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天津市文联、天津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五届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在天津开班。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胡振民发来贺信。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怀远出席开班式并看望全体学员。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天津市副市长张俊芳，天津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浙闽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秘书长孙福海，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高玉葆出席开班式并致辞。开班式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董耀鹏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位中青年文艺评论家参加了本次研修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李准、仲呈祥，中国文联副主席丁荫楠，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彭吉象，清华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肖鹰，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夏康达为全体学员就文艺理论与评论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题授课。研修班于6月30日顺利结束。本版摘登与会领导和专家发言，期望通过他们对当前文艺现象的解读，为相关文艺评论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编 者
贺 信
各位学员、同志们：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共庆2010年上海世博会隆重召开之际，第五届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在历史文化名城天津正式开班了。我谨代表中国文联，向高研班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高研班的全体学员表示诚挚的问候，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文艺评论工作，多次就文艺评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胡锦涛同志在第八次全国文代会上指出，“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充分发挥文艺评论的作用，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营造良好氛围”。中宣部多次强调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增强文艺评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发挥好文艺评论在宣传评介优秀作品、引导文艺创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当前，文艺事业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文艺创作空前繁荣，文艺评论发挥作用的舞台无限广阔。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多元多变多样的条件下，文艺评论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新挑战，亟需切实改进和加强。近些年来，为了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国文联及各团体会员积极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牢牢把握文艺工作的正确导向，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其中，每年举办一届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就是一项重要举措和实际行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借此机会，提几点希望：
——衷心希望广大中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坚持正确文艺导向，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大力推进文艺评论创新，抵制低俗恶搞之风，努力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评论标准。
——衷心希望中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提高面向群众、面向社会、面向读者的能力，保持对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敏锐性，善于发现文艺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新思潮、新业态，以深入浅出、有血有肉、有理有据的评论，推介优秀文艺作品，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引导和提高人民群众文艺鉴赏水平。
——衷心希望中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坚持文艺评论的品格与尊严，努力提高文艺评论的权威性和战斗力，秉承真诚的批评态度、深厚的文艺素养、健康的审美取向，尊重艺术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科学说理、与人为善、以理服人，争做德艺双馨的文艺评论工作者，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自己的思想和力量。
