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李苦禅纪念馆、李苦禅艺术馆主办，北京画院美术馆承办的“苦禅金石缘——李苦禅先生收藏金石碑铭拓本与题跋展”，将于3月24日至4月14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本报谨选取部分展览内容，以期与广大读者共同品味李苦禅先生一生对金石审美的不懈追求，感受他倾尽心力推动民族书画艺术发展的深沉情怀。——编者
中国近代大写意花鸟画宗师、美术教育家李苦禅（1899—1983）原名李英杰、李英，字超三、励公。生于山东省高唐县贫苦农家，自幼受到家乡传统文化之熏陶，走上了艺术征途。
1918年有幸得识徐悲鸿大师，得授西画技艺。1919年投入“5·4—6·3”爱国运动，留居北京，入北京大学之“留法勤工俭学会”并于中文系旁听深造。1922年考入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专修西画，1923年拜师齐白石大师门下，成为齐派艺术第一位入室弟子，由此探索“中西合璧”改革中国绘画之路。当时以夜间租拉洋车之艰辛收入维持生活与学艺，但“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192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应邀执教，并发起组成“中西画会《吼虹社》”，与同仁共同冲破陈陈相因的画坛时弊，创造新时代之画风。1930年应林风眠校长之邀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国画教授，率先将齐派艺术带到该地，并首创以“传统文化之综合的写意之戏——京戏”引进高等美术教育。以罗丹派雕刻启示学生理解“写意手段过程之美”。尤以亲领学生“到大自然里找画稿”而突破了轻写生重临摹的教学模式，开创了写生为本，临摹为用，大胆创造，示范教学的新风。更以关注国家命运，同进步学生贫困学生休戚与共的言行，树立了正义仁厚的师长风范，因而以“赤色教授”之嫌为校方当局所不容，1935年愤然北上。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以忠义之心救国之志参加了北平地下抗战工作，被日寇以“通八路”之嫌逮捕入狱，酷刑之下，未招一字，高颂文天祥《正气歌》。侥幸出狱后仍以卖画资助抗战，此时作画，每寓抗敌之义。抗战胜利后应徐悲鸿院长之邀任教于北平国立艺专。新中国成立之后，得毛主席亲笔书信并派秘书看望之莫大关怀，李苦禅先生遂于中央美术学院担任中国画系教授。亦曾任中国美协理事与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李苦禅先生是中国写意花鸟画历史上，继宋代法常，明代徐文长，清代八大山人、吴昌硕与近代齐白石之后的又一位统领时代风范的大师。其爱国精神、刚毅性格与“一洗万古凡羽空”的雄鹰意象，给青史留下了浓重的一页。早在1928年齐白石就预言“苦禅仁弟画笔及思想将起余辈，尚不倒戈，其人品之高即可知矣”。1950年又在李苦禅的画上题道“雪个先生（即八大山人）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徐悲鸿先生则题苦禅先生画道“天趣洋溢”、“活色生香”。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著文写道：“苦禅老人的一生，我听到过许多传说，在我的头脑里，他仿佛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歌德曾引过一句拉丁诗：‘人生短促，艺术长存。’我知道这并不是说任何艺术，而是人民所肯定的艺术。苦禅老人的画就是这样的艺术。”
1986年6月11日，李苦禅纪念馆在山东省济南市趵突泉公园万竹园内建成，藏有李苦禅家属无偿捐献国家的苦禅大师作品及收藏品400多件、生活与工作用品多件。
2006年9月16日，李苦禅艺术馆在李苦禅故乡山东省高唐县落成并开馆，藏有李苦禅家属无偿捐献的苦禅大师作品及收藏名家作品百余件，以及家属提供的大型仿真复制之苦禅大师作品80多件，生活与工作用品多件。
（李苦禅纪念馆、李苦禅艺术馆供稿）
苦禅先生和金石的不解之缘
