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辉 １９６３年出生于河北，祖籍西安。１９８２年毕业于河北轻工业学校（今河北理工大学美术学院）。１９８９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专业，１９９３年结业于文化部在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全国中国人物画高级研修班，１９９７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水墨人物专业，师从教授刘国辉，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现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著有《水墨肖像》、《感受错觉——水墨人物教学讲座》，出版《中国画坛６０一代王晓辉》、《水墨风格——王晓辉》、《笔墨肖像王晓辉写生作品集》、《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集——王晓辉》、《线性素描》等多部专著。

    ２０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剧烈变革并最终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有着上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画，虽已经历“西风东渐”近一个世纪的风吹雨打，但对于年轻的画家来讲，特别是在美术院校规范体系中学习的一代仍面临着抉择。而对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出生的王晓辉来说，１９８９年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专业毕业后，９０年代又两度跨进该院去研学深造。他汲取了东西方绘画体系的精粹，在人物画的创作上具备了更多的能力和资本。

    今天，我们看到王晓辉在创作上将西方绘画中的科学实证方法与中国画笔墨精神相结合，取得的独创性成果，也体现了他的勇气、坚韧、才禀和付出，使他从画坛中脱颖而出，被范迪安称作“将与风云而并驱的６０一代”。

    在中国画领域，人物画在现代的复兴得力于徐悲鸿等老一代画家引进西学，这是不争的事实，以素描造型之真和以笔墨表现之韵相结合产生的新水墨人物画，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中国画在当代的发展。作为新时期典型的学院派代表人物王晓辉，基本上是循着新传统主义这条路子走过来的。他虽在前辈开拓的路上行进，但在外在刺激和自身反思中他已有了更新的思考和行动。首先，他清醒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物画首当其冲地承载着当代中国画变革发展和实现现代性的重任。而这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深厚的积淀之上，否则将失去文化血脉之“源”，而飘浮无“根”。其次，他以为人物画新形态的建构可以借鉴西方科学造型的理念和方法，从而以深刻表现人物现实的生存状态和“我”所看到和理解的一种真实。第三，可以在语言形式上吸收传统山水、花鸟以及写意人物和书法所累积的笔墨经验，在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中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当王晓辉对当下人物画的发展有了历史性的思考时，他也就有了“反省”后的“自觉”，这就是他多年来在创作和教学实践中逐步明晰的一个概念——“具象水墨”，或曰“具象性绘画”。以他的理解，“具象性绘画”与“写意性绘画”这两种样式应进行学术上的分类，“具象性绘画”集中体现了２０世纪以来院校教育成果（西方科学造型理念）与中国画笔墨精神的结合，它源于生活，是具有时代感的新的审美表达。而“写意性绘画”是延续传统文人画精神，定格于传统审美习惯的一种表现。这样，在现代和今后的时期，中国人物画领域将出现“传统写意性笔墨”与“具象水墨造型”相兼容的形态，二者甚至可以相互借鉴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王晓辉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提出的一个理论上的思考，不是纯粹性的理论，是在创作中的感悟和体会的梳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成立的可能性，因为在２０世纪初引进西方绘画教育体系后已有所发展，至新时期以来，王晓辉不过是有了更深的思考和在理论上的进一步界定。当然他与此前所有画家的不同点在于，他理清思路后没有了彷徨和犹豫，他继承了东方绘画的传统笔墨精要以及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成果和表述话语，并最终落实到自身创作实践中去。所以，对于他跨出“浙派”的传统，在前行中的建构绝不会是一场感性的游戏，这一点我们是深信不疑的。当回望他多年的创作历程，我们更能理解他对“具象水墨”探索和建构的缘由。

