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我国曲艺事业的发展
罗扬（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协名誉主席）
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然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却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30年。30年来，我国的曲艺事业，同整个文学艺术事业一样，改革创新，继往开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争奇斗妍的喜人局面。
曲艺创作演出空前繁荣。粉碎“四人帮”后，广大曲艺工作者如同又一次获得解放，被长期压抑的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和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立即迸发出来，积极创作演出了许多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作品和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许多传统曲（书）目，陆续恢复上演；有些传统曲（书）目，经过重新整理加工，放出新的光彩。曲艺表演艺术和音乐唱腔以及舞台美术等，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姊妹艺术有益的东西，经过自己的咀嚼和消化，也不断有所丰富，有所提高，有所创新和发展，并创造出一些新的曲艺品种和艺术流派。经过演员和音乐唱腔设计、伴奏人员在艺术上的再创造，许多曲艺作品成为精美的艺术品，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久演不衰。文化部、中国曲协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举办的历次会演、展演、评比和艺术交流活动和历届中国曲艺节等节庆活动中演出的节目，就是其中一部分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艺术成果。少数民族曲艺之花，在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别具风采。群众业余曲艺活动蓬勃发展，涌现出许多好人才、好节目，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为曲艺事业增添了新的血液与活力。在中外艺术交流活动中，曲艺也以自己独特艺术风貌和魅力赢得人们的好评，证明艺术没有国界，优美的曲艺艺术同样能够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曲艺遗产和曲艺资料的收集、发掘和整理工作，取得丰硕成果。比如，１９８１年，文化部、中国曲协发出《关于收集整理曲艺遗产和曲艺资料的通知》后，各地有关文化部门和曲协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又如，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文化部、国家民委和有关文艺家协会共同做出编纂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决定，并将其列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其中曲艺方面两部：一是《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主持；一是《中国曲艺志》，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曲艺家协会共同主持。为编好这两部书，国家和地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卷，普遍而深入地调查了全国各民族各地区曲艺的历史和现状，收集了难以数计的曲艺资料及有关材料，并做了艰苦细致的分析研究和编纂工作。《中国曲艺志》全面、详实地记述了我国的曲艺历史和现状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曲艺改革的成就和曲艺史、论研究成果。《中国曲艺音乐集成》选收了全国四百多个曲种的代表性曲艺音乐唱腔，记述了中国曲艺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为曲艺音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历时22年，两部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现已完成，并陆续出版。又如，近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也促进了曲艺遗产的发掘、整理和传承工作，曲艺理论评论和编辑出版工作，不断有所进展。由于极为缺少曲艺研究机构和专业研究评论人员，大量工作都是由热心曲艺研究和评论的同志在业余做的，困难很多；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曲艺史、论研究和曲艺评论都取得许多可喜的成果。曲艺编辑出版工作，也克服种种困难取得显著成绩。比如《曲艺》杂志复刊，中国曲艺出版社等出版机构陆续编辑出版了一些曲艺著作，各地曲协等有关单位编印了一些内部刊物、演唱材料及研究资料，有些报刊发表了一些曲艺作品和评论文章，等等，都为曲艺的繁荣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广大曲艺工作者的思想素质和艺术素质不断地有所提高和进步，并涌现出不少新人。３０年来，广大曲艺工作者解放思想，团结奋斗，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出人、出书、走正路”，为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做出积极的贡献。