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分组讨论现场
论坛举办期间，极具海南民族特色的黎族歌舞诗《达达瑟》在海口市人大会堂上演
传承发展中华传统舞蹈艺术
白淑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在经济全球化及相伴而来的世界文化格局发生变化的形势下，保护、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和责任，做好这项工作影响深远，具有战略性意义。
中华56个民族历史悠久，劳动人民创造的具有鲜活生命力、巨大凝聚力的传统文化，绵延不止，流传至今，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一条根脉。中华传统舞蹈艺术是这条根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舞蹈艺术的发展历史是伴随人类生产活动发生、发展的。有原始的舞蹈，有汉唐盛景的舞蹈，随着时代发展舞蹈艺术也逐渐规范、转型、演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舞蹈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舞蹈艺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创作了很多经典舞蹈作品，培养了卓越的跨世纪人才，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舞蹈艺术。改革开放后舞蹈艺术像其它艺术一样起到陶冶道德情操、抒发美好理想、丰富艺术享受、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保护、传承、发展中华传统舞蹈艺术可教育子孙后代，凝聚国民爱国意识，鼓舞人心。保护传统舞蹈艺术，既保护了自身的艺术优势，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增强了国际文化传播竞争中的民族自豪感。中华传统舞蹈艺术种类繁多，这些舞蹈文化形态流传广、时间长，有浓郁的本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的个性，传达了自己的独特理念，形成了不同生活方式、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因此，保护各民族舞蹈艺术的文化特征，维护民族舞蹈艺术的多样性，既丰富了社会生活，也为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文化资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布，对保护传统文化、舞蹈艺术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其中民族民间舞就占41项。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许多重要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是维系社会群体的生命线。若这一生命线受到破坏甚至丧失，那么，国家、民族、社群的文化安全也将会失去全部文化基因的谱系基础。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早已制定了相关政策，签定了国际性“公约”、“协定”、“宣言”、“计划”等。通过促进文化发展、创新，增强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保护、传承、发展传统文化舞蹈艺术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传统文化如水，汇聚涵养，乃滋乃润；传统文化如山，厚重庄严，充实包容。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文化的进步，是承前启后的进步，薪火相传的进步。我们要发展、要进步，首先要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的实力，再融入现代世界文化体系中，更好地借鉴、消化、吸收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实施中华文明影视化工程
杨伟光（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五千年的文明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优势。炎黄子孙，同祖同宗，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如何珍视并运用好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用以弘扬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我们这一代文化艺术工作者共同的光荣职责。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作品浩如烟海。为弘扬中华文明，急需把以古文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的精粹之作转化为以音像为载体的通俗生动的影视作品，这对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将起到重要作用。