李燕（李苦禅纪念馆副馆长、李苦禅艺术馆副馆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近年来，一些艺术门类，每当说到“要有民族优秀传统特色的创新力作”，往往强调“须加进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这当然必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元素”是否为真“元素”，是否真的能够有机地融会成为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色之灵魂的力作，而并非只是拿一些貌似民族特色的“元素”，做一些堆砌、撮合或点缀。
其实在这方面，前辈早有现成的好经验，但由于近代的某些历史原因，特别是时风之下往往令人心态浮躁，不会留心去研究借鉴。
春暖之月在北京开幕的“苦禅金石缘”展览，或许会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苦禅宗师的人品与艺品实乃他与他的艺术之所以形成的诸多元素的总和。其元素固然很丰沛，但有一方面的元素却似乎已被历史的原因所淡漠，甚而全然忽略。这就是苦禅艺术的“金石元素”和与之不可分离的艺术灵魂。
金石学原本萌于汉唐，是国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初盛于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即是当时此学的佼佼者。还有吕大临、欧阳修、薛尚功、王俅等著名学者成为了金石学的奠基人。然而到了元、明两朝，金石学已趋衰微，不过，到了清代乾隆直至民国初年，却成了金石学的极盛期，仿佛沉睡了千百载的金石文明，突然变成了历久弥新的“文明活化石”，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地发掘出了太多的文化宝藏；闻所未闻的好东西再古，也是一种“新”——极富生命力的新！于是，参与者多了，著述亦颇丰，学者黄易、端方、吴式芬、陈介祺、李佐贤、潘祖荫、孙诒让、盛昱、吴大?摇、叶昌炽、康有为、罗振玉、闻一多、鲁迅、郭沫若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涉足其中，蔚为大观。
金石学的兴盛丰富了中华传统的人文环境，而新的人文环境必定要陶冶出一些新的人才，当然“金石学新元素”的空前丰厚也必定滋养了传统画坛，出现了一些具有“金石魂魄”的新书画家。如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等书画大家作品中所明显表现出的金石美，以及诸多文人和“印人”所追求的金石美，为原已极其丰厚的中华审美宝库又增添了更多的新元素。
此时，一些传统的文人画家逐渐开始自觉地在书画作品中融入了金石美。商周以降的钟鼎铜器之类的铭文款识拓片与碑铭、摩崖、佛窟石刻以及汉砖、汉画像石和秦玺、汉印的拓本，即金石美的代表性载体，都令书画家从中汲取了可贵的“新元素”，令文人写意画由此而为之一变！
赵之谦以《龙门造像记》的“魏碑”融于书画，吴昌硕以先秦《石鼓》的“大篆”融于书画，齐白石以《白石神君碑》《天发神忏碑》等等金石风骨融于书画。尤其吴、齐二家，皆以铁笔篆刻艺术切入，赋予大写意画史上前无古人的“金石魂”，深刻影响于同时和后世的书画。
齐白石大宗师曾3次提出，要弟子李苦禅学习篆刻，但是都被李苦禅婉言回避了。事后，李苦禅说：“以铁笔篆刻融金石之美入画，吴、齐两位已达高峰，再走这个路子是绝不会超过两位老前辈的，其实白石老师鼓励弟子勿学其手，而要师其心（白石题画句有‘人也学吾手，英也夺吾心’，英即李英——苦禅）。”“既要师其心，就可以从更广阔的路子来体会金石美，可以从广罗各种金石拓本来融合金石美入于书画。”因此，李苦禅一生中极重视搜集金石拓本，虽历经劫难，屡失屡觅，却矢志不移，而且劫余之物，在学术开放的今朝仍可办成一个可观的展览，与观众见面。
人们可以从展出的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明与清朝的金石艺术之拓本珍藏中，从苦禅先生的题跋和论述中得到研习金石美的启示。例如：他一方面认为金石美是人与自然“合作”形成的。金石文字历经风雨泐蚀，反而更美，常摹写金石拓本细审其美，自可创造出有“金石韵味”的书画。甚至在他的题跋中写到“后碑泐甚，不可辨……如常读之，加以体会，一似败壁陈纸，久审观之，山川峰峦，来龙去脉，幻变如真，陈于目前胸次矣！习此帖者何独不然？（跋《高灵庙碑》）”，“古碑，尤其摩崖，年远日久而字画石痕岂无漏迹？真珊瑚枝、金刚画矣！且石经风雨蚀，宛然山水画，可宝也！（跋《汉鄐君开道记》）”同时，他也从中探索中国书法发展的种种脉络。如跋《鲁孔子庙之碑》：“此碑微兼篆隶，亦字体变通之特出者。笔画灵活，构造自然，如天真小儿，行止无定。习此碑者宜与《曹子建碑》列为一门。”又跋《龙门二十品》：“六朝人能造新字，是其优越处。盖字不新即乏艺术性。如狂草变化万端，风雷电掣，蛇龙幻化者是也。若下笔规正排比演算子，则八股文字及书生抄经矣！”