更令人敬佩的是，许多优秀的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热爱党、热爱祖国和人民，紧跟时代步伐，坚持改革创新，不辞劳苦，不计报酬，求真务实，自觉地抵制种种错误思潮，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表现出高尚的精神情操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全党全国的工作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全国人民正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都在迅速发展。曲艺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想，一切有理想、有抱负、有作为的曲艺工作者，都会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为推动社会主义曲艺大发展大繁荣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回忆改革开放之初文艺界的几件事
丁宁（原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负责人）
改革开放的３０年，是伟大与辉煌的３０年，各方面成就非凡。这３０年文艺界也走过了辉煌的历程。我仅凭记忆谈谈粉碎“四人帮”后到改革开放之初这一段时间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几件事情。
１９７６年秋，“四人帮”垮台了，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曾经被打乱的文艺队伍，重新集合，文艺家们抖擞精神走上岗位。１９７６年冬，我从“发配”地刚回北京不久，诗人李季就急匆匆催我工作：“许多老同志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你自己是怎么考虑的呢？”我说，“做什么？等着组织研究。”他火了：“现在叫哪个组织给你研究，有工作就做嘛，难道还等人‘请’吗？冯牧那里正缺人手，大家忙得头都炸了。”于是，我来到刚刚成立的文化部政策理论研究室，政研室最初由冯牧负责，后来由我负责。这就是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的前身。
在政研室，我参与了文艺界的拨乱反正、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中国文联的恢复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人士迅速行动，筹备恢复在“文革”中被彻底砸烂的中国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１９７８年５月，恢复全国文联及各协会筹备组成立，林默涵任组长，张光年、冯牧任副组长，冯牧兼任秘书长，后增任魏伯为副组长。５月２７日至６月５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距１９６３年中国文联三届二次全委会已相隔１５年之久，这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盛会。全国文联副主席茅盾给会议致开幕词，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作了题为《文艺的春天》的书面发言。他说，现在，我们要来一次新的思想大解放，一切有志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文学家、艺术家，没有理由不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大胆创造，希望大家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放开笔来写，深刻地、光彩夺目地反映这个伟大时代。会议宣布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剧协、中国音协、中国影协、中国舞协正式恢复工作，中国美协、中国曲协、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中国摄影学会也将陆续恢复工作，并筹备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文联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之后，在周扬领导下，成立了第四次文代会总报告筹备起草组，我在该组做具体的组织联络工作，大家积极性非常高，起草工作进行了半年多。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这是我国文艺史上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盛会。会上作家、艺术家发言都充满激情，那个气氛和规模，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大难之后重逢，大家又都悲喜交集。大会的秘书长李季乐滋滋地忙前忙后，每天都要服大量药品以防止心脏病发作。
“四人帮”垮台后，文艺界开始出现振兴景象。我们政研室设立的理论组，撰写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文章，批判“四人帮”的“黑八论”和“文艺黑线专政论”，推动文艺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我还参加了很多文艺界拨乱反正、繁荣创作的研讨会。经过拨乱反正，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后来的“文艺黑线论”，“四人帮”加在文艺界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被逐渐得到纠正，被其否定的“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就得到正确评价，一批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或者反动的作品得到了平反，文艺界精神枷锁解除了。