各位学员、同志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文艺评论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在推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肩负的责任神圣而光荣。让我们携起手来，勤奋耕耘、开拓创新，共建姹紫嫣红、欣欣向荣的祖国文艺百花园，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胡振民
2010年6月22日
文艺评论是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手段
夏 潮（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文艺评论对文艺作品、文艺活动、文艺现象作出价值判断，是引导群众文艺鉴赏的重要因素，是推动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式。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文艺评论工作。从大家熟悉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关于文艺评论的经典论述，到江泽民同志关于“优秀的文艺创作和科学的文艺评论，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和杰出的文艺评论家，仿佛孪生兄弟”的重要论述，再到胡锦涛同志“关于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发挥文艺评论的作用”的重要指示，都为不同时期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提供了坚强保证和指明了前进方向。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深入回答有关文艺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努力使文艺评论在坚持文艺正确导向、引领社会审美风尚、提高群众鉴赏水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十七大以来，在党的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精神的指导下，文艺评论工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增强文艺评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切实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发挥好文艺评论在宣传评介优秀作品、引导文艺创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要求有关单位研究部署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的具体措施。有关单位为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比如，召开全国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和加强文艺评论的阵地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强文艺评论队伍的培训和建设，等等，都对改善和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文联一贯重视文艺评论工作。中国文联党组多次强调，要努力改进创新文艺理论评论工作，建立一支学术造诣深、社会影响大的评论家队伍，重点办好全国文艺理论工作研讨会、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和当代文艺论坛等文艺评论品牌活动，办好中国文联及各文艺家协会所属报刊的文艺理论评论栏目，切实加强文艺评论人才队伍和阵地建设。
文艺评论是文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手段。衷心希望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顺应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潮流，自觉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观，自觉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的理解，坚持实事求是，秉持学术良知，注意改进文风，多撰写中肯真切、激浊扬清的好文章，宣传推介优秀文艺人才和文艺作品，揭露批评各种不良倾向，更好地引领各种文艺思潮和文化追求，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自己的才华和力量。
提高理论素养 促进文艺创作
张俊芳（天津市副市长）
第五届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在天津举办，这是我市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
由中国文联主办的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已经先后举办过4届，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骨干，对繁荣我国文艺事业、深化文艺理论研究、提高文艺评论水平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天津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崇尚文艺、创作活跃，具有良好的文艺传统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特别是近年来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强调打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攻坚战，促进全市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本届研修班能够在天津举办，必将对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市的文化事业、提高我市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水平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产生重要的影响。
