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香港著名作家也斯在港逝世。这距离他成为香港书展年度作家只有半年。据与他熟悉的香港作家、诗人廖伟棠说，“他一直都很强调一点，不要让香港文学在全球的话语中消失。”媒体报导称，他的遗愿就是寄望香港文学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对香港文学界来说，也斯的离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作为二战后香港本土出生的第一代重要作家，早在上世纪60年代，也斯就开始进行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探索。其诗简洁蕴涵，其文则深寄香港本土的日常生活，小说《布拉格的明信片》《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更先后斩获两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如果说刘以鬯是香港新文学连接五四传统与上世纪40年代文学线索的重要作家，也斯、西西等一大批中生代作家恰恰是香港意识逐渐凸显和香港文学本土化确立的明显标识，同时也是香港文学与西方文化接轨的重要力量。

　　正如也斯生前所流露出的担忧那样，在金庸武侠、亦舒言情、张小娴散文以及跟影视多有交集的李碧华小说等通俗文学铺张于内地之时，内地对香港文学的了解并不多。近年来董桥、梁文道的散文在内地大受欢迎，也许也仅反映了一个内地的视角。

　　也斯是一条线索。沿着这条线索，去索隐，去观察，可能会看见内地人所不熟悉的香港文学的“严肃“一面。记者在给陶然打电话采访他时，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后来回顾整个采访才意识到，他无疑是聊香港文学特别是严肃文学的最佳人选之一。他是二战前后出生的香港中生代作家，跟也斯同辈，著有《与你同行》《一样的天空》等长篇小说、《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陶然中短篇小说选》等中短篇小说选和许多“新编故事”小说。他是印度尼西亚归侨，曾在内地求学，此后留居香港但仍经常奔走于香港、内地和世界各地之间，经历可谓充满了香港的历史感。同时，他是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又是香港迄今为止存在时间最长、1985年1月创刊的文学刊物《香港文学》杂志的总编辑，早在多年前就参与了该杂志的创办，对香港文学新势力的状况更是再熟悉不过。

　　记者：也斯去世，可以说是香港文学的重大损失。他生前曾寄望香港文学受到内地和世界的更大关注，但实际上内地许多人对香港的严肃文学了解得并不多。

　　陶然：香港作家的处境其实并不好，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要赚钱养家，写作都是业余的兴趣爱好。因此香港的文学也很难分什么团体，即便有一些同仁团体，也都比较松散，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像“素叶”，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同仁团体。活跃成员大概有十几二十人的样子，因为文学观念相近而到一起，形成一股力量。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文学主张或观念，走的路线也并不十分一致。像西西、辛其氏、何福仁、许迪锵他们。“素叶”在香港文学界有相当的影响,形成一股力量,但近年各成员各自忙于生活，虽然相互间时有联络，但影响很大的文学杂志《素叶文学》好多年前就基本停刊了，只有“素叶文学丛书”还时不时有新书推出。

　　记者：香港作家的生活、创作及交流情况如何？前几天刚在《北京文学》上读到您的中篇小说《没有帆的船》，总感觉有一种都市谋生的漂浮感，香港作家是不是都有这样一种情绪在里头？

　　陶然：香港的情况很特别，每个作家可能都有那么一点作为香港人的都市情结。但总体上，多数作家是把写作当成爱好的。他们要赚钱，要养家，对于文学上真正的交流其实并不多。以前不少作家靠给报刊杂志写专栏为生，表达底层市民的声音，后来香港报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家的创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报纸实行改革，副刊版面缩减，首先是取消了小说专栏，小说特别是中长篇小说的发表空间一下就被消灭了；同时散文等其它文体专栏也大大减少了版面。文学失去了许多发表空间，作家的一些创作只好直接通过出版社出版。但你也知道，香港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出版业要追求利润，严肃文学作品的出版其实是很艰难的，一般出版也就保证最低的印刷数量，比如1000册。这曾引起香港文学界的担忧，认为香港文学越来越边缘化了。不过我觉得，这更有一种大浪淘沙的感觉，喜欢的人还是会继续写，留下来的往往也是好的。

　　记者：在香港这样的大都市里，坚守文学是不易的，但可能它更接近于当下社会的常态。我很奇怪的是，无论是刘以鬯还是西西，写小说的有不少都表现得很先锋，实验性很强；而像董桥等一大批写散文写得很好的作家，气质上却很传统。

　　陶然：香港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使得它有可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流派、手法，因此就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融碰撞的多元状态，显得十分包容。从几十年来的香港文学看来，香港作家从未停止过各类探索。老一辈作家刘以鬯的意识流、西西的顽童体，都是很好的例子。而有的作家本身就在大学里教书，他们在文化出版界、报界和文学圈里的学生延续传承了老师的文学志趣，加上人脉也广，就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至于董桥，他成名虽早，但在内地风行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罗孚以笔名“柳苏”在北京《读书》发表《你一定要读董桥》一文之后。他担任苹果日报社社长职务之后，薪酬优厚，给他的创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他本人又喜欢文物字画古董，气质相近，加上能有闲暇精雕细琢，文字考究。但这不具有普遍性，多数香港作家还是在赚钱养家、文学创作之间左支右绌，显得比较窘迫。

