中国绘画的两大支柱，一是工笔，二是写意。在中华传统文化浸润下，大陆和台湾的美术又因近现代的历史遭遇而各有特点。比如，许多人普遍感觉大陆的写实传统要远大于台湾，而台湾在现代探索、观念和技法的更新上似乎走在前面。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写实风格都成为大陆美术的重要特征，徐悲鸿学派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邵大箴认为，这不应被看作是特殊时期的政策需要，而应该从历史的原因上考察。正如光复后的台湾一度对殖民文化的反思和对乡土风俗的回归，大陆美术界在1949年后表现出来的务实求真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本质上也是对家国离乱压抑状态的一种释放。 

　　在美术多元发展的当下，两岸都面临着过度强调观念、忽视技巧的问题。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水墨上，或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或中西调和，各种探索都十分活跃。引人注目的是，它们都不自觉地促成了一种民族意识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