希望我市参加研修班的各位学员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把握机遇、认真学习、广泛交流、细心求教，吸纳真知灼见，进一步提高文艺理论的素养、能力和水平。希望我市各有关部门精心安排、热心接待、悉心服务，认真做好本届研修班各项承办工作，让各位专家和学员满意。同时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各位专家和学员在天津期间走一走看一看，对我市各项工作特别是文化建设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打好文化建设攻坚战
陈浙闽（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天津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在近现代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天津滨海新区被列为国家发展战略之后，天津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指示精神，制定了一系列的重要发展战略和部署。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7年后，天津的发展变化非常之大。
这些年，天津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市的3个目标，今年还把打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攻坚战纳入到市委构筑3个高地、打好5个攻坚战的部署，市委市政府分别下发了文件，召开了推动会，市长亲自部署，市委书记做重要讲话。特别是市委市政府还成立了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怀远，副市长张俊芳同志为总指挥的搞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指挥部，推出了40个重点文化建设项目，总投资达到359亿元。天津的文化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把文化建设作为攻坚战，按照项目去运作，在历史上可能是没有过的。
我们这次推出的40个重点文化建设项目分为3个类型：一是文化体制改革项目，二是公共文化建设项目，三是文化产业项目，并将成立指挥部，每个项目都要确定项目公司和项目法人，像搞工程那样建设。实践表明这个做法很有效果，天津的文化建设确实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态势。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下，文艺创作的丰收需要我市文艺家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全国艺术界的文艺理论家、评论家、艺术家的倾情关注和倾力支持，衷心希望各位领导和学员对天津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工作，多提宝贵的建议，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做好文艺事业的使命感，为文艺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交流中拓展评论工作
孙福海（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秘书长）
我首先代表天津市文联及所属11个文艺家协会7000名艺术家，对光临天津并出席第五届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研班的文艺界同仁表示欢迎和问候！我想在这里表述3层意思。
第一是学习。文艺评论工作为我们的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此次高研班在天津举办，是推动天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机遇。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评论家带着最新研究成果来到这里，这是我们不容错过的一次向各位同仁进行学习的最佳机缘。天津的评论工作与一些兄弟省市相比还存在诸多差距，此次高研班为我们的交流和友谊搭建了一个平台，促进天津的评论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其次是创新。前4届都是我们自己单独办班，这次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提出高研班走进高等院校，这就是创新。其意义在于，我们不再局限于自身，而是要进行交流。师范大学的老师为我们讲课，我们的老师也和师范大学的师生进行学术交流。大学里有很多前沿课题和热点话题值得我们关注，广大青年学子肯定会有一些新的思维模式，给我们以莫大的启示。
第三是做好服务。文联的职能是联络、协调、服务，在高研班过程中，除了学习，一定要为所有的学员做好服务。最后预祝高研班能够圆满成功。
提倡学术争鸣
高玉葆（天津师范大学校长）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家汇聚在此，使我们的校园更加秀丽，更加生机勃勃。我代表天津师范大学的全体师生，对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的开班表示热烈的祝贺！
