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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诗城奉节诗歌节暨夔州诗学术研讨会即将举办

时间:2010年12月14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

    重庆奉节·2010年12月15日-17日

    主办单位:中华诗词学会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重庆市奉节县委、县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重庆市文艺家活动中心

巫山意象 情诗延绵——夔州民歌的情爱书写

彭斯远

    雄踞在长江瞿塘峡口的千年古城夔州,是我国著名的诗歌之城。这里的山川形胜和丰富的人文资源,赋予了历代诗人以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从而催生了无数伟大的诗篇。

    最近,九卷本的《夔州诗全集》由重庆出版社隆重推出,为夔州乃我国著名诗城的判断,提供了最权威的论证。该书编辑委员会由程地宇教授执笔写作的长篇论文《夔州诗综论》,雄辩地提出,夔州诗歌所表达和描绘的意象群共有8个,即瞿塘,滟滪,白帝,八阵,猿,巫山、巫山云雨,永安宫,昭君坊、昭君村、昭君溪。

    在上述8个意象之中,位居第六的“巫山与巫山云雨”,“除部分咏巫山之雄奇险峻、叹行路之艰难”外,还有表现“浪漫主义情思”,也即描述刻骨铭心情爱主题的。作为夔州诗歌所表达的意象群之第六位的“巫山与巫山云雨”,恰恰正是中华民族要生存、发展和壮大,历代夔州民众要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强烈生命意识的反映。

    这里提到的“巫江与巫山云雨”,其典故出自楚国文人宋玉《高唐赋》序言,远古中国爱情故事绝大多数都竭力表现男子苦苦追求和女性羞羞答答,而《高唐赋》序言描绘的巫山楚王民女恋却表现了女性对爱情生活的大胆追求和勇敢向往。此种反潮流的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强烈生存意识的生动反映,也是夔州劳动妇女具有自由奔放个性品质的有力表现。

    受宋玉《高唐赋》序言的影响,历代夔州诗歌多有对爱情的浓墨重彩描写。譬如,杜甫就曾在公元766年初到夔州时写过一首题为《牵牛织女》的歌行体诗作。此诗包含着诗人因安史之乱不得回家与妻儿团聚的烦恼之情,但更多却表达了对人间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天下那些未嫁女子的人文关怀。

    继诗圣杜甫之后,在夔州写爱情诗最多的当数创造了竹枝词的诗人刘禹锡。关于竹枝词,《夔州诗综论》认为,它是“从民间歌谣到文人雅作”的一种飞跃,是“夔州诗在体系创建中的第二次革新”。

    刘禹锡竹枝词之后,咏写爱情的民歌就在位于夔州地界的长江两岸大量地产生了。除了古代的夔州情歌,现代也有许多夔州情歌。一般说来,这些现代情歌的表现手法,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山乡情歌(见《夔州全集》当代卷第300页)。这类情歌多描写从事农业劳动的男女青年对婚姻恋爱的尽情追求。比如:

    月亮出来亮堂堂,芹菜韭菜栽两行。郎吃芹菜勤思姐,姐吃韭菜久想郎。

    其二,水上情歌。夔州民众除了生活在万山丛中,也有少许长期居住在水边或江舟之上。所以,夔州情歌的一部分是通过对水上生活的描写来表现主题的。比如:

    大河涨水小河清,一边清来一边浑;中间流成鸳鸯水,浪打沙冲永不分。

    其三,童谣。夔州情歌除了成人歌谣之外,也有从孩提嘴里吐出的谣谚。比如:

    么妹么妹你莫哭,翻山就是大瓦屋。转过弯,娘家屋,转过拐,婆家屋。白米饭,瘦腊肉。么妹胀个胖笃笃。

    可以说,上面三类夔州情歌,不仅是夔州“巫山与巫山云雨”意象的延伸和发展,也不仅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爱情诗作和刘禹锡竹枝词的延伸和发展,同时,它们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和生命意识的强有力再现。

    因此夔州万千民众借助民歌所显现出的浓烈爱情书写,是值得我们今天大力传承和进一步发扬光大的。

    (本文为节选)

夔州诗的“奇”与“真”——兼及诗仙与诗圣

郝明工

    何谓夔州诗?一个最直截了当的回答就是关于夔州的诗歌。可是,夔州的府辖呈现出从古至今的变动不居,只有夔州的府址在数千年风雨之中安如泰山,而现代夔州就是如今的奉节,不仅成为夔州的中心地带,而且更成为吟唱夔州的唯一重镇。正因如此,夔州诗中所有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诗歌意象,与奉节的山川形胜的确是密不可分,尤其是夔州之城的白帝城与夔州之人的巴人,已经在无数人的吟诵之中不断地厚重起来,成为夔州诗意象之中最为核心的基本构成。因此,对于夔州诗进行追根溯源,理应从夔州地界原住民的巴人来开始。