    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王晓辉还在河北轻工业学院攻读美术专业时，他就已显露出在人物画造型与运使笔墨方面的天赋，当时的作品《水墨头像》、《水墨人物》等已颇有气象。他在激越与保守之间似乎更贴近生活和现实，以稳健的步履行进在与时代合拍的节奏上。他不是那种循规蹈矩和因袭守旧的人，他的心性中有渴望发现的特性，是力求在中国人物画这一领域带给人们全新审美感受的践行者。８０年代末，王晓辉也有一批近乎抽象表现的水墨作品，他更多的是把这段抽象水墨表现看成是冲破固有语言形式、转换表达方式的一种历练。多年后他曾这样回顾这段创作经历，他说：“一个新的文化高潮到来时，我们赶上了一个综合素质交融的提升期，当时我们接受得快，巩固得快，理解能力也强，但也有很多人被封杀了……经过这样的洗礼之后，我们的艺术观念使我们既能承前，也能启后，能看东方的也能接受西方的。所以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即使是进行一个‘保守’的现实题材绘画，也不在于取材如何，主题性如何，而是有没有能力用新的语言和形式去表现。”

    在他确定要走一条新路子并有了明晰的思考后，他清楚“具象水墨”将面临艰难的探索过程，因为这将是在无历史参照的状况下的摸索。迄今为止，尚无人将素描的深入造型与笔墨的经典表现合而为一。所以这样的前行是无路可循的。但他还是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了解自己在深入造型上的优势和进一步提升笔墨表现的潜力，他需要的是找一个能实现这两点结合的长期探索的途径，他决定将笔触伸向生活，在贴近现实中去实现他的建构。

    为了将“具象水墨”的形式语言探索牢牢依附在对生活形象的描写上，他开始了频繁的写生采风，并直接用笔墨去表现写生对象。１９９３年创作的《父老乡亲》，则更多表现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他以独特、平视的眼光观察、塑造着他感兴趣的平常之人，他对这些普通人倾注着自己的情感和心血，对这类平民题材的挖掘反映了他内心的良善与感动。在这一点上让我们想起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农村去画贫困农民生活的赵望云先生，巧为同乡的后辈虽与先贤时代不同，经历殊异，但关注平民生活的情怀何等相似。

    虽然绘画的题材和内容并不铸就作品本身的艺术高度，但王晓辉要进行的是借助形象的刻画和表现去生发和延展现成的笔墨语言，打造具象人物画的新形式，他认为生活中鲜活感人的万千形象和精神状态，是丰富和发展笔墨语言的源泉。他要探求的“具象水墨”既不同于传统写意人物中意象与笔墨的先导性，也不同于素描刻画下笔墨的被动性。因为传统中国画讲究的是写神，并且要凸现笔墨，而把写真、写实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并且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和审美品评体系，这种对人和自然主观、诗意、意象的理解当然是中国文化和东方传统艺术观的精粹所在，问题在于吸收西方文化中之精华能否走出一条新路。

    王晓辉在传统与现代的写意、素描、写生、创作这样的循环之中，不断开启着自己的灵感和认识上的深度，以求实现新的建构。他清醒的意识到，在中国实现绘画的现代性，在对民族自生性与外来植入性的彼此交融渗透过程中，传统的山水、花鸟画都将迟滞于人物画之后。人物画在这一历史转折中无疑将扮演主导和先锋的角色。因之他有了更多的“自觉”，即不是被动性应对，而是积极进取，这当然也首先体现在他的创作上。

    数十年来，王晓辉创作了许多的大幅作品。将作品画大，不仅在笔墨上有难度，造型上也极有难度，但王晓辉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追求，一幅接一幅地创作着这些极具张力与笔墨表现的“鸿篇巨制”。这些作品虽以表现普通人为主，但内容和形式都显得更为丰富和厚重。特别是《选民》等大幅制作，历经数年时间才完成的作品。这不仅在形式、语言上找到了与理念吻合的切入点，就创作内容而言他内心也会有一种情怀和感动，否则他难以倾注几年的心血去进行这样的创作。他的大幅作品表现了各色人物以及在各种情景中的精神状态，或是在瞬间的形貌特征，如《东张西望》系列、《贾家村写生》系列都尽显了他捕捉多种形象的能力。当我们赏读这些作品时，会发现这些创作并不完全停留在生活写真层面，而是在形象写实的基础上提炼超拔，没有千人一面的套式，却又彰显了浓重的个人风格。凸现了凝重、厚拙的审美趋向，具有极其明显的当代性绘画特征。如果从中国画的意义上讲也避开了文人画低吟浅唱、秀逸清空的柔秀格调，扩展着雄浑宏阔、深沉厚重的张力与凝重之美，似有一种北派山水的沉雄气象，这实际上已与传统的写意人物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