30年的改革开放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高度繁荣，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学艺术的发展将会有力地推动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和平。文艺评论是推动中华文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有效手段，对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探讨，让各种文艺流派在学术评论中获得提高，我们的文化也会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相信这次活动也会为天津文艺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促进天津市与其他省市区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同时也将极大地活跃我校的文艺研究氛围。
预祝第五届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获得圆满成功，祝与会代表在天津期间身心健康、心情愉快，并再度莅临我校指导。
养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仲呈祥（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用艺术方式及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独有方式，也是人类对精神家园的坚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应当担负起神圣的职责，让文艺陶冶人的情操，让文艺提升人的素质。
电视剧《蜗居》，不能说它不现实，因为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情。社会调查显示，14%的女大学生表示找男朋友就不找小贝，就要找宋秘书，即使宋秘书是有妇之夫。这证明电视剧的价值导向出问题了。在青年人里面产生了这样的价值导向，原因在于艺术家反映这样的社会信号的时候，在呈现这种社会现象的时候，采用了一种客观呈现的方式，甚至于某种程度上是注入了一种同情式的呈现，放弃了道德评判。我们现在是“百花齐放”，有着很宽容很包容的环境，但是艺术家是有职责的，有时代担当的，要反思自己在这方面的失误。像这样的作品，我主张发挥文艺批评的作用，利用科学的入情入理的文艺批评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通过文艺批评可以指出这是客观呈现的现实，但淡化了自己的道德评判，扭曲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同时我们甚至可以严肃地指出，这样的作品有关部门应该看看，也可以反思、调整我们的住房政策，这都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善意地指出存在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艺术画廊里给当代青少年提供的艺术偶像是不是太单一了？抗日战争的时候北大、清华、南开联合成立西南联大，到了云南昆明一带，同济大学没有地方很着急，四川李庄几个开明的绅士很有文化的眼光，给同济大学打电报，最后8个字是“所有费用李庄承担”，同济大学土木系、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去了那里，就在李庄旁边月亮湾竹林下面的一块地扎下根来，这是典型的“蜗居”。结果小小的一个李庄由于去了一批文化人，添加了浓郁的文化色彩。
当时在李庄求学的，有前不久驾鹤西去的大鉴赏家王世襄，什么东西到他那里都可以辨真假；还有罗哲文，当时罗哲文最小，只有16岁，住最小的4平方米屋子，屋子里还有一个柱子，罗老就“蜗居”在那里3年多。墙角落有一个三角形的板子，支起来就是他的写字台，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指导下，他参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插图版》第一版。
“蜗居”里面走出了大师，所以我们要以这些来引领这一代青年人。我上次在南开说起这件事情，有的同学对话的时候很真诚，说老一辈有理想信仰、有爱国情怀，还有学术操守，他认准了一个目标就锲而不舍，一辈子如痴如醉。所以他成功了。我们现在为了走出“蜗居”难道可以心甘情愿地做“二奶”，连人格都不要了？这怎么能行！
我们过去反对文艺从属于政治，反对用政治思维取代文艺思维把握世界，现在我们又跑到另外一面，把文艺从属于经济，附属于市场，过去用政治思维取代文艺思维把握世界不对，现在某些人用市场思维、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就对吗？更不对。我们常常在两极之间晃动，始终没有明白马克思讲的文艺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它和政治经济都有联系，但并不依附于谁，依附于哪一个都要出问题，它和二者有联系但又相对独立。
在和平建设时期，人类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之后，对于精神世界的建构尤其重要。现在我们的身上有责任、有担子，希望大家多读点哲学著作，思维上要过关，一定要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观念，调整到兼容整合的辩证思维上。我衷心地祝愿大家静下心来学点哲学、学点历史，扎扎实实地为民族文化的真正的大发展大繁荣，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共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时代思潮与文艺价值
李 准（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任何一种文化体系的核心都是其独特的价值观。现在关于文艺作品的价值，存在着很多混淆的说法和观点。价值是什么？价值首先是主观、客观关系的范畴，没有创造方和接受方就无所谓价值。谈到文艺的价值，我觉得也至少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受众、对社会的价值；另外是对创作者、生产者自身的价值。
当前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两种价值的混淆。相当多的管理干部判断一个作品的价值就是看它的票房，这是完全错误的。票房只是对生产者的价值，不是对受众和社会的价值。社会价值给人们精神的满足，票房价值是给生产者自身带来的收益，二者指向不同。票房价值与经济价值是通向社会价值的桥梁，但不等于社会价值。