中华文明丰富多彩，要实施影视化工程应有计划分类，逐步进行。实施这一伟大的文化工程，制作影视作品应坚持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创作。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帝王和名人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反映其局限性。第二，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第三，对重大历史题材，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不搞戏说。第四，坚持实施精品战略，作品应做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结合。作品要能让国内外观众看得懂、喜欢看，反对媚俗倾向和粗制滥造。第五，表现形式大体有以下几种：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电视专题片、照片、讲座等，一些经典戏曲、杂技、歌舞、书法、绘画作品等都可以转化为影视作品，通过电视台、互联网等广为传播，有些题材可以用多种形式表现。第六，中华文明精粹影视化工程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工程，并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实施这个计划，应把重点突出出来，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创作原则，这样有利于制作成经典性的系列，有利于把中华文明一代一代传下去，也有利于中华文艺作品走向世界。
现在是中国影视业发展的最佳机遇期。中央政府提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高潮；影视制作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批优秀人才在成长；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合作制作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是影视艺术工作者大有用武之地的时代，是出精品佳作的时代。我们影视工作者要联合起来，建立创作基金，抓住机遇，开拓创新，辛勤耕耘，有计划地把中华文化的精品力作，改编制作成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制作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传世之作，制作出国内外观众看得懂、喜欢看的优秀作品，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作出贡献。
中国音乐三十年
傅庚辰（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过去的30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伟大历史的进程，中国的音乐事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最近，我经常回想起一些亲身经历的音乐生活，感慨良多，不能释怀。
从粉碎“四人帮”到新中国建国３０周年献礼演出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形成了第一次音乐高潮。粉碎“四人帮”后最早流传两首作品，一是歌曲《祝酒歌》，唱出了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浩劫后，人们无比喜悦的欢乐心情。另一首是我创作的管弦乐《欢庆舞曲》。转年，国庆办公室又约我再为１９７８年的国庆晚会写作《欢庆舞曲》的姊妹篇《节日舞曲》，后来《节日舞曲》被改成了军乐，直到现在还时有演奏。就我个人来说，１９７７至１９７９年这三年是我音乐创作中经历的一个高峰期。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特别是创作历程可以看出，人民的命运、时代的风云和作者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对一个作者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从第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到纪念建党８０周年是第二次音乐高潮。２００１年“５·２３”举办了第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评选活动，从此创设了我国的第一个音乐大奖，受到了全国音乐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第一届金钟奖设立了创作奖，分声乐和器乐两类；表演奖，分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还特别为年届８０高龄、从事音乐工作６０年以上的成就卓著的老音乐家设立了终身成就奖，这在我国和世界上都是首开先河，在文艺界和社会引起强烈共鸣。
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到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８０周年再到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形成了第三次音乐高潮。２００５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为此，中宣部有关领导专门主持召开音乐创作动员会议。中国音协积极投入，各省市积极响应，中国音协与广州市委推出了“民族之声交响音乐会”，在广州和北京隆重演出。有关方面对儿童歌曲十分重视，成立七部委工作组织。中国音协下决心抓好儿童歌曲创作，召开词曲作者座谈会，广泛征集作品并与共青团中央、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儿童歌曲电视大赛。２００７年７月，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中国音协和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承办的纪念建军８０周年军旅音乐作品展演周，在首都掀起了音乐热潮。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是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战略目标前提下举行的，在总赛区广州之外，增设了长沙、南京、宁波三个分赛区，增设了合唱、民乐、流行音乐、理论评论等奖项的评选，扩大了评比面、受众面、影响面，是对金钟奖的重要改革，推动了金钟奖做强做大，使金钟奖迈入了新阶段。２００８年，中国音协举行了交响乐百年回顾展。回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中国特色交响乐，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中国特色的交响乐。