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开始进行实质性调整，很快为“右派”分子进行摘帽平反工作，这是很大的动作，原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对政策落实工作抓得很紧。我们政研室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负责很多具体的落实政策工作。我与同事们走访了一大批受“四人帮”迫害的作家、艺术家，为他们落实政策。我们去看望骆宾基老人，在一间阴冷、昏暗的牛棚，虽多年不见，老人却一眼认出了我。他一字不谈“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只一遍一遍地说：“我真庆幸，能和大家在一起迎来了盛世！”老作家姚雪垠，得知中央、文化部派我来了解他的情况，大受感动，热泪滂沱。当谈到《李自成》的写作时，他雄心勃勃，坚信自己能完成百余万字的巨著。我到安徽为赖少其等艺术家落实政策，听说还有一位被打成“里通外国特务”的美术家韩美林，我找到他，他从晚上８点对我诉说自己的苦难，直到深夜。后来我把他的问题，层层反映，一直通报到当时省委书记万里那里，美林终于得到解放。
思想的解放、政策的落实、组织的恢复，必定带来文艺的繁荣，新的时代，老中青三代文艺家都极其活跃，开始以新的精神投入创作，文艺领域可说是非常蓬勃。荒凉已久的文学园地，“伤痕文学”先声夺人，老作家徐迟脍炙人口的《哥德巴赫猜想》和柯岩令人耳目一新的《奇异的书简》、《特邀代表》等报告文学，在反映四化建设方面的新事物、新人物，开风气之先……重获新生的文艺界和中国文联，以昂扬的精神投入四化建设的洪流，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真正来到了。
从实践到理论：中国戏曲的当代转换
刘厚生（原中国剧协副主席、秘书长）
１９６４年我从上海调入北京，开始担任《戏剧报》（后改名《人民戏剧》）的副主编。“文革”后有几年在文化部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才回到中国剧协，之后，我开始担任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全面参与剧协的各项工作，并与方杰同志共同担任《人民戏剧》主编。１９８３年《人民戏剧》刊发“１９８３年首都戏剧舞台中青年优秀演员奖”的评选通告，自此中国戏剧界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专业戏剧表演类奖项，也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我们又创办了中国戏剧节、戏曲论著奖评选、推荐剧目演出等一系列活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中国戏剧“梅花奖”和中国戏剧节这两项活动最终保留下来并逐渐开枝散叶、日益红火，但是当时工作内容的丰富和同行们的热情却一直是我记忆犹新的。转眼间，将近３０年过去，尽管我在１９９１年就已经从行政职位上退下来，但却还经常参与着戏剧界的各项活动，亲身经历了３０年来中国戏剧发展与变革的每一场浪潮，感受了它的每一段疼痛、欣喜，甚至每一次细微的叹息……可以说，回首来路感触颇深，但相比之下，最令我心念不忘的，还是中国戏剧在回首总结的同时，从实践到理论，如何面对当下与未来。
中国戏曲舞台上自古就有一种创作传统存在，这种传统就是现实主义的力量。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而是要真实地表现历史，真实地反映现实，也就是说真话，而在方法、风格色彩上则是多元化。这种现实主义的力量一直是戏曲文学的主流，支撑着舞台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到了现当代，它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新编历史剧的产生，中国戏曲剧种分为古老的和年轻的两类。古老剧种比较凝固，如何表现现代生活一直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而新编历史剧的出现则是一种较为自然的发展方式。
３０年来新编历史剧佳作不断出现，如京剧《曹操与杨修》、《廉吏于成龙》、《骆驼祥子》，淮剧《金龙与蜉蝣》，川剧《巴山秀才》、《金子》，甬剧《典妻》，昆剧《班昭》，梨园戏《董生与李氏》等，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在戏曲领域的丰硕成果。正是由于这些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剧目出现，大大克服了过去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甚至反历史主义的倾向。
第二方面就是戏曲演出样式上的转变。以京剧为例，产生二百年以来，主要以折子戏为演出样式，但近几十年来，整本戏渐成主流，这明显是一种进步。整本戏的兴旺正来自于人们对于现实生活更加深刻理解的需求，人们从对舞台上片断表演的玩味，开始转向对生活复杂经验的思考。
这两个变化，一个是从题材上来说，新编历史剧越来越多，是现实主义力量推动的结果；一个是从演出样式上来说，折子戏的片断表演转变为整本戏的完整表演，根本上也是靠现实主义力量的推动。这两方面蕴含的精神是一致的：忠于现实、忠于生活。
中国戏曲理论自明清以来就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都是零散的，按照现代眼光看来，并没有建立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列主义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基础，自建国后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如何结合中国戏曲实际情况进行更为深入与全面的理论总结，在我看来应该说还没有完全完成。《中国戏曲通论》、《中国戏曲通史》等大部头著作的产生，体现了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文艺思想，是重大收获，但距今也有２０年的时间了。