好的文艺作品具有相当高的多层次精神价值，由于种种条件，它不是一下子被接受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考验，如弥尔顿的《失乐园》、司汤达的《红与黑》、曹雪芹的《红楼梦》。
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是不一样的。物质产品的功能是固定的，而精神产品的功能因为受众的观点、修养、经历不同而不同。有不同的思潮和不同的观点，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一个作品的价值实现有赖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例如盛唐时期，诗歌的流行就和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很有关系。
新中国成立17年间，解放题材、阶级斗争题材的作品很多。到了60年代，作学问的风气来了，出现了一批山水诗、怀古诗，也是受社会思潮的影响，跟着思潮走。1985年到1988年出现了现代主义的思潮并达到高潮，当时的美术杂志，几乎都是支持和鼓吹现代派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也是同样情况。
“五个一工程”奖从1992年开始评，一直到1996年，获奖的作品主要是这么两类：正面歌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和歌颂革命历史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的。近年出现了上千部普世主义的文学作品，这也是和世界接轨、和西方主潮接轨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范围越来越大，娱乐文化消费的思潮猛增，所有的娱乐文化作品被看作是消费的对象，精神文化价值被忽略了。娱乐大潮之下我们的作品越来越多，但是质量不够，价值观问题很值得探讨。现在把荣誉、良心、职务全部商品化了，荣誉和良心都可以用来交换了。
有一些片子很热闹，但艺术价值有多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是最高的审判长，文艺作品最后要经过历史的检验、人民的检验，这个历史过程比较长。《红楼梦》没有300年的经验看不出价值。不能只看暂时的东西，在现实中追求永恒，把票房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比较好地结合起来，在指导思想上寻找新的突破点。
任何一种思潮总是以一定的社会价值发展观作为指向的。大的思潮总是和哲学思潮联系在一起。美国把“后现代”概括为：“上帝之死，父亲之死，作者之死。”上帝之死是信仰的否定，父亲之死是历史的否定，作者之死是研究的否定。从美国风格来讲是：打破美和丑的界限、打破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打破理想和现实的界限。
有两个方面的思潮在今后的创作评论中是值得关注的：精神家园的寻找和信仰的追求。在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中，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最好的作品都是在写精神流浪。信仰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信仰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是最重要的精神支撑。信仰的力量是我们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家非常应该关注的问题。现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人们产生寻找精神家园的问题，核心就是人的精神信仰问题，即什么样的活法最有意义，最有价值。这个问题实际上每时每刻拷问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作家和评论家。
人物电影支撑我的创作生命
丁荫楠（中国文联副主席）
我拍了这么多年的戏，主要是在拍人物电影，比如《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我初中毕业就当了高炉车间的工人，每天要铲上百锹的白洋灰放到锅炉里，等回到家整个人都被白色的粉尘蒙住了。妈妈很可怜我，觉得这样下去这个孩子会有问题了，很希望我能够改变一下，就把我送到北京。到了北京后，我努力地上夜校学习。因为非常喜欢艺术，于是参加北京市工农话剧团当了演员。
《逆光》就是我的一部自传式电影。里面的主人公是一个棚户区长大的孩子，他无论如何要改变自己棚户区的地位，这也是我的人物电影的雏形。被分配到珠影厂以后，珠影厂的厂长要求出一个大片，这就是后来的《孙中山》。我正好有机会做这个片子的导演。后来《孙中山》很成功，得了很多的奖。我觉得拍了国民党的总理，也很应该拍共产党的总理，于是后来就拍了《周恩来》。接着我想，也该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于是就拍了《邓小平》。
我喜欢做人物电影，人物的遭遇所给我的感受能激起我的创作热情。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屹立在世界，就是因为有一系列的精英、英雄。我还将继续用人物电影作为我创作的动力，我还要拍《严复》《巴金》。最近又让我拍《孙中山之死》。中国的人物电影是做不完的，在中国大地上选择拍摄人物电影是我创作生命的最大的动力。
现在很多人做商业电影，把电影当做娱乐，不再接受里面更多的教育。商业电影来了之后，如何重现中国的文化，使中国的文化能够固守自己的阵地，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时代，我自己仍然选择我的人物电影，保持着我创作的阵地、创作的热情。但是最困难的是投资商可能不会对这样的项目太感兴趣，发行商也不会感兴趣。电影《鲁迅》就有这样的经历。
我拍国家领袖的电影如《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不仅票房好，而且获得了很多的奖。我也拍了溥仪的夫人，我的主题也是鲜明的，就是他们这些“鬼”如何在新中国的教育下变成了人，变成了普通的公民，电影的名字叫《传奇福贵人》。如何坚持自己人物电影的道路？我想，我们民族有过这种优秀的人物，现在有这么多的有识之士，这类电影一定会有出路。