中国电影的第一要义是“精神”
李前宽（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这一伟大精神具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历史传承性。中华民族精神的顽强生命力，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精神动力。
中国电影就是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在抗日的烽火中成长壮大的。１９３５年的影片《风云儿女》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吼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这首歌激励了几代人，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心声，成为共和国的国歌。
抗战时期，有良知的中国电影人以摄影机为武器，拍摄了一大批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有上百部故事片、上千部纪录片，把中国人民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浴血奋战记录在胶片上。我们这一代电影人，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但长期以来，内地拍摄的抗战题材电影主要以表现敌后战场居多，对抗日正面战场，对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表现得不多。特别是当历史经过沉淀，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我们这个民族历尽劫波的成熟与大度后，我们看到，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还有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值得再现，譬如，淞沪大战、重庆保卫战、武汉会战、中国远征军、美国飞虎队、长沙保卫战、开罗会议、中国战区等等。这些重要的抗战题材都有待我们两岸同仁去开拓，去表现。让中国人民在这场人类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得到全面而深刻的揭示和张扬。
文化精神是民族精神在文艺作品中的灵魂。文艺作品有责任反映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崇高精神境界。电影首先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传达自己民族历史、民族意识、民族灵魂的内涵深邃的文化。而一味迎合西方口味的电影是没有前途的。有人把好莱坞电影看作电影创作的唯一模式，将工业化、高科技看作电影的唯一出路。但电影最终还是靠文化力量。中国电影要和好莱坞等外国电影一争高下，就必须坚守民族电影文化。只有传播优秀的民族文化，我们的电影才会拥有无限生机。在反映中华民族的神韵、民族的传统的文化积淀上，中国必须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文化不能取代，更不能霸占，只能借鉴和交流。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个文化问题，也是民族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经济上的崛起不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全部，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相比，文化软实力以情感人，以文化人，以价值观服人。文化的复兴才是崛起之路上的本质力量。
我们的电影同仁有着各自的优势。内地拥有人才资源、景物风光和潜在的电影市场，政策也更加宽松。香港和台湾电影创作人才济济。香港、台湾和澳门的资本运作、制作和放映发行管理都是一流的。我们可以优势互补，携手完成发展中国电影和电影产业的壮举，开拓文化艺术的大空间，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
韩少功（海南省文联主席）
对于一个文学作品来说，最重要的不在于它是否新，而在于它是否好。因为求新之作大多数并不好，正如袭旧之作大多数也是糟粕。但这样一个观点不容易被当代人所接受。在20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的作家和读者们大多习惯于一种对“新”的崇拜：从世纪初的“新”文艺、“新”生活、“新”潮流，到90年代的“新”感觉、“新”写实、“新”体验，这些文学口号及其文学活动总是以“新”来标榜自身的价值，来确认自己进步和开放的文明姿态。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统”总是被确定为“现代”的对立之物，是必须蔑视和摒弃的。我在198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文学的“根”》，因涉及传统曾引起各方面的批评。十多年后的中国文学并没有与所谓传统一刀两断，中国文学新潮十多年来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从“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并且在一种“后现代主义就是世俗化和商业化”的解释之下，最终实现了与金钱的拥抱。我只是想指出：完全脱离传统的宣言，常常不过是有些人扯着自己的头发要脱离地球的姿态。事情只能是这样，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传统”与“现代”在很多时候是一种互相渗透互相缠绕的关系。