中国戏曲要想适应新的文化环境，重寻自己的时代坐标，就要求理论研究必须深入结合实践，在实践中发现、争论、研究并解决问题。自从１９５１年的“五五指示”之后，国家再没有针对新形势新问题出台过具有明确导向性的戏曲改革新政策，这与理论研究对艺术实践指导的失位有密切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国家的戏曲政策必须要等到中国戏曲的理论大厦全部建好才能制定，就中国戏曲本身的复杂性与历史沿革来说，要想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绝非一日之功。
这些年来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研究方法的刷新还是研究视野的开拓，相比过去都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大批年轻学者加入到研究的队伍中来，力量的增强也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希望。在这种欣喜的局面面前，完全可以整合整理出实践中的几个大问题，由政府出面，将这些问题以国家级研究课题的方式向理论界提出研究与攻克的要求，自然会有众多响应的声音。
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舞台实践，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都来自于我们对现实生活——改革开放大时代，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的尊重，是从对具有时代精神现实生活的深刻感悟和总结中得来的，这是我们回顾过往所获得的最为宝贵的经验，当前，我们仍然需要去坚持，去发掘现实生活不断给我们带来的启迪，只有这样，我们的戏曲才能从实践到理论取得新的成就。
波澜壮阔的中国文联三十年巨变
佟韦（中国书协顾问、原中国文联组联部主任）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与共和国同龄，走过了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的光辉岁月。我从１９４９年６月筹备中国文联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来到文联工作，回忆起这些历程，中国文联在改革开放３０年中的光辉业绩和巨大变化，令人无比激动。
改革开放３０年是中国文联的黄金岁月，在改革开放的３０年里，中国文联作为团结、动员、促进、组织作家艺术家创作出优秀作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民团体，其对作家、艺术家及艺术组织的联络、协调、服务的职能，只有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我认为，这３０年中国文联的变化可以从以下４个方面进行概括：
第一，理顺关系，革新体制。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文联不管各个协会的工作，文联党组和民研会、中国摄协、中国舞协、中国曲协在一起，其他的文艺家协会各管各的，党组也是每个协会都有一个。第四次文代会之后，我们首先设立了大党组，之后设立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最后一步建立了分党组的机制。这一变化可是意义重大：中国文联开始联络、协调、服务各个协会，文联的工作也就可以运用大手笔地去做了。
第二，继承传统，锐意创新。中国文联在改革开放前留下了不少优秀的老传统，比如学习会、深入基层参观访问和举办文艺名人纪念会等，利用行之有效的方式促进了文艺的发展，这些举措也在改革开放后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抓学习方面，在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８年9年中，中国文联就通过许多途径和方式，帮助文艺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解党和国家多项方针政策。9年中在北戴河、庐山、烟台、连云港等地就举办了８５期读书会，座谈会、报告会３０多次。这大大胜过过去小规模的学习活动。
在组织文艺家参观访问，深入基层方面，早年间阳翰笙同志曾提出让知名的中老年艺术家以“走马观花”、“下马观花”的方式深入祖国各地收集创作素材，并在活动之后举行座谈会交流经验。但现在就不同了，１９９５年，中国文联举行了“万里采风”活动，１８０多位艺术家深入祖国各地，历时两个多月；１９９６年，又有数千名文艺家万里采风，小规模的采风、访问更是数不胜数。在举办纪念会方面，自从响应国际和平理事会作出各国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的决议之后，中国文联在改革开放的岁月中，举办了大量的文化名人纪念会——鲁迅、郭沫若、茅盾、周扬、梅兰芳、田汉、阳翰笙、丁玲、阿英等，借由纪念会的举办，让他们的文艺成果、文艺思想为公众所熟知。
第三，发挥文联优势，打造品牌活动。经过近６０年的发展，我认为中国文联具有的三大优势：行业优势——拥有品种齐全的１２个艺术门类；人才优势——明星名流众多，还有全国各地千军万马的文艺大军；跨地区优势，人民团体的优势：在全国都可以开展活动。这些优势可以在服务、评奖、办节、培训、展览、演出６个方面显现出来，并可着力打造属于中国文联自己的文化品牌。
在服务方面，中国文联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向解决艺术家的创作方面转化，进行创作上的、精神层面的服务，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和以后的章程上都明确规定中国文联的任务是联络、协调、服务，其目的是充分繁荣全国的文艺创作，所以在这３０年中才有机关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联简报和各种文艺理论、文艺创作的交流会的出现；在各地设立了“文艺家之家”，为文艺家们提供了创作的场所；中国文联出版社的成立也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出版条件，其中“晚霞工程”出版了很多文艺著作和文艺理论相关的图书，影响非常大。在这３０年中，中国文联针对社区、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不同性质举办了各类文艺展演、比赛，艺术家进万家送欢乐活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文艺小分队也分赴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进行慰问，并积极到灾区进行演出慰问、扶贫捐赠活动，特别是在２００３年“非典”和２００８年四川地震期间，中国文联做了大量工作，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文联的各个艺术家协会也积极行动起来，举办了大量规模大、影响大的文艺活动。