现在的体制中，电影已经不是导演中心制了，变成了制片人制。过去只要你获得了领导、厂长的信任就会获得拍摄的条件和资金，现在是制片人选择导演，导演只有署名权和领酬权，没有别的权力，只有跟着制片人去做了。我们期待提升制片人的水准，制片人有没有很高的国家责任感、很高的政治水准、很高的艺术欣赏水准，对电影的未来影响巨大。中国电影在目前商业化的情况下走向哪里，这确实是一个大的课题。
我们要严格地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深入生活，真实地再现历史，这样作品才能留得住。我觉得中国电影正在探索的过程中，需要在座的年轻评论家参与分析和研究，和创作者一起来使中国电影走上一个新台阶，要又叫好又叫座，又有明星制、又有很好的视觉效果、又有很好的思想，这样才能很好地影响一代人。
转型中国的文化选择
朱大可（同济大学教授）
20世纪初以来，我们经历了3次文化浪潮或运动。
第一次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胡适等知识分子用体制的方式在大学尤其是小学和中学强行推进中国文化。进步是有的，但代价是造成了文化的断裂。“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儒家文化价值很“受伤”，对中国社会的伦理和基础价值构成了较深的伤害。
第二次是从1949年到“文革”，其中包括汉字简化、普通话普及等文化运动。这些文化方面的运动对地域文明的颠覆作用都是比较强烈的。另外，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对所谓的走资产阶级路线的文化进行摧毁，同时也对被以封建主义命名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摧残。
第三次是新时期的现代化和城镇化运动。这次以现代化的名义的文化改革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旧建筑艺术和传统文化。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很多城市的历史文脉被一扫而空，很多城市没有了个性，包括工艺、非遗以及伦理在内的文化因素都受到了破坏。当然，旧建筑需要更替，但同时如何传承其历史文脉，很多西方国家有非常好的经验值得借鉴，很可惜我们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当前我国从外在的建筑形态一直到人的伦理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我们的文化逻辑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大大改变了资本生产方式，人类突然间进入了资讯资本主义时代，或者叫符号资本主义，它的特点就是核心消费品不再是器物，而更多的是资讯，更多的是精神、是文化，其符号主要是身体。
当经历了“文革”这样的大的历史运动后，曾经遭到禁锢的身体开始解放，身体和灵魂的张力开始失衡，人的精神开始消解、崩溃或者萎缩，而身体却过度膨胀。身体解放是必要的，但可能因为过去身体被过度压抑，一旦解放了容易出现过度反弹，但是身体的发育经常是以消灭精神为代价的。当下的一些文化现象，比如，从“超女”到“快男”再到“伪娘”，就是消费主义在文化上的鲜明体现，值得警惕和思考。
从时代继承来讲，威权主义的文化逻辑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消费主义文化逻辑时常发生分裂与混合，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由于这种分裂，我们的文化面临很大困境。比如说主旋律的文艺作品，是要表达传统的价值观还是适应今天消费时代的文化逻辑呢？《建国大业》这类电影试图修复分裂的状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成功的。它的主题、题材、故事具有非常强烈的主旋律色彩，可是它的艺术表达却是消费主义的，近200个明星来演绎这样一个主旋律的故事，制造了从来没有过的主旋律电影的高票房。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有时代价值的，只是很难复制。
我以为，当前，文艺作品不管写什么东西，核心的问题是有没有真正抓住人性的本质，只有抓住人性的本质才能在人的身体和灵魂之间建立起平衡的状态。当然，我们还要需要思考的是，除了身体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文化选择？今天我们的社会回答了，有国学热、读经热、大师热、民俗热。
我们在痛悼大师的离去的同时，也要警惕一些“伪大师”的泛滥。我们在衡量一个大师时，恐怕不能放低尺度。我们太需要大师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如果没有大师作为标杆，这个时代的文化就失去了金字塔式的架构，像一摊烂泥一样摊在大地上可以平面地延展。我们对大师的焦虑实际上是对文化本身的焦虑。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文化道德、文化信念等的综合性的精神危机现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对政治的关切度降低了，人和器物、人和人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诚信问题严重地考验着当今中国社会。
不得不承认，我们正面对着文化选择的困难。普世价值的空无和本土价值的混乱，权力崇拜和权力美学、金钱至上和拜物教、流氓主义和厚黑学成为一些人的人生原则，文化原创力严重衰退，这是值得深深忧虑和警惕的。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路还很长。
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希望在哪里？正确的文化选择是重要的起点，作出选择的主体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那么文化选择的基本尺度是什么？第一，是否符合我们的主体意识；第二，是否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和语汇；第三，是否符合原创精神而非山寨精神。
关于大众文化的忧思