评论家单正平曾在文章中用了一个词：“创旧”，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观念来了一次深刻的怀疑，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从语言上来了一次颠覆和瓦解。“新”出于创造，“旧”也只能出于创造，因为所有的“旧”都是今天人们理解中的“旧”，“创旧”的过程就是“旧获新解”、“旧为新用”的过程。
正像我不会把“新”当作某种文学价值的标准，我当然也不会把“旧”当作这样的标准。一切崇拜——包括“新”的崇拜和“旧”的崇拜都很有些可疑，都可能成为文学创造的陷阱。在另一方面，我更不愿意把文化的“旧”“新”两分，等同于“中”“西”两分，而很多中外学者常常就是这么做的。在这些人眼里，中国文化的时间问题也就是空间问题，“传统”就是“中国”，而“现代”就是“西方”。
文化的生命取决于创造，而不取决于守成，而任何创造都是“新”“旧”相因、“新”“旧”相成的，都是一次次传统的现代再生。因此任何一个有创造力的民族，都用不着担心自己在广泛的文化汲收中绝灭传统，正像任何一个有创造力的人，都用不着担心自己在“传统”继承中搭不上“现代”的高速列车。作家们将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成果都视为自己可资利用的资源，完全可以不关心也不研究自己的文化“年龄”或文化“肤色”问题，只应关心自己能否把下一部作品写得更好。
设立“华夏文学奖”
王吉隆（台湾文艺协会秘书长）
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我觉得本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是个好的开始，这种形式应该延续下去。今年在椰风海韵、风景秀美的海南召开，希望两三年后，可以在台湾召开。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味，相同的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对于华语文学，我一直持续关注。针对“诺贝尔文学奖”一直与华人作家无缘的现状，我建议设立“华夏文学奖”来作为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争夺华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话语权。实际上，中国有实力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很多，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主流语言不是华语。语言翻译与转换的过程中，华语文学的一些精华随之流失。目前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文化已经进入一个相互影响促进、共享成果的大融合时期，再加上中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华语文学崛起正当其时。所以，我觉得可集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之力设立“华夏文学奖”，一改华语文学的弱势地位。这个“华夏文学奖”兼容并蓄，应该允许外国人参与，但前提是必须使用中文写作，内容宣扬中华文化的价值观。
评选出“华夏文学奖”得主之后，重要的是宣传，提高该奖项与得主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可以采取为获奖作家出作品全集、在世界各地召开获奖作家作品研讨会、拍摄个人传记电影等形式进行运作。
让《佾舞》接轨世界文化
刘凤学（台湾新古典舞蹈团艺术总监）
《佾舞》是中国古代祭祀自然神、祖先神、释奠（祭祀先师之祭礼）、朝会各项礼仪中举行的一种礼仪舞蹈，至今仍在曲阜、台北和韩国首尔孔庙举行释奠时表演。因为《佾舞》演化过程是在中国古代文化核心思想——儒家思维规范下而形成，所以近代中、西学者统称其为儒家舞蹈。最早记录《佾舞》的文献见于公元前７１８年（隐公五年），至１０８９年（宋元佑四年），在《宋史》中记载有可供解读并能转化为动作的《佾舞》文字谱。该谱有文舞《化成天下之舞》、武舞《威加四海》二首，是叶仿（生年不详）受命而作。
通过对《化成天下之舞》进行历史文献学、舞蹈学研究法、田野调查、符号学、图像学等方法的研究，儒家之宇宙观、伦理观、人体美学观及儒家舞蹈功能论与《佾舞》的空间结构、主题动作有一致的思维及表现。笔者还试图以拉邦舞蹈学研究法，重建《化成天下之舞》，并使用通用于全球的拉邦动作谱记录其动作时间、空间，同时以拉邦动作分析语汇分析重建《化成天下之舞》，以现代科技录制礼仪过程乐舞实况。目的在于以现代方法光大传统，建立文化与舞蹈技术整合于一体的研究方法，以期使此具有高度文化历史意义的儒家舞蹈《佾舞》与世界文化接轨，并能共同保存此项人类文化遗产。
诗人的月亮
费明仪（香港艺术发展局音乐组主席）
中国是有诗也有乐的国家，从早期的诗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以至到明清时代的戏曲等，文字和音乐相互结合，既可以吟，又可以唱。诗人的敏感和幻想，使大自然界中的万物，在他们的笔下都栩栩如生，星星会说话、月亮能跳舞，藉鸟语花香或风啸海吼，诉出他们内心世界的喜怒哀乐，而“月亮”尤其是诗人们喜爱的创作题材。现代著名作曲家林乐培、黄友棣、陈田鹤根据李白、白居易以及现代诗人徐志摩创作的与“月亮”有关的诗词，谱写成声乐独唱组曲和大型交响音诗，体现出诗乐结合的魅力。