第四，文化交流，异彩纷呈。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文艺事业投入的增加，对外交流实现了大突破。我们配合党中央“大外交、大外宣”的方针，举办了许多大的、有影响力的活动，中国艺术周、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在国际交流中都是有口碑的文化品牌，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中日韩电视论坛、国际马戏论坛……也办得有声有色。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风采。
综上所述，回顾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文联做出了重大的成就，已经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并真正地履行了章程所规定的为繁荣文化艺术创造条件的历史使命。事实证明，在改革开放的春天，中国文联波澜壮阔的变化反映着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在黄金时代中，我们坚信中国文联今后的事业一定能比现在做得更壮美。
民族舞蹈重焕青春
游惠海（原中国舞协副主席、分党组书记）
改革开放30年，是解放思想的30年，是经济腾飞的30年，也是民族舞蹈艺术思想解放、取得辉煌发展的30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整个舞蹈事业陷入瘫痪。“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使舞蹈艺术重新焕发青春。改革开放时，各地舞协都已恢复活动，队伍也发展壮大，民族舞蹈随之进入新时期。
新时期的民族舞蹈不仅作品数量明显上升，而且在创作题材、体裁、风格、样式等方面更加丰富多彩。民族舞蹈在实践中广泛吸收了诸如传统武术、杂技、体操，甚至西方芭蕾艺术、现代舞蹈等元素，进行了科学的融合，形成了规范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动作语言”。这种动作语言体系的质变，诞生了创作上的“新文体”，产生了“民族风格”的大概念。
这一时期，民族舞蹈在民间舞、古典舞以及民族风格的中国舞剧、中国当代舞四个品类上都有了长足发展，是一个精品迭出、精英辈出的时代。
“文革”中民间舞被否定为封建、落后的艺术，而改革开放后涌现出了一批深刻的、具有民族历史文化内涵的作品。如蒙古族、维吾尔族、壮族等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民间舞产生了精湛的民族代表性舞蹈精品，此后出现了如《水》、《雀之灵》等富于民族生活情调和特色的作品。张继刚编导的《黄土黄》、《献给俺爹娘》等一批作品，强烈传达了黄土高原的民族激情，把汉族民间舞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新世纪之后，杨丽萍创作的《云南映象》等作品表现了对民族内涵、民族精神、民族历史的深入理解。
脱胎于戏曲舞蹈的中国古典舞，突破了戏曲常规的局限，从初期仅仅以表现戏曲故事，升华到对人物情感的刻画，如改革开放初期的《金山战鼓》、《木兰归》等，进而涌现出《秦俑魂》、《醉鼓》、《霸王别姬》等题材广泛、风格与技巧水平非常成熟的一批作品。同时，舞蹈家们涉足古代更远的历史遗产，从乐舞、石窟壁画以及各种出土文物的舞蹈形象资料中，整理和创作出许多别具一格的古典舞。而近年以中国古典舞结合敦煌学派创作的《千手观音》，更是显示出古典舞创作实践上新的瑰丽风采。
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舞剧是讲述民族题材，呈现中国风格的作品。最早的《丝路花雨》和《编钟乐舞》等作品开辟了大型舞剧创作仿古乐舞的形式。20世纪90年代，新的民族风格的中国舞剧创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具有中国风格，表现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当代舞，是运用民族舞蹈语言反映新生活，表现当代人的新的舞蹈品类。20世纪80年代初，《再见吧，妈妈》是中国当代舞的创举。此后的《无声之歌》、《割不断的琴弦》等作品是这一时期极具影响的代表性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映当代中国题材、中国人精神气质，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当代舞大批涌现。
30年过去了，民族舞蹈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民族舞蹈自身也在本体美学理论上不断成熟，有了质的提升。新的历史时期以来，中国舞协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通过举办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举办“荷花奖”等活动，将舞蹈艺术深入到了社会各阶层。2008年奥运会上，舞蹈艺术更是显示了它的无穷魅力。30年改革开放走过的道路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只要思想不断革新，不断以我为本，回归民族，勇于创造，推陈出新，坚定走科学发展的路，民族舞蹈艺术就一定会有更美好的繁荣前景。
中国摄影艺术的发展
张宗尧（原中国摄协摄影出版社总编辑）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随着大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审美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摄影的认识更加深刻。