　　记者：回顾香港文学史，从其起源到南来文人“北望中原”到逐渐呈现出本土风貌，南来文人的创作常常被人提及， 南来文人的创作对香港文学有何影响？

　　陶然：对香港文学来说，南来作家当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事实上，很多南来作家在香港往往抱着一种过客的心态，只把香港作为暂时栖身的跳板和躲避政治及社会动荡的过渡地，并没有长期居留的打算。比如张爱玲，她的创作基本以上海题材为主。徐訏在香港生活了那么多年，直到他在香港去世，几乎没有怎么写过香港题材的作品。不过他们在文学上的分量，本身就造成了一种客观的影响。至于解放之后，也有一些南来作家，但受制于观念、语言习惯等各方面原因，总体上并未造成突出的影响。到了后来，甚至“南来作家”在社会上渐渐成了一个负面的词语。从上世纪20年代侣伦等人开始，香港的文学似乎从未蓬勃过，也从未间断过，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香港曾有一个笑话说，如果你想让人倾家荡产，那么你就让他去办文学杂志；如果你想让他三辈子倾家荡产，那就劝他去办报纸。即便如此，香港还是不断有人去办报办刊，文学刊物从未间断，创作更从未中断。

　　记者：在您看来，香港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的开端是什么？如果让您来界定香港文学“本土化”这个关键词，它至少应包括哪些特点？

　　陶然：从二战结束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作家起，香港作家的本土意识相对较强。他们大多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成名，提出了香港身份的问题，对此也比较敏感，在中国人、香港人以及旧的英国殖民地几重身份之间有过迷惑和彷徨。至于如今的年轻一代，他们对身份的认同其实更像是在表达一种对现状的不满。这些本土化的意识，体现在文本上，往往就是强调香港土生土长，同时又由于他们各自的生活圈子、族群关系的不同，而呈现出不一样的生活习俗、人文风貌乃至语言特点。

　　记者：1984年，中英签订了联合声明，从1984年到1997年可以说是香港发展很独特的一个时期。我们知道，《香港文学》就在这期间创刊了，当时香港文学界对此有何反响？这一园地的文学定位对香港文学有何影响？

　　陶然：一段时间里，香港的确产生了一些政治小说，但我不觉得1997年是香港文学的重要分界。说到底，文学在香港并没有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报纸版面改革之后，小说、散文、诗歌渐渐淡出报刊专栏，杂文渐起，但一些专栏也不是作家在写了，往往成了像医生、司机这样的专门人士或市民抒写的板块。我参与创办《香港文学》，是1984年底的事情,并于1985年1月号正式创刊。作为目前标志性刊物，《香港文学》至今已办刊28年，是至今为止香港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文学刊物。在香港市民之中，它不算热门，热门的往往是那些八卦信息、教人如何赚钱的刊物。但我想，即便明知在香港办这个文学刊物有点力量不够、甚至像是天方夜谭，但它对香港的文学和文化发展还是有作用的。它是比较边缘，可是文学也需要有人来做。办刊时，老作家刘以鬯兼任了社长和总编辑；到2000年我接手主持办刊，作为一个文学刊物，我表示，《香港文学》将对文学持包容的态度，但决不去涉及非文学的领域。事实上，这种坚持也给全球华文作家提供了一定的文学空间。

　　记者：我们说到文学，常常会提到根，香港文学的根是什么？或者说，它让众多作家赖以坚守和努力的原因是什么？回归后的香港文学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陶然：香港文学最根本的根，是中华文学的根。同时，作为一个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它又能迅速了解各国信息，吸收世界各地的文化营养。特别是年轻人，中英文都通，信息也灵，因此既体现出传统的一面，也有现代的一面。1997年以后，香港一直没有出现大的史诗性作品，这也是它为人诟病的地方。此前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写的是香港，可她却是台湾人；包括如今的董启章、韩丽珠、葛亮，他们大都在台湾成名后而在香港更出名。但客观地说，这跟作家处境艰难有关系，一部史诗性的著作，是要花很多时间去钻图书馆的，费时耗力。有人觉得香港的文学格局小，写的往往都是身边事，却忽视了香港作家这种“非专业”创作的特点。加上现在各类报刊都追求短平快，三五百字就到位，文学刊物也大多要求小说不多于5000字，散文不超过3000字，也造成了一种快节奏的氛围，大作品更难产生。当然了，香港也有它的文学奖项，包括中文文学双年奖和中文文学创作奖，还有一个红楼梦奖，但主要体现在荣誉上，经济助推的效果不明显。香港艺术发展局也有一些对文艺刊物、图书出版的资助，但申请起来手续繁琐，作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加弱了。好在他们都是因喜爱而写作，因此持之以恒，连续不断，很好地维持了香港文学的根脉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