李白眼中的“月亮”：20世纪60年代中，自加拿大和美国学成回香港的作曲家林乐培，采用李白的夜诗三首，写成了时续约7分半钟的小型声乐组曲。在对《静夜思》的处理中，作曲者巧妙地借鉴京剧中的节奏与句法处理，把“低头思故乡”诗句中的“乡”字，用１０拍的自由节奏，以散板形式拖出乐句的长腔，生动地吟唱出游子在月光下对家乡千头万绪的思念情怀。在对《子夜秋歌》的处理中，作曲家仍以吟唱式带出歌曲主题的第一、第二诗句，中段是小快板，紧接十二下子夜钟声，最后一小节完全静止。在这绝对寂静的时刻，我们似乎能听到强而有力的反战声和千万妇女的悲泣之声。而在《月下独酌》中，作曲者首先运用急速快板的前奏，设下诗人酒意已浓的音乐形象，唱至中段突然移调，钢琴伴奏部分利用许多下行的全音音阶来描绘诗人开始酩酊大醉，节拍也由４/８转为３/４，示意他的蹒跚脚步，最后在传统五声的调性中不断旋转，衬托出永无止境的缥缈穹苍。
白居易笔下的“月亮”：当年香港乐坛“岁寒三友”之一的黄友棣教授，把白居易《琵琶行》写成女高音朗诵、钢琴独奏、混声四部合唱融为一体的交响音诗，曲体是一首有歌唱的奏鸣曲式曲体，但又并非是以合唱为主的清唱剧形式。曲中女高音朗诵和合唱、钢琴独奏同时进行，目的是使诗句与乐曲互相诠释，叙事之时用朗诵，咏叹之时用合唱。中国单音文字的平仄变化，实际就是音乐的变化，中国诗词的吟诵，本身就是一种歌唱。黄友棣这个作品是个新的突破，他的目的是说明中国诗句的朗诵与歌唱可以合一并列，同时并例证中国风格和声可以和现代西洋作曲技巧混合应用。
徐志摩心中的“月亮”：陈田鹤是著名作曲家黄自的四大弟子之一。陈田鹤根据徐志摩的《山中》创作的曲目深情而优美，捕捉了诗中的真挚和含蓄；调性采用降Ａ大调，以３/４的节拍为基础，歌曲开始的两小节前奏，以轻柔的和弦三连音辅托低音部的主旋律而展开，３/４拍的节奏富有荡漾的韵味，描绘出宁静月夜的宜人庭院。
我们的月亮是神，也是知己；“月”是中国人寄情最多之所在，我们的一切似乎都和美丽的月亮有关。前文所述之白居易《琵琶行》、李白夜诗三首和徐志摩《山中》，歌词皆取自古词和新诗，但无论古与新，诗的多义性和人生历程的感概同样都藉“月”抒发，藉景喻情、托情以景，相信应该是美的最高境界，也是演绎者所捕捉的灵魂之源。
全球化趋势与中国绘画艺术发展
徐嘉炀（香港书画学会会长）
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扩张，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全球化一词近年来变得很流行。
香港的艺术家，与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艺术家一样，都会受社会及环境所影响。20世纪初期，以“岭南三杰”为代表，即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留学日本，受到日本画家参酌西方绘画以革新日本画的启发，同时又接受了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和辛亥革命火热斗争的洗礼，于是立志对固有的旧中国画进行革新。其表现形式是折衷中西，融汇古今；最终目的则是通过艺术美的陶冶以“改造国魂”。而在上世纪5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观开始在香港涌现，其特点是强调发挥个人的艺术思想。一些较开明的香港艺术家亦于此时进入发挥个人独创性的艺术行列。吕寿琨就公开批评香港画坛流行以摹仿为绘画教学的方法。在随后的数年间，有一些香港的国画家开始放弃传统模式的绘画，投身新水墨画创作。80年代以来，香港又有更新一代的水墨画家涌现，其中传统根基较好的李虚白、天池等，是70年代后从内地移居来港的。这些画家一方面广泛地借鉴外来艺术，强化个性，另外更加关注钻研传统，是当代香港水墨蜕变的基本特点。迈向新纪元，内地较前更开放，在文化艺术领域中香港将必然会受内地来港的国画家影响。在大气候影响下，香港的国画也将会受到不同地区的影响。
艺术的发展在于在固有的文化基础上，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创新。中国传统画已经发展到了臻极的地步，中国画家正面对着大时代的转折点。我受道家老庄思想的影响很深，我认为，以自然为中心，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恰恰可以成为创造后现代水墨画的基础理论。在表达手法方面，除了追求统一的风格，奠定个人的画风外，尽量采取多形式多变化的技巧，使每幅画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另一方面，我认为传统中国画采取的中庸之道，已不合时宜，画中不明确、模糊、灰暗的调子不能在现今社会引起共鸣。现代人所需要的是立场鲜明、节奏明快、爽朗的作品。
无论中西文化有多大的差异，中西绘画有多么的不同，画家面对着的是不可逆转的新思维冲击。但我们在创作时不可以舍弃以先贤为基础，必须以自然为师，以生活为泉源。我期待着以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承传，中国画家可以源于自然又超乎现实，将中国画艺术推上世界画坛，成为主流。
澳门舞蹈艺术发展的困难与机遇
梁晓鸣（澳门演艺学院院长）
澳门的舞蹈艺术近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回归祖国后，无论是资源的投入、政府的支持、人才的聚拢、普及的成效、专业的提升、新作品的诞生等都有了很大的改变。然而，这并不代表前路是一帆风顺的，很多具体的困难和长期存在的障碍，就成了必须面对的挑战。
首先是硬件设施方面，设施标准、要求专业的舞蹈教室、练习室在澳门并不多见。虽说在部分中小学乃至专业的学校中，有排练室和练功房，但大都不完善，部分社团或私人的舞蹈培训中心就更是困难重重了。
其次，人才的短缺，又是如今所面对的另一道难题。在澳门有系统的专业舞蹈教育现在才刚刚开始，过去积累和现在引进的专业人才数目也不多，而澳门本地成长起来的真正专业舞蹈工作者现在还是屈指可数。
再次，在澳门舞蹈界中，现在还特别缺少舞蹈理论和表演评论的专家，因此对普及工作的总结、教育系统的归纳、舞蹈发展历史的整理，以及对民间舞蹈、外来舞蹈、西方舞蹈等，就缺少了专家的研究分析。如果说，以前大家还处于摸索阶段，那么现在发展起来后的澳门舞蹈事业，在这方面的不足和需求，就显得格外明显和迫切。