    在对夔州诗进行的追根溯源之中,巴人的口头吟唱无疑应该被视为夔州诗的最初源头。这就在于,对于口头吟唱的民间歌谣的文字记录,不同于书面语言所书写的文人诗词,即便是民间歌谣的文字记录在时间上后于文人诗词的文言书写,在事实上民间歌谣的口头吟唱也当先于文人诗词的文言书写。这主要是因为诗歌起源于口头吟唱的民间歌谣,在对其文言化的过程之中成就出了文人诗词。巴人歌谣不仅是夔州诗的源头,而且巴人歌谣更是展现出夔州诗歌的诗性特质,从而形成了夔州诗的“奇”与“真”的传统。

    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人称“古歌谣”的《滟滪堆歌》,显然就是文字记录下来的第一首夔州诗。《滟滪堆歌》经过了一个从最初4句到最终12句的累积过程,在这个累积过程之中,很明显是经过后人加工的,其后为了保持原貌,又删掉了过于文言化的“金沙转浮多,桂浦忌经过”这样的诗句,于是乎,《滟滪堆歌》在最后方能成为如下的反复吟唱:

    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

    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留。

    滟滪大如幞,瞿塘不可触。

    滟滪大如鳖,瞿塘行舟绝。

    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窥。

    不过,如果从巴人吟唱的角度来看,也许只有其中的6句与他们当时的感受天然相关,这就是——

    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

    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留。

    而其他的诗句,显露出了加工过度的痕迹,因为巴人在吟唱时,是不会使用“幞”、“触”、“行舟绝”、“窥”这类字眼儿的;与此同时,对“滟滪大如牛”之后进行了“大如幞”、“大如鳖”、“大如龟”的想象性系列缩小,以示其险。其实,在巴人看来,当“滟滪大如牛”之时,就早已经是“瞿塘不可留”之日了。

    在巴人吟唱的《滟滪堆歌》之中,可以看到以舟楫航行于瞿塘峡激流险滩之中的巴人,对滟滪堆之险的空前敬畏心态,进而在反复传唱之中上升为以险为奇的崇高感,由此而凸显无比珍惜生命的人类情怀,从而升华为巴人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本真境界。于是,《滟滪堆歌》也就以其所表现出来的险奇与本真,为夔州诗的“奇”与“真”的传统进行了富有诗意的首次奠基。

    在《滟滪堆歌》之后,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先秦时期出现在巴国的民间歌谣,只不过,从其吟唱形式上看,所谓的“民俗歌谣四首”,已经开始了从民间歌谣向着文人诗词的过渡,明显地受到了来自《诗经》之中文言化的相关影响,而其中最为接近民间歌谣的当属“其一”这一首:

    山川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

    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

    故而被收入《华阳国志·巴志》之时,就被认为这样的歌谣,能够充分地表现出巴人作为自然之子那淳朴厚道与天真烂漫的淳真,诚所谓“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显而易见的是,在夔州诗之中又出现了淳真的同时,也能看到巴人生活于其中的山川田野,的确是物阜民丰,足以颐养天年,在嘉谷的清香与旨酒的馥郁之中渲染着天府之国那浓浓的神奇,从而为夔州诗的“奇”与“真”的传统增添了淳真与神奇。

    于是乎,巴人从《滟滪堆歌》一直唱到此时,也就为夔州诗的“奇”与“真”,分别奠定了诗歌传统的如此始基——夔州诗的“奇”具有了从险奇到神奇的两极,而夔州诗的“真”也同样具有了从本真到淳真的两极。从此以后,夔州诗的吟唱沿着“奇”与“真”的轨迹而显现出繁复多变的似锦格局来。

    随着诗仙李白如闲云野鹤般降临夔州,仅仅以其《早发白帝城》一诗,就将夔州诗中的“奇”,推向了后来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在高歌“朝辞白帝彩云间”之时,将夔州之城的标志性人文景观,也就是神奇的白帝城,在诗情畅流之中展现于世人眼前。从此以后,白帝城的神奇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领略与体味之中感慨万千。不仅时势所造出的英雄们,在挥笔摹写“朝辞白帝彩云间”之时是如此,而且造出时势的芸芸众生,在时时吟诵“朝辞白帝彩云间”之际更是如此。夔州诗的神奇在诗仙李白笔下,以超凡的诗意写出了超迈的诗境,在无愧于诗仙之名的同时,又为夔州诗走向神奇的极致,进行了一次巅峰之作的个人典范。

    如果说诗仙李白以匆匆过客的飘渺,在仙人似的一瞥之中,仅仅见出夔州山川形胜的神奇之所在,那么,诗圣杜甫则客居夔州几达3年之久,其所书写的诗篇之中自然也在如此努力地显现出一些夔州诗的“奇”与“真”来:一方面,写出了从“巨石水中央”到“如马戒舟航”的《滟滪堆》,又写出了从“江度寒山阁”到“渐拟放扁舟”的《白帝城楼》,来表现夔州之城的险奇与神奇;另一方面似乎也写到了夔州之人,却鲜见其诗作中所能绽露出来的“真”。因此,不由得令人发出这样的疑问——诗圣杜甫以圣人之姿所写下的诗篇,难道没有能够表现出夔州之人的本真或淳真来吗?

