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说，香港这本书很难读，香港的故事很难讲。其实，香港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可说清楚道明白的都市。一说到香港文化，不少人都会用我们的市花——紫荆花来比喻其华洋混合、中西文化荟萃的杂交特色，但对她的文化肌理却鲜有深入的研究，以至于无从言说。那么，文学作为一种反映人们生活、时代演变，承载社会历史经验的艺术形式，是怎样言说这个都市的传奇与港人生存境况的呢？

　　香港的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都市文化、大众文化，商业色彩浓厚，与传统农业审核会所产生的文化形态有质的区别，因而，香港长期被讥为“文化沙漠”。如果，我们从传统田园牧歌式的所谓“纯文学”角度，来审视香港的文学形态，不免会得出那样的结论，但如果我们从现代工业社会乃至后现代的文化视野去审视香港的文学与文化，就会发现香港的文化异彩纷呈，以前被遮蔽、被漠视、被遗忘的文化景观就会纷至沓来浮现眼前，以至目不暇接、眼花缭乱。香港有文化，而且枝繁叶茂、辉煌灿烂。

　　回顾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致脉络，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文学主体意识，有一个从淡漠到自觉再到日益高涨的过程。那么，香港的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的格局中，有什么独特的表现和贡献呢？香港人又是怎样讲述自己的故事、言说这个城市的历史经验和人情世态的呢？

　　香港的文学有多元的文化特性，殖民地的地缘优势，自由的空间，给了她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表现在文学上则是兼收并蓄、百花齐放。香港的小说一方面保留及延续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文脉，另一方面又大量吸收引进西方现代艺术观念，既有东方传统文化的濡染，又有国际视野。大家都知道，1949年以后，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通俗文类在中国内地一度消失，在“文革”期间更是被彻底禁绝，而香港这个自由港却提供了这些传统文学形式生存的空间，新派武侠小说应时而生，而且蔚为大观，影像遍及海外华人世界，同时也刺激了香港电影动作片的发展。金庸的武侠小说无疑为读者提供了对故国文化的想象空间，弥补了飘零离散的心灵缺憾，纾解了海外游子怀乡的郁结。香港的商业文化语境，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也为通俗小说的发展、勃兴提供了养分。武侠小说之外，都市言情小说成为香港文学的另一枝奇葩，亦舒的言情小说以现代都市生活为背景，书写白领丽人的情与爱，紧贴时代的脉搏、港人的心态；而20世纪90年代冒起的张小娴，则写出了新一代人的爱情观，她的一句名言，征服了不少读者：“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和都市言情小说的流行，无疑也证明了大众通俗文化自有其无可否认的生命力。从这些文学现象可以说明，香港的通俗文学不仅延续了内地一度中断的文学传统，而且加以发扬光大。

　　再看看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也同样延续上海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新思潮，而且广泛吸收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等20世纪西方艺术新观念。如刘以鬯的《酒徒》便借鉴了乔伊斯的意识流创作手法，以及穆时英的蒙太奇独白语言，为香港文学开创了新的艺术局面。香港文学一直保持着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势，先锋作家更是同步追踪着世界文学的足迹，很早就引介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的莫言看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惊呼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的时候，香港的作家如西西早在70年代初便加以借鉴，而且运用得出神入化，得到公认的好评；80年代李碧华创作《胭脂扣》时，那如幻如真的魔幻手法更令人激赏。这些文学作品体现了香港作家的创作精神，从中可以看到香港人独特的言说方式，全然有别于同时期的内地文学，可以说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容和形式。

　　除了多元性，香港文学又有鲜明的本土性。现在，人们一说到香港文学的本土性，很多论者都从70年代说起。其实，早在四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说如《虾球传》《穷巷》《太阳下山了》等作品中，已经包表现出浓厚的本土色彩，以及“吾土吾乡”的本土意识。“六七暴动”确实是香港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刚认的身份意识被唤醒，而且发展出反思历史、追寻身份的主体意识。但这种港人主体意识与文学中所说的本土性是有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香港文学中的本土性，更多的是本土经验、地方色彩、香港情怀，也可以称之为“香港性”，像西西的《我城》、李碧华的《胭脂扣》便是具备了这种特性的佳作。

　　对于香港文学有一定认识的朋友都会发现，香港小说的格局较为狭小，鲜有大江大河的宏大叙事，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也没有感天动地的悲壮故事，更没有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香港的小说倒有一种“小城故事”般的闲淡与平实，这种叙述风格正好应和了港人务实、不尚浮夸的种群特性与庶民精神。香港作家更擅长的是，从日常生活出发述说这个城市的故事，捡拾这个城市散落的记忆，如罗启锐的《岁月神偷》以闲淡的笔调回述60年代的岁月，唤起生于斯长于斯的港人对故园的伤怀与思念，这类作品汲汲追寻的正是一种集体的记忆。香港的作家更关心的是这个城市的生死存亡，因而并不热衷于国族与乡土的叙述，同时也抗拒国家的论述，甚至有意识地保持距离。香港的商业文化语境、城市生活方式，以及都市时空、人文环境，都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美学情趣，久而久之也就内化成一种港人独有的文化气质，形成了香港文学的独特生态。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香港文学今年特别强调“本土性”，也造成了一种迷思，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一些“本土派”作家高扬“本土”的旗帜，把香港文学视作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场域，抗拒国族论述，抗拒中国身份，美其名曰“拒绝收编”，实则是在推行去中国化，以至形成了一种画地自限的“孤岛”心态，将所有非我族群排斥于“香港文学”之外。一味地抗拒中国，排斥异己，并是不是一种健康的文学心态，也不是一种理性的所为。狭隘的本土主义，只会蒙蔽了自己的眼睛，而且会造成文学族群的撕裂。何况香港文学从来都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场域，有本土性，也有中国性、全球性，这里依然是南来北往的文化人共同的家园、共同的文学自由港。独标本土性，忽略多元性，那无异于盯着自己的脚尖走路，终究会沦为井底之蛙。在香港作家中，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便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歧异，以回归传统文化中国的情怀，描绘了一个我们心中共同的家园，这不也是许许多多的香港人共同的中国意识吗？香港的文学史无论怎样改写，都改变不了她的中国血缘、中国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