改革开放后，摄影艺术得到了普及和发展，广大摄影作者和摄影爱好者如饥似渴地盼望掌握摄影技术与技巧。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７日，国家新闻出版局批准中国摄影出版社成立。编辑部当即组织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两位教授编著了《摄影技术与技法》。该书出版后非常受欢迎，之后《各种题材摄影研究》和《摄影构图与表现方法》两本书的出版给当时“干旱”的摄影图书市场滴上了一滴甘露。此后，摄影出版社又出版了《摄影手册》。特请新华社黄次石同志撰写了《摄影ＡＢＣ》，第一次印刷发行了１０万册。为了适应摄影教学需要，中国摄影出版社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了《美国纽约摄影学员摄影教材》，从１９８６年３月到１９９０年３月，５年间印刷多次。
摄影艺术的发展还体现在照相机的变化上。我先后使用过超级依康泰、禄来、雪斯曼、徕卡、尼康等品牌。１９９０年，第一部数码相机问世，标志着数码相机这一可与传统胶卷相机抗衡的新的摄影形式的开始，它的出现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摄影的渴求，普及了摄影艺术。
改革开放后，大量国外优秀的摄影作品走进国门。１９８１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了国际摄影艺术展，来自世界五大洲５０多个国家的摄影作品参展，开阔了中国摄影人的眼界。一些国外摄影家的优秀作品也走进广大农村市场。
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印刷产业也得到了飞跃发展，这对摄影的后期制作带来了很大影响。如电子扫描对影像的质量修饰，如除尘、修复划痕、校正色彩，甚至校正影像缺陷等手段，对摄影艺术来说，这些功能起到了很好的锦上添花的作用。用Ｍａｃ苹果电脑系统对摄影作品进行排版设计，经过印刷装帧，几天后就能印刷一本画册，之前印一本同样的画册需要半年之久，这种变化当然要归功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让中国的摄影界重新焕发了青春，当时中国摄影家协会就决定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停刊的《大众摄影》复刊，在时任协会秘书长的陈昌谦同志的组织领导下，研究复刊工作，确定１９７９年暂出三期双月刊，分别在７月１日、９月１日、１１月１日出版，我分管刊物的作品编辑和刊物的装帧设计、印刷等工作。
当时，编辑部对封面统一了意见，一是不再用原来的手写体，改用美术字，复刊后第一期特邀请邵柏林同志拍了一张少女用国产照相机拍照的特写，体现《大众摄影》这本刊物是为大众服务的，以后每期封面照片都遵循一形象美、二意境美、三色彩美、四大特写这样的一个原则选作品。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３日，我从外文印刷厂取回复刊的《大众摄影》第一期样书，拿到编辑部大家欣喜若狂，盼望已久的《大众摄影》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我又取回几包样书，用三轮车拉到东单和王府井两处和龙熹祖在街头叫卖，听取群众意见。
１９８７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已有《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国际摄影》三本杂志，但杂志出版周期长，难以满足摄影事业迅速发展的形势需要，协会领导班子萌生了创办一份报纸的想法。１９８７年３月，报纸正式进入筹备阶段。当时，中宣部新闻局批准同意中国摄协创办《摄影信息报》，但大家觉得《摄影信息报》名字有些土气，于是得到中宣部新闻局同意后，把《摄影信息报》改成了《摄影报》，于１９８７年７月２０日正式创刊。初创的《摄影报》每周一期，四开四版，每期定价６分，报纸第一年发行量就有七八千份。１９９２年，《摄影报》正式更名为《中国摄影报》并改为周二刊。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摄影报》进行了改版，进一步确立了作为摄影界主流媒体的权威地位。
无论是《大众摄影》复刊还是《中国摄影报》的创立，都与改革开放有密切联系。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摄影家协会及所属刊物的发展，就没有今天摄影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当今画坛现实主义仍为主潮
雷正民（原中国美协书记处常务书记）
开放的胸怀，高远的视野，大胆的探索，有益的收获。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美术的繁荣与发展，大致可以为此概括。
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艺术思维空前活跃。信息的快捷传递，有利于艺术家在从千年的传统到当今世界范围的丰富多彩的新变中，纵横交汇，碰撞与借鉴，传承与超越，在激烈的震荡中突破禁区，求变求新，呈现出勃勃生机。从崇高形式美，自我表现，高扬原创与个性，艺术的象征、抽象，以至装置美术以及动漫艺术的火爆。艺术各门类手法的融合与界限的模糊，在某种意义上，世界上主要艺术思潮与风格流派，我们已经同步进行。同时激励与挑战，激发起对悠久的传统中国艺术的珍重与弘扬，掀起举世罕见的书画热，铸造民族、时代的中华艺术形成非常强劲的趋势。
30年，经过突破禁区，生死抉择般的震荡交锋，几经曲折，迎来了中华文化的复兴、重建、提升、丰富。富有生命力的中国艺术以新的姿态与风貌，获得国际的荣誉。
当今画坛，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仍为主潮。这与我们革命美术传统的延续有关，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有关。但现在的现实主义画作已有巨大的转变与丰富。是近距离、原生态，更加贴近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艺术上更加多变，有象征、隐喻，有超写实的精微，又有抽象的玄妙与想象，也有中国传统艺术写意精神与笔墨韵味的发挥。从震撼人心、深沉真实的《父亲》到画家集体即兴创作的汶川地震组画，传达着时代的强音。这是画家酿造的高昂的健康的审美情趣的时代珍品。