我经常协助家父苦禅先生搜集金石资料，1961年在丹桂旧书市我发现了一份民国初年石印的《高丽好大王碑》的缩小本，仅售价一角，足见它在当年属于“冷门书”。苦禅老人颇为喜爱其资料性的同时，极为焦虑其历史误判——当时出版方与不少人都将历史上的“高丽”和“高句（gou）丽”混为一谈，因此误将《高句丽好大王碑》（公元414年立）印成《高丽好大王碑》。高句丽王族高氏，据《晋书》载“朱蒙自以高辛氏之后，姓高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政权（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可当时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研究薄弱，将“高句丽”与王建于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王朝混淆。对这个历史学的大错误，苦禅老人曾叮嘱相关单位，一旦再版印制《好大王碑》，务必要将“高丽”改成“高句丽”。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国内外对此碑历史内容严重判断错误的现实后遗症，为纠正这一错误，中国史学界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而这些专著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好大王碑》早期拓本记述的内容。
仅举一例即可见，金石学的人文意义及其对近代书画家的影响绝不止于金石美，它在文字与书法艺术的演化、史学论证的正本清源等等多方面，都具有很深广的意义。将淡漠了数十年的金石学重新予以继承弘扬，对国学普及教育，尤其对中国书画专业教学领域，乃至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方面，都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苦禅金石缘”大展乃是一个既古又新的特殊展览，它不仅可以使人们了解到，做一位真正的中国书画家需要具备太多方面的国学修养元素，更要明确诸元素的有机融合绝不是表面的符号式的装点，更不是猎奇似的“装置”，而是要展现中华民族独特审美的灵魂！即“要元素，更要灵魂”。当代“振兴中华”的庞大工程正期待着我们从一点一滴的钩沉补缺工作积聚而成，“苦禅金石缘”展览即是我们所做的一项具体工作，殷切期望能引起同仁同胞们的关注与支持。
在“苦禅金石缘”展览开幕之际，不禁想到了家母李慧文多年来与家父休戚与共，对李苦禅文化事业全力支持，对风雨磨难中的金石藏品精心保护。在筹办展览期间，她卧病在床，还叮嘱我们要选出最好的碑铭藏品，办好展览。不久前，她老人家长眠于世了！但我想，二位老人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为“苦禅金石缘”大展的面世，感到无限欣慰的。
石鼓文原拓本之三帧
李燕
苦禅老人有一次翻阅《石鼓》拓本，慨叹道：“要是没有《石鼓》也出不了缶老（吴昌硕），没有缶老也出不了齐老师（白石）啊！”他将《石鼓》的艺术元素与精神对吴、齐二位巨匠的产生，竟作如此崇高的评价，可见苦禅先生对《石鼓》的重视。