最后一道难题是专业舞蹈团的组建。上世纪80年代，教育系统曾经在澳门建立起学生舞蹈队，把全澳各中小学中有条件有才能的学生归拢起来，然后进行训练，希望能组建一支代表全澳舞蹈水平的舞蹈队，可是由于多种原因，舞蹈队不得不在1994年解散。1986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又成立了澳门芭蕾舞团。但也由于各种条件所限，芭蕾舞团在1994年解散。在当时的环境中，舞蹈普及程度并不高，也不够深入，专业的培养还远远没有开始。但随着这些情况的改善、人才的逐渐增加，同时也是响应社会的需求，为了澳门舞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成立专业的舞蹈团就成为必须跨越的障碍。
虽然在澳门有上述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但舞蹈艺术的发展却同时充满了机遇。过往发展的缓慢，也恰恰减少了陈旧观念的形成，没有门户之别，没有派系之争，在一张干干净净的白纸上，当然可以无拘无束描绘最美丽的图画。过往人才的短缺，造成了今天对人才的渴求，通过系统的培养，本地人才学有所成，也必将学以致用。自由开阔的艺术工作环境，更可以吸引外界的专才。
此外，这里有东方的文明，也渗透着几百年的西方文化传统；这里有和谐共融、相互尊重的传统；在这里，不同的思潮可以任意碰撞，不同的观点可以自由发挥和阐述；在这里，有取之不尽的养分，也有无所不在的灵感刺激；再加上特区政府的重视，人们观念的改变，舞蹈专业工作者和观众们，将在此获得无穷的艺术享受。这些都是推动澳门舞蹈艺术发展的动力。
人文精神与审美取向
廖俊穆（台湾当代水墨画家协会会长）
人文精神以人格精神为内核要素，是艺术不变的信仰。社会文化假如缺乏自觉的人文精神体系来支撑，文化价值的理想可能成为市场的附庸。艺术活动如果缺乏人文精神内涵，也会成为“稻粮之谋”、“名利之钓”。人文精神属于一种自由意识，也是批判意识，它如同一支医疗用的巨大的胃镜，深入社会环境中去关心诊察社会，去体悟主体与客体、心理与文化、群体与境况的相互联系，这是人文精神向社会浸染的能动本质。各种门类的艺术对于社会上一切的现实生活与现象，都有深刻的观察与体会。各种艺术作品的形式，就是一个时代的景象、社会的观念或是群体精神的化身。艺术所产生的文化和人文精神，有能力说出千言万语难予尽述的内涵，去唤醒社会精神文明，这是艺术与人文精神相互依存交叉而难于分离的法则。
艺术创作要有理性自觉的心，去体现那些人类共同造就的价值意识，从文化内涵、学术内涵和审美内涵的人文特质，作综合的体认。我想，也不妨跨越一些时代和人性的界限，从“社会良知”、“人生心境”的层面上作“理性反思”。我粗浅地作了归纳，艺术的人文精神，它至少包含：“艺术的良知”、“艺术的义气”、“艺术的热忱”，也要有“疾首砭时弊、挥泪书民情”的义气和笔性。
人类精神生活的价值，千百年来在艺术中已经构成一种定向主流，艺术审美也永远定居在社会心灵。“艺术价值的取向”，是社会群体意愿中共享共受的价值意识。当前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多变，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激荡，文化精神和审美范式正在重构新的时代背景。艺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除了洗心涤自、美感愉悦的特殊趣味外，还要有健康的审美观念、净化的艺术形式。在文学、美术、歌舞、戏曲、影剧中，秉持艺术的社会功能，用无限的文艺精神去广播、去呼吁调动公众的回馈作用，共振心灵回响，促进文明精神，建构人文和谐社会。因此，优良的艺术作品必然具有美感的形象，表现健康的“情感意志”。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是生命的教科书。”
艺术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不能不受到社会其它意识形态的制约。对于腐蚀戕害人心的作品，不管在哪个时代都会对它有所节制，使艺术审美价值的存在与取向，在公众关注的相互辩证的张力间，去嬗变艺术创造内质，这是艺术没有被岁月洗去的个性。如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斯·莱辛所说：“美是艺术的最高法律。”艺术的特殊作用，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创作、传达与应用，更重要的是对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和“艺术社会效果”的价值意义的建构和阐扬。
如何使戏曲成为世界性艺术
曾永义（台湾世新大学讲座教授）
戏曲以歌舞乐为美学基础，其艺术本质自然归趋“写意”；也因此以“虚拟、象征、程序”为其艺术展现之原理。因诗歌而定位为“诗剧”，由歌舞而具“歌舞性”，由打击乐而具“节奏性”，由虚拟象征程序而延伸为“夸张性”，由讲唱文学叙述方式而具情节结构为“延展性”与“叙述性”，由俳优充任脚色扮饰人物而使演出情绪“既疏离且投入性”，由杂技之加入表演导致速度之“松懈性”，由题材之忠孝节义伦理化而使戏曲目的为“娱乐教化性”。
应该保存并发扬戏曲之传统美质。虚拟象征程序之写意表演艺术原理，使排场流转自由无时空之拘限。戏曲语言富于音乐旋律，腔调决定剧种，其咬字吐音之口法宜应讲求，藉此以保存发扬其地方性与民族性之特色。歌舞性、节奏性、夸张性、疏离且投入性，亦皆为戏曲之传统美质与特色，亦应保存并发扬。
戏曲之质性中，有些虽具有其传统之意义与价值，但因时代变迁，已不完全适合新观众。如果稍作修正变异，则同样可以发挥其美质。
戏曲中同样包含已不适应时代宜祛除或改良的质性。戏曲因应时代宜祛除或改良的质性为：受讲唱文学影响的叙述性与展延性、题材旨趣之教化性、融入杂技的松懈性。
在改良中，应注意两条基本原则：其一，应了解同一戏曲剧种在同一时空之下，往往同时存在三种不同的类型，对其维护发扬要有不同的因应之道；其二，对古今中外戏剧戏曲有真切的认识，知所去取，从而懂得扎根传统以创新与融合中外之道，以建立符合世界性的“现代戏曲”。
水墨创作要积极与现实对话