市场经济的环境造就了广阔而活跃的艺术局面。北京798艺术区和京郊周边的十多个文化园区，各路艺术家每有惊人之举，他们的杰作，便能吸引世界的观众。全国各地也都有类似的艺术群体和艺术品集结地。另一翼，这是队伍庞大的书画艺术家，这中间既有学院派，野逸派、新文人、现代水墨等，也有更多不同层次的传统派画家。有些画家游走各地，把自己的艺术送到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手里。经过30年不断的艺术磨砺和反复修炼，艺术上得到不断的提高，其中不乏精湛之作。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美术在激荡中，飞跃中，大跨越地繁荣、发展、前进。整体的提升，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可以期许美术在新的进程中必有光辉的表现。
民俗、民间文学价值的重审
杨亮才（原中国民协书记处书记）
盛世修志，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是文化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同志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民俗、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我国，采风制度，自古有之。大凡有作为的朝代，都十分重视采风。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采风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先秦，这次采风给后人留下了一部《诗经》。第二次是在汉代，这次采风给后人留下一部《乐府》。第三次在当代。１９５０年３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可以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凯歌声中诞生的。
１９５８年，在毛泽东主席亲自倡导搜集民歌的感召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并制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工作方针。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采风运动席卷全国。但刚刚兴起的采风运动，很快就被“文革”扼杀了。幸亏有了新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即１９７８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几年来先后发动了上百万民间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投入大量资金，对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歌、民间故事、谚语，以及民俗进行了拉网式的普查和采集。
据不完全统计，本次采风，全国共搜集了民间歌谣３００多万首，民间故事２００多万篇，民间谚语６００多万条，民间史诗、叙事诗上万部，民俗资料数万件，总字数达４０亿。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编纂出版了《中国歌谣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县卷本）和《中国民俗大系》等重要图书。
这次采风参加人员之多，采录地域之广，获得材料之丰富，为历次之最。改革开放３０年是中国民间文艺采风和研究工作最有活力、最为发展的时期，在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尤其是民间文学和民俗方面，中国民协和全国各地民协，以及有关的文化、学术研究部门，都付出了辛劳，成绩很大，历史将记下他们的功劳。
但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有些工作并没有完全做好，还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比如，近几年来民间文化方面出现了造假之风。旅游业兴起之后，有的地方为了配合旅游，造假就大行其道，造神者有之，编假神话、假故事者有之。有的地方没有文化遗产，也没有与之关联的民间故事，但为了招揽观众，也要“打造”一个出来。有地方还要花大钱盖大庙，劳民伤财。因此有学者大声疾呼：民间文化也要打假。民间文化遗产我们是要抢救和保护的，但我们要抢救保护的是优秀文化。
在关于民间文学的价值和忠实记录的问题上，“忠实记录，慎重整理”是过去提出的采风原则。但后来我们发现“整理”二字给搜集者有随便改动的空间。所以我们不再提“整理”，而只说“记录”或“采集”。对于搜集民间文学作品，忠实记录特别重要。因为，民间文学是口传文学，是人民群众的口传历史。
民间文学内容非常丰富，无所不包。它既是文学，又是科学。它的作用和价值是多方面的。我们一向主张采集民间文学作品一定要忠实记录，故事讲述者怎么讲你就怎么记，民歌歌唱者怎么唱你就怎么录，同时尽量记下相关民俗和文化信息，便于研究。
对民间文学作品，一次有位记者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回答说：“如果用四个字表述就是“原汁原味”，三个字是“原生态”，两个字是“天籁”，一个字是“真”。
两岸人民唱不完的海峡情
钟立民（原中国音协《歌曲》杂志常务副主编）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这是国民党元老，也是诗人于右任先生临终前（他逝于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０日）的一首诗作，诗中抒发了他对大陆故乡的强烈思念，发自肺腑，感人至深。诗传入大陆后，打动了国内许多作曲家的心并为之谱曲，其中吕远的曲作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后，反应非常强烈，那时人们是含着泪听这首歌和唱这首歌的。