《石鼓》——十个鼓形的先秦石刻遗物，（每个刻有一篇六七十字的四言诗）在大唐时代即已发现于歧州，大名鼎鼎的文人、诗人、书家如韩愈、韦应物、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都对此遗珍赞叹不已。尔后历经五代乱世失散，宋初又觅全。金兵入汴京，日寇侵华，又几经失散之险。历史对它的磨难在它身上留下了历历伤痕，却弥显珍贵。原有的700余字到了大宋欧阳修见到时尚存465字，到清乾隆时只剩322字，而今则残留250多字了！宋代金石学家薛尚功所著《薛氏钟鼎彝器款识》之中也分明于卷七列入了《歧阳石鼓》，且依编号摹下了篆文并加附了释文。然而随着元、明金石学的衰微，这类著述也似乎沉没了。清代民初，金石学大盛，又似乎突然发现了薛尚功，发现了唐宋有识之士们对《石鼓》的器重，《石鼓》已呈“石鼓学”之势，也只有在如此人文环境中《石鼓》才进入了吴昌硕的视野和心田，才使吴昌硕的书画产生了前无古人的“金石魂”，从而影响到了齐白石和真正领会他们这种理念的弟子们。李苦禅先生正是在吴、齐的“金石魂”理念下收集、观赏《石鼓》的。他得到的拓本尽管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拓本三种都被不识国珍者卖到了东邻），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石鼓》的崇敬。
中山国石刻文字初拓记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我被第二次送去接受“改造”，地点是石家庄干校。其间，偶听得当地友人谈及，在不远的平山县，发现了春秋时代的古墓，并言及那里有一块大卵石，上有石刻文字云云。这立即使我这颗敬祖追远之心为之一动。我连忙自制了简单的拓印工具，并由当地一位部队友人提供了一辆吉普车驱车往平山县的七汲公社，终于见到了存放在农具库的那块大卵石。此石较平的面刻有篆书两行，计十九字。据当地人说，此石来历不凡，原是一位农民在抗日岁月发现于此地小丘上的，他无意中看到石头下边露出字迹，翻过来始见全貌。他认定这是祖先遗物，万万不能落入日寇之手，于是赶忙拉来马车，运回家中，埋藏起来。时下老人将此石献给了国家，这实在是一件爱祖国爱文物的义举。我当即抓紧时间拓了约六份吧！因此，我这些中山国刻石拓片便成了珍贵的“初拓本”了！
对于此石刻成的年代，有人认为它略早于原先公认为“中国最早石刻文字”的秦国“石鼓文”，有人认为它略晚于“石鼓文”。但无论如何，在当今所有的中国石刻文字拓本宝库中，中山国刻石文字的初拓本理当列在老祖宗的头排地位，这是无疑的了！本人得此亲手初拓的机遇，诚乃文缘大幸也！
此石的文字，要比“石鼓文”更难认识，因为“石鼓文”系秦国文字，秦后来统一六国文字时，多参照秦国文字定型，故相对来说较易考据认识。但此石文字尚属未统一时的地方文字，所以认识难。本人非文字专家，谨以浅见薄识将管窥心得陈于读者，以供参考，更企指教。
该石十九个字是：“监罟右（囿）臣公乘，得守羔，其齿将曼，敢谓后乎？稽首。”拙释如下：“监”，监管也。“罟”网也。“右”通“侑”，例如《周礼》“以享侑祭祀”；“侑”通“宥”，例如《管子》：“文有三侑，武毋一赦”；“宥”又通“囿”，例如《吕氏春秋》：“夫人有所宥者”；“囿”是畜养禽兽的园地，例如《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臣”，官职也。“监罟囿臣”即监管贵族家狩猎与畜养动物园地的官。“公乘”，疑系此官的名字。“得守羔”，即得任“守羔”的职务。“守”，掌管也，例如《左传》：“山林之木，衡鹿守之”；“羔”，小羊也。春秋时代，“羔”是上层人物挚礼之物，《礼记》云“凡挚……诸侯圭，卿羔。”由此可见，此园的主人地位当不在“卿”以下吧？“其”是表示揣测的语气词，例如《孟子》：“其无后乎”。“齿”，门牙也。“将”，副词“且”、“又”也。例如《诗经》：“将恐将惧”。“曼”柔细之美也，例如《韩非子》：“曼理皓齿”（柔美的皮肤肌理，洁白的牙齿）。“敢”，冒昧之意也，例如《左传》：“敢布腹心”。“谓”，告诉也，例如《韩非子》：“楚王谓田鸠曰……”。“后”，以后也。“其齿将曼，敢谓后乎？”即：“是否（羔羊）日后能长得齿足而且皮毛柔美？请问（上苍）能告诉我吗？”“稽首”，叩头及地之礼也。
综上所述，这件石刻文字的内容，是在日趋“礼崩乐坏”的当时，一位管理园囿的小官，在私下卜问的记录。故既具历史价值，更具无可替代的书法价值。此石文字的行气、结体匀整清秀，类乎金文。
此拓本我交予先父苦禅老人过目时，老人把玩良久，援笔题道：“此石近发现于河北平山县，系古春秋时代中山国之石刻，或更早。燕儿拓数纸，此其一也。丁巳（１９７７年）春正月苦禅题。”
不久，我即将此石拓本一份交予当时的文物管理部门。当我再见到它时，它已遵列“甲级文物”了，正陈列于故宫博物院展厅，我与观众只可隔栏远观而不可近抚矣！又岂能再拓？由此，我益感亲手初拓的中山国石刻文字多么可珍可贵！
1988年秋 李燕于首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