江明贤（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教授）
水墨绘画是东方独特的一种艺术形式，具有深厚的传统与悠久的历史。在西方现代风潮席卷东方之前，水墨绘画始终占据东方艺术史的主流位置。正因为水墨绘画长期以来属于高雅的艺术传统，反映了以品位为主的审美文化，使得水墨绘画在响应现实生活的议题上，较为不食人间烟火。这也使得历史上的水墨绘画形成过度自给自足的现象，并且造就了一种封闭式的视觉语言系统。时至今日，深植于传统之中的水墨绘画，是否可能反刍自身的处境，走出传统的圈囿，积极地与现实对话，结合当代的生活与文化？它们皆是观察当代水墨创作发展的方向。
近20年来，两岸艺术蓬勃发展，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开始，艺术投资已经从一种单纯的审美意识概念而逐步落实为明确的现实体现，并为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这种潮动对私人收藏群体的冲击也显而易见。当然艺术家的作品也处于商业利益、名誉诱惑之下，艺术也因此面临以市场取向为主的桎梏。
现今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上，多沿用西方的研究方式，尤其以国外著名中国美术史学者方闻、苏立文、高居翰等为研究之引领指标，主要原由为西方留学归国的艺术家，以于西方所学的理论与方法为研究西洋绘画之模式基础。但毕竟中国水墨画与西洋绘画有本质不同，文化背景与国情有别，造成欣赏角度与审美态度也有所差异。
一部艺术史就是对艺术发展不断加以诠释、分析、论述的历史。由于文化背景不断在转换，所以对不同时代的水墨画家来说，问题的情境是完全不同的。很明显，今天的水墨画家就面临着与古人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与问题情境。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人们对当下问题情境的理解是有很大区别的。因此，很有必要由笔墨的运用、色彩的使用、工具的受限、全盘西化与传统食古的对立等方面进行检视与讨论。
中国水墨画艺术正在进行深刻的变革，当代水墨艺术正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水墨画艺术发展与推进的关键在于从认识上跳出“审美系统”的概念，如此才能理解水墨艺术的当下性意义，才能将创作思路打开，才能够在国际艺术语境与当代中国文化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中，从实质上以新的角度切入当代文化生活，体现水墨艺术的当代质量和精神。
对澳门摄影教育的思考
郭敬文（澳门摄影学会理事长）
澳门城市面积小，人口不多，但爱好摄影人士众多，摄影社团也多，摄影活动十分频繁，每年的摄影比赛和摄影展览多不胜数，构成摄影艺术的一幅多姿多彩的动人画卷。众多的摄影比赛确实为澳门摄影圈提供了一个交流切磋的平台，丰富了摄影爱好者乃至澳门居民的闲暇生活，实在是一个多赢的举措。澳门众多摄影比赛和摄影展览已形成了澳门摄影领域的一股潮流和文化，有其客观的市场需求和自我生存能力，是推动澳门摄影发展的基础。这已把摄影从艺术的追求扩展到具有一定的社会职能、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的层面，其力量和作用是正面的和不可忽略的。
一个地区的某一领域的持续发展和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在该领域的教育发展，而在亚洲除日本外，摄影成为高等教育独立学科也只有约30年的历史，澳门也只在澳门理工学院前身澳门视觉艺术学院以依附形式存在过。
澳门的摄影培训一直以来均由澳门摄影团体所承担。因此，在澳门要学习摄影，除了极少数的中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到外国去就读摄影专科外，数十年来澳门市民多通过参加由摄影团体所举办的各类摄影课程去学习摄影，这些课程大多数是免费的，而导师主要由本土的资深摄影人担任，有时也由香港资深摄影家担任。
澳门培训摄影技术的工作长期以来均由民间摄影团体去担任，但民间团体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团体内部运作人事更替，导师的更替令教授水平存在不稳定性和随意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摄影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和突破。在资讯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下，摄影培训除了可以通过民间团体去进行有系统的培训外，更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学习以提升水平，在高等教育的范畴中也可以加入更多的摄影元素，或设立摄影专科，以求达到培训专业化和系统化。
另外，摄影的对外交流活动对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文化摄影家的了解，加深彼此认识、提升创作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澳门摄影学会自去年起推出一项持续性计划，为澳门摄影学会的本土会员举办个人摄影展并出版影集，以求推动澳门摄影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但我们仍存在着质的提升的诉求，澳门的摄影圈仍面临着理论研究者少的现状。当然，一个地区的摄影水平的提高除了有赖于民间社团和政府的推动外，还需整体居民素质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让摄影从质上有一种飞跃。
亮出中华文化新名片