夏康达（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当前的大众文化实在让人颇感忧虑。指出大众文化存在的问题，并非是对整个大众文化的否定，而是为了它更健康地发展。
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是新时期以后兴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众文化在消费文化中已居于主流的地位，而我们现在的大众文化也基本上就是娱乐文化的代名词。现在大众文化的主要表征，就是非常繁荣的娱乐文化的形态。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负面效应如拜金主义、诚信问题、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等现象也使原有的核心价值观不断受到挑战。大众文化的导向比较软弱，因此在其空前繁荣的背后，价值失衡的问题比较严重。传统的娱乐文化生产方式被新兴的、单一快乐为目的文化生产方式所取代，这使得中国大众文化的政治功能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大众文化复杂的政治经济学被一种简约的快乐经济所取代，形成了一种“傻乐主义”的文化样式。所谓傻乐，一位教授说得好：“傻乐是莫名其妙、没道理傻乎乎的乐，是不该乐而乐，在应该痛、应该哭、应该喊的时候却乐呵呵的。”这是一种对于低级、无聊的文化不抵制、反而一味叫好、失去了文化辨别力的状态，这一点在这几年受到许多群众欢迎的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早期的小品中，传统的价值规范没有被彻底抛弃，但它也看到了我们传统价值观里的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因此在一种矛盾形态中间找到一些笑料。当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后，小品里开始用一种市民的、农民的道德来批判当前现象，这和之前的小品体现出来的矛盾心态相比已经往前走了一步。这个时期大众文化的产品，虽然还不得不迎合意识形态的要求，但是通过小人物对现代性和社会危机的警惕而显示出对现代社会秩序的抵制和颠覆，应该说是有一定社会批判意识的。新世纪以来，一些小品开始走向了异化，但却受到大众追捧，善良终于消失于更多的不信任与失落中，娱乐文化终于陷入娱乐主义的泥沼，一些小品的观众已经异化为“哄客”，他们与丑角互相呼应，将利己主义的哲学大肆炫耀，早期小品里暗含的批判色彩和意识已经荡然无存。
文艺作品当然不能纯粹用道德来评价，但这绝不是说文艺作品可以宣扬不正当的道德观念。在大众文化风尚之下，连张艺谋这样的代表性艺术人物也做出了单纯的搞笑娱乐片，确实令人感到失望和可悲。
目前，大众文化领域中存在几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值得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一、“只要受大众欢迎的就是好的作品”。从理论层面来说，受众只是一个因素，受众多不等于一定就好，高雅作品读的人少并不意味着这个作品就不好。用票房、用观众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部作品好坏不是一个客观的态度。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应该有一个自觉的审美指导思想。在当下，快乐似乎已经是不能被指责的东西。一些大众艺术表演代表人物称，应该把批评的权力还给老百姓，快乐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但是快乐的生活并非是小品、电视剧所能给予的，它建立在另外一种需求上，是“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少者有其学，老者有其养，劳者有其得”，否则只能是一种强化痛苦的压迫方式。
二、“揭露就是批判”。负面的东西当然要揭露，但更重要的是要显示批判的意识。批判需要揭露，但是揭露不等于批判。如果认为揭露了就是批判，那就是为小品等大众艺术肆无忌惮地张扬负面意识鸣锣开道，对小品的健康发展绝无好处。
三、“娱乐是大众文化最大的需求”。如果人民群众都退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众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所以《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说，我们的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都成了“娱乐至死”的物种。一般来说，电视有两大功能：娱乐和信息。但现在电视节目的很多内容都以娱乐形式出现，娱乐泛滥到如此地步很可怕。正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所说，“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中国美学与当代批评
肖 鹰（清华大学哲学系副主任）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市场经济全面展开，我们的文化变成了一种消费的文化，一切都要通过市场的运转来进行文化生产、文化分配和文化消费。
在这种消费文化中，我们发现文化本身的价值被另外一个价值所控制了，就是市场价值，或者是消费价值。这样导致了文化的重新定位。而这种重新定位从西方到中国都会产生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艺术终结，就是艺术本身没有价值。而在我们的传统时代，艺术是一个独立的世界，生产、运转和接受乃至批评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但在消费时代产生了危机。在消费时代，我们的生活是技术性的，技术意味着可以无限制的生产。我们现在习惯于享受技术带来的全面审美化，而它给我们的文化导致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丰富、方便，同时也使它在景观化中平面化而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也没有内涵。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的美学标准是艺术批评两大基本标准之一，另一个是思想的标准和政治的标准。这是我们当时中国文艺思潮的主流，但是经过了20年甚至30年后，当“超女”现象变成了新的审美或审丑的标准由大众媒体发起后，我们发现艺术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被全面展开，就是我们对艺术、对日常生活的基本审美判断的标准已经不再产生作用。“超女”现象的流行意味着一个平民文化的反偶像时代的到来。而这样的一种平民文化是面向底层、普通百姓的平民文化，更准确地讲是消费主义主导的平民文化，不再有中心、价值，甚至不再有判断，只有刺激和反应。这些媒体制造出来的文化刺激信息，进入了平民百姓的大脑之后，人们原有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在一夜之间崩溃。