    在当代画坛，王晓辉自觉地承担了时代变革赋予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在追索一种理想中体验创造与发现的乐趣，跋涉在艰辛的艺术探索的路上。多年来，他不停地往返于太行山、陕北。近年他又常去山东，在一个僻静的村落安静地住下来，写生采风。体验一种没有喧嚣与繁闹的生活，在现实中去寻找符合自己创作的元素。

    数年来贴近生活去打造笔墨或形式语言、立足生存经验去寻找方法，已成为王晓辉惯常的自觉。这一点也让我们想起了他老师刘国辉的理念，刘国辉认为，笔墨技艺是在不断发展、成熟并且周而复始地变化着，“到了笔墨成为一种脱离表现而独立存在的神圣而纯粹的玩赏物时，它可能会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离它的死期也就不远了。笔墨生命的延续和发展只能在对生活的再表现中去过渡，而不是在技艺熟练的杂耍演员的头脑里。这里情感的激扬是第一位的，技法、形式和笔墨语言只能置于从属地位，一旦颠倒了主次，艺术则就降格为技术，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显然，王晓辉在其老师和“新浙派”传统中受到的影响是深远的。他把科学造型的观念运用到水墨语言的过程中，始终利用生活原型去孕育生发当代性的一切可能，从而淡出文人画既定的圈子，走向以当代情感为依托的“具象水墨”新图式。

    近几年，王晓辉的创作日臻成熟，他似乎已打通了造型与笔墨之间难以融合的壁垒，传统笔墨在他的作品中以全新的姿态展现出来，与时代感浓郁的人物形象融为一体。历时3年完成的极具西北风味与现代气息的巨幅作品《选民》系列，按传统的说法去品评，在风格上是不尚淡泊只求浓重，用沉厚的笔线墨韵，刻画出生动感人的村民形象，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处处映显出他对传统笔墨实现当代性的追求和既有民族文化内涵也有当代人精神空间的呈现。王晓辉通过贴近当下的现实生活，通过对生活中普通百姓的深入观察和刻画，打造着既有中国画笔墨写意精神又有西方具象造型理念的“具象水墨”新形态，以期实现中国美术在人物画领域的现代化跨越。他的“自觉”体现了当今活跃于画坛的“６０一代”的奋发精神。

    东西方艺术在20世纪交汇、碰撞和融合的漫长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前辈们完成了他们那一时期的历史使命，当代的众多艺术家们也都依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解说中国画在今天的境遇和发展。从“新浙派”传统中走出的王晓辉以勇者无畏的精神，矢志跨出传统的疆域，与另一脉系的文化对接，以期构建两种艺术基因的新系统，使当代中国人物画在不失民族文化精神内涵的前提下具有当代人类文化精神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而无需以中抑西。其艺术语言和图式属东西方文化成果的结晶，但它植根于中华大地。这一宏大的目标，将为中国画的新发展提供无限的可能，显然历史性的重任并非一个人的力量所能，但无疑王晓辉是新一代奔向这个目标的先锋人物。

    从经历上、学养上和禀性上来说，王晓辉本质上是一个赋有传统文化记忆和具有道德担当的人，所以他才有那样一种执着的追求。当然，他创作之余亦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如对中国古玉文化的痴迷和对彩陶文化的兴趣，无疑使他潜移默化地立定了绘画作品中的中国艺术精神。因此他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建构是主要的。“不激不历、风归自远”。昔年康有为在谈中国画时曾言“它日当有合中西而为大家者……”我们从王晓辉的作品中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