    对此疑问,需要首先解决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杜甫客居夔州时所写的诗,是否全都是夔州诗。显而易见,如果以为杜甫在夔州所写的诗就是夔州诗,自然就会全部收入夔州诗,因而难怪在九卷本的《夔州诗全集》之中,诗圣杜甫的诗竟然达到两卷之多。可是,如果夔州诗是关于夔州之城与夔州之人的诗,尤其是必须或多或少地延续夔州诗的“奇”与“真”,那么至少《承闻河北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之类的诗,就与夔州诗毫不相干了,因而诗圣杜甫所写出的夔州诗就远远不会多达整整两卷之数。

    诗仙与诗圣对唐代以后历朝历代的夔州诗的影响,在同样巨大之中又呈现出这一影响的正负两面来——追随诗仙者,在其文人诗词之中续写夔州之城的险奇与神奇;而尾随诗圣者,则在其文人诗词之中针对夔州之人重弹教化的老调。只有进入20世纪之后,才有可能推动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逐渐转型为权利平等的公民国度。

    尽管现代夔州的奉节,其山川形胜在斗转星移的当下,滟滪堆早已化为飞灰,八阵图也已陆沉江底,而夔门之雄则不复当年,可是,夔州之城的白帝城仍在,尤其是巴人的后代已经走向现代,由此可证,夔州诗的“奇”与“真”势必在现代诗歌长河的滚滚奔流之中不断涅槃更生。

浩瀚诗海 厚重人文——读《夔州诗全集》

滕伟明

    刚收到《夔州诗全集》,我着实吓了一跳:足足十公斤!浏览一遍,便看出了编纂者的苦心。想象他们一定是有意识地在做超越前人的事。无论是从文献的赅备还是从考证的精审方面来说,这部书都是地方艺文志的楷模。

    从汉至清,夔州歌诗几乎一网打尽。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夔州诗全集》的编辑体例相当完善,例如汉至五代卷中,把杜甫诗独立出来,既不坏规矩,又方便独立研究。书首的综论和各卷的前言,是下了苦功夫的。例如关于杜甫在夔州住地的考证,就使我大开眼界。这部书的政治、军事、民族、宗教、风土内容极为丰富,可以说是一座人文宝库,它对振兴奉节经济文化,乃至弘扬巴渝精神,都将发挥重大作用。

    短时间不可能消化全书,只能发表个人的点滴之见。

    我的眼光首先放在《巫山高》这支曲子上,它应该是最接近巴人的原唱。李贺的作品,说明了巴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融,至少巴楚认同巫山神女是他们共同的神。汉乐府的鼓吹铙歌第七曲虽然与巴文化无关,但它却反证了《巫山高》这支曲子在当时的流行,以至一个下江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它来填唱自己的思乡之情。南朝何承天的作品更有意思,他是唱着巴人的歌来警告巴人不要造反的。这里透出的信息是:《巫山高》这支曲子至少在南朝还在流传;巴人作为部族,至少在南朝还在反抗。集子中其他被律化了的《巫山高》,就再也没有这种音乐价值了。

    刘禹锡的《竹枝词》应是又一个研究重点。刘禹锡看到巴人演唱竹枝词的场面,应是迎神赛会的时候,所以他把它比作楚辞的九歌。其实巴人的竹枝词很可能就是现在还流传在川东山区的薅草锣鼓。薅草锣鼓是集体耕作时的劝力之歌,加锣鼓,采用七绝形式,内容极为广泛,诸如传史、风俗、圣谕、情歌等等,无一不唱。歌师傅的即兴演唱,是最生动的部分,也是最粗糙的部分,所以刘禹锡要雅化它。我们现在还能做的就是整理川东薅草锣鼓,尽管它不等于巴人民歌,但那里面一定有巴文化的影子。特别是民风民俗方面,肯定保留着巴族或土家族的不少文化元素。

    集子中大量的《滟滪堆歌》应是巴人民谣的流变。巴族是一个水居民族,所以对滟滪堆的标高十分关注,“大如马”、“大如牛”、“大如象”等是最直观的目测,而目测的目的,都在于指导行船。而《滟滪堆歌》在文学史的地位则远大于此,历代诗人不但把滟滪堆作为巴国地标来描绘,而且还把滟滪堆作为民族魂来进行歌颂。这样,滟滪堆就成为诗人心中抹不去的雄浑而深厚的意象,成为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险阻的象征。这是远古巴人对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做出的重大贡献。

    总之,《夔州诗全集》是一部辉煌的地志著作,在建设重庆直辖市乃至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方面,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我向编纂者致以深深的敬意。(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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