消费文化导致审美运动成为在似是而非的游戏活动中展开的一种生产和瓦解之间的游戏。所以，当你要去批评李宇春们或整个“超女”现象的时候，就会发现你没有标准也没有武器，发现你的一切言论都来不及追赶这样的一种走马灯似的替换。去年小沈阳出来后，我就有“小沈阳熬不过2009年”的说法，实际上他真的没有熬过2009年。这种媒体运作活动今年又搞出了“伪娘”等等。在这样的活动中，我们发现由于本身的目标不再趋向于一种标准、经典化，不再趋向于相对稳定的价值追求，所以当代文化的消费化生产导致的结果就是使我们的批评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根据，没有了价值。
我认为艺术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深刻的感受和展示，而非千篇一律地顺应一种潮流的运作。虽然我们当代的波普艺术取得了很大的利润，但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在世界商业史或艺术市场的极大成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就是艺术家不敢真正面对自我的心灵。一方面是热烈而发展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是复杂而痛苦的文化。我觉得矛盾的文化世界在我们今天流行的高度商业化的波普艺术中没有得到真正的展示，而是被简单化，被娱乐化，被商业化。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并没有带来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一种真正的屹立和展现呢？艺术家应该反思。今天我们的艺术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声光、影像高技术的制作，一种为了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印钞机似的运转，不能看作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艺术。如果我们不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改变这种现状和趋势，当代很多喧哗一时的文艺作品不会给我们的心灵留下感动的痕迹，也不会在未来的人类艺术史上留下可圈可点的痕迹。
中国文化与传统艺术精神
彭吉象（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中国艺术如何走向世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用现代的艺术语言体现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这可以从绘画、建筑、舞蹈、音乐、电影等方面进行论证。
那么，什么是现代的艺术语言？包括3个方面：第一，艺术语言应该有时代性，包括有时尚性。拿电影来说，以前“蒙太奇”美学占上风，现在是以数字技术完成的虚拟美学成潮流。第二，艺术语言有国际性，它是超越国界的，比如赵无极就是一个把国画和油画进行打通创作的例子。第三是创新性，艺术语言一定要创新。创新即需超越，超越前人、超越时代、超越自己。
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有很多的不同点，也有很多的共同点。中国的传统美学非常强调美与善统一，西方的传统美学强调美与真统一。油画一定要强调逼真，而国画不强调逼真而是强调要传神，强调的是神态。油画一定是焦点透视，第一排一定是画得很清楚很大的，而国画要看画画的对象是谁，才能决定怎样画，它不是追求真，而是追求伦理的原则。
中国艺术的精神可以概括成6个字：道、气、心、舞、悟、和。
道——中国艺术的特点是强调内涵，而我们现在很多艺术作品就是没有内涵，如现在的《无极》和《三枪》，光强调视觉冲击力远远不够，没有道、没有精神的意念，《无极》《三枪》看了之后让人理解了什么精神？要对现在的电视剧导演提出文化品位的要求，要加强“道”的意境。
气——中国文化特别讲“气”，中医讲“气”，气功、针灸、艺术全都讲“气”，艺术、绘画、书法、舞蹈都在讲“气”，“气”是生命的表现。一幅画如果有“气”在流动的话那这幅画就活了，书法有“气”贯穿其中书法就活了。
心——就是强调中国传统艺术的主体性，强调主体精神，艺术家要表现自我。这一点西方的现代派非常羡慕，到中国来学习如何表现自我。我们讲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书如其人，就是在讲艺术一定要表现自己。
舞——中国艺术有一种乐舞的精神，几乎贯穿所有的门类。汉代的《毛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言简意赅，讲出了我们对艺术本质的看法。
悟——悟性对中国非常重要，但也正如钱钟书先生讲的，悟性必须经过艺术的实践和磨炼才能出现。
和——和而不同。
中国文化对中国艺术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李白代表道家，杜甫代表儒家，王维身上有很多禅宗的东西。
儒家对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戏曲影响更多。而道家和禅宗对中国的绘画、书法、音乐影响最大。在中国，有儒家作为进取的精神支柱，道家则是退让的精神家园。在西方要么就信教，要么就完全没有信仰，西方的很多艺术家都选择了自杀，比如尼采，他的《悲剧的诞生》里面有一段名言：“就算人生是场悲剧，也要有声有色地演完这场悲剧；就算人生是场梦，也要有滋有味地做好这场梦。”而八大山人朱耷是朱元璋的后代，清兵入关后到处追杀他，他当过流浪汉、做过道士，按照西方的标准他早就该自杀了，可是他在书画和道家文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