姜昆（中国曲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作为文艺工作者，一直以来，我利用相声演员的身份，一方面努力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在观察如何有效地采取不同方式让世界认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从而真正认识中国，认识一个文化的中国和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真实的中国和一个友好的中国。
中华文化的名片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有五千年灿烂文化，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我们更加希望看到当代中国卓越的文化创造。从当代文化，人们可以领略一个民族当下的现实，和它来自当下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之所在；从当代文化，人们可以感受一个社会和其它社会沟通和对话的直接的可能。我们要向世界亮出的无疑就是当代中国文化这张崭新亮丽的名片。
因此，在对外艺术推广、对外交流中必须有一条明确的主线，这其中应该涵盖当代中国的创新文化，应该隆重推出当代中国的创新文化。我们有长城、运河、兵马俑；我们还有京剧、昆曲和越剧。但应该清醒地看到，这首先是祖宗的光荣，其次才是后人的骄傲。假如不能创造出同样灿烂的当代文化，我们的文化传统就有可能中断，变成一种博物馆文化。只有创新才能赢得历史，赢得时代；只有创新才能赢得大众，赢得世界。推介当代创新文化，并不等于抛弃传统，而是对传统的进一步发掘和传承。传统是什么？传统是由几千年来无数个的“当下”、当时的“现在”积淀而成。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过去之发展。每一个创新将来都是传统。传统又不断地发展为现代，发展为创新。对传统文化的“着墨”一定要植根于今天的土壤中，把传统之根一点一点引入今人的视野，让传统衔接当代。
实践证明，我们当代的许多艺术家，他们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锐意革新，久经时代和观众的考验，塑造出一系列鲜活的艺术形象，足以鲜明地向世界传达“当代中国”的风情和面貌。这正是“中国制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所展示的积极面也可以被世界所接受和喜爱，应该成为文化“走出去”的关键。这会让我们在更好地面对未来的同时，也更好地继承我们的传统。
推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叶小纲（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什么是交流？辞海的注释为：“交”是相互，“流”是运转，所以，交流应是相互运转之意。怎样做到相互运转？首先要做到平等，不是我来帮助你，也不是你来施舍于我，而是互通有无，资源优化重整。然后就是要做到共赢，共同进步，共同发展。比如，在艺术的层面，信息资源共享、师资资源共享、合作研究课题、共同合作出版，共同编写彼此均适用的教科书、参考书、文艺读物等。
团结合作的心理基础是彼此信任，彼此信任的前提是相互了解。只有相互了解对方，才能消除心中的猜忌和防范心理、消除误会、化解分歧、降低风险，从而协力合作，共同赢得未来。过去在各自的社会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下断裂生活，已让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人们有些陌生，香港、澳门的回归和海峡两岸的“三通”，为海峡两岸的交流和沟通提供了便利。然而，仅仅利用便利，通过观光旅游来实现了解是远远不够的，要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要拉近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就要从各自走出去，共域同时地融入、体验对方生活。所以，团结合作要通过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比如海峡两岸通过学界互访，交换教授、学生、专家等方式，既可以让他们得到学习、成长，同时也实现加深了解的预期。
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目的是团结合作，团结合作就必须达成共识，但因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社会制度不同，要达成共识就须求同存异，用海纳百川般的包容，对待暂时的思想上的分歧。有了包容心，不仅文化交流更顺畅，还会发现更多共同利益和愿望。比如，海峡两岸人们文化同根，血脉相连，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和研究，哪一个地区都是不能割舍的，舍其任一，都不会完整。再如，学术和科技是没有地域界限的，海峡两岸都需要推动各自的学术和科技的发展，这是各地区人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摒弃政见的不同，全面整合信息资源、人才资源、物质资源，强强联手，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学术水平和科技水平都会得到快速的提高与发展。当然，上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一国两制”方针，承诺并践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港人治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澳人治澳”，从而顺利实现了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平稳过渡和政权交接，并保持了港澳地区的稳定繁荣。这不仅提供了可靠的经验，也显示出其兼容并蓄的包容心，从而让我们为今后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与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