几十年过去了，就在我完成这篇文稿的同时，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３日，熊猫宝宝团团、圆圆启程赴台。看着电视屏幕里人们欢送的场面，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一周前（１２月１５日）两岸的三通，截弯取直的空中直航，好几个港口的海运直航，以及直航通邮都已经成为现实，真的有如梦幻一样。
作为曲作者，我前后写了近２０首海峡情方面的歌曲，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是《鼓浪屿之波》，１９８１年写于厦门鼓浪屿。我随一个创作集体到福建沿海采风，写海峡情的作品，最后一站就在鼓浪屿。我们住在岛上的一所疗养院，早上经常去９０米高的日光岩上远眺，傍晚则常围绕小岛的海滨散步，有时坐在沙滩的石头上听海涛拍岸，晚间可以听琴声伴海浪，几首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完成的，有《鼓浪屿之波》、《相思树叶》、《重阳节》、《灯光》、《春日偶成》等。第二年，春节期间在北京举行了“首届海峡之声音乐会”。其中《鼓浪屿之波》经李光羲、郑绪岚、张暴默、殷秀梅等歌唱家演唱，在听众中得到传播，曾多次获奖，第四次获奖是１９９８年底在厦门文艺作品评奖中获特别奖。
曾有朋友问我：“你是不是有亲人在台湾？”是的，我有一个姐姐，１９４９年随姐夫去了台湾，直至１９７９年我才接到她从美国的来信，但当时还不能见面，直到１９９２年，我们国内的姐妹四人同去美国探亲，才得以在纽约和她相见。１９８１年，我到鼓浪屿，登上日光岩，遥望海峡对岸，想起了久别不能相见的亲人，想起了于右任先生的诗，也想起一位受人尊敬的老音乐家缪天瑞先生的“风雨归舟”的故事。缪先生今年一百岁，非常健好，现在北京，他曾于１９４９年春夏之交携夫人和９岁的女儿从台湾的基隆港乘一小船，冒死回到了大陆。《鼓浪屿之波》中三次唱到了基隆港，而这正是缪先生传奇性经历的纪念地，我和词作者张藜曾把歌谱签上我们的名字，敬赠给缪先生。这些歌就是在这样的心情和情境下写成的。
１９８６年，我写了《台南的心》一歌。那年夏天我回家乡南昌，见到了已病故的老友黄明勋同志的夫人林云女士。林云的家原在台南市，解放前黄明勋去台湾谋生，因一次车祸伤了腿，在台南的一所医院疗伤。林云当时是该医院的年轻护士，在她悉心护理下，黄明勋恢复了健康，出院后小伙子常去看望她，并送去鲜花。黄明勋向林云求婚，林云说，你要和我结婚，要答应我三件事：一是要供养老母亲，二是要供养伤残的弟弟，三是要不离开台湾，死也要死在台湾，黄明勋表示完全同意。１９４８年，黄明勋提出带她去大陆探亲，随着时局的急剧变化，很快两岸处于隔绝状态，他们回不去了。林云说：“黄明勋的三条诺言，一条也没有兑现。”现在，老黄已走了。她十分怀念在台湾的年迈的母亲。
我对林云说，“你写一首怀念故乡和老母亲的歌词，我可以为你谱曲。”回到北京，我就收到她和儿子黄林合写的歌词《台南的心》。
我谱曲后，歌唱家陈海燕和吕蓉演唱了此歌并录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部播放后，得到了来自台湾的反响。
１９８７年夏，我应台联的约请，为台湾青年夏令营写了一首《离歌》（晓光作词）由韦唯演唱，在青年们活动的时候播放和演唱。２００２年，我写了一首歌《海峡情》（郑兴文作词）由孙丽英首唱后，编成四部合唱，北京市好几个合唱团演唱了它。
海峡情的歌曲，不光是我们喜欢唱，它也叩响了台湾同胞的心声，我就收到过一份纽约华人春节晚会的节目单，第一首歌就是《鼓浪屿之波》。一位新加坡华人歌唱家雷峰也喜欢这首歌，从我手中要去歌谱和录音带。
舀不干的思乡水，唱不完的海峡情……让我们为两岸同胞的骨肉深情而歌唱！让我们为海峡两岸正书写新的篇章、直航三通而歌唱！让我们为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歌唱！
现实题材影片的坚守与嬗变
王人殷（原中国影协《电影艺术》主编）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崭新历史时期。中国电影进入从未有过的思想解放、繁荣发展的大好时期，创作界充满着活力与生机。电影创作、生产以及电影产业化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电影重新找回与时代与社会生活的血脉关系。使百年中国电影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获得新的生命力，在现代电影美学观指导下，扩展了现实主义的美学领域。中国电影显现出崭新的面貌。
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理清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中国电影逐渐摆脱了极左路线的统辖，在不断更新电影观念的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大批现实题材的影片应运而生，如《苦恼人的笑》、《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小街》、《泪痕》、《如意》、《芙蓉镇》等，这些作品勇于直面现实，真实再现社会生活，在书写个人命运中反思历史，再现出中国几十年来社会政治风云的复杂性，获得了深广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反思的精神价值。突破了多年以来不准反映所谓生活阴暗面的题材禁区，极大地扩展了电影的表现视域。
《沙鸥》、《黄土地》、《邻居》、《乡音》、《人生》、《野山》、《老井》、《血总是热的》、《夕照街》、《焦裕禄》、《本命年》、《人到中年》、《黑炮事件》、《人·鬼·情》、《喜盈门》、《月亮湾的笑声》、《绝响》、《给咖啡加点糖》等众多的影片，正因为创作者从生活的土壤里发掘出真实的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具体关系，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深刻的文化意味。一个个栩栩如生、独具个性的典型人物，展现出时代与价值理想的光辉和人性的深度。现实题材影片涉及到城市、农村各个阶层的广泛生活，把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思想感情、伦理道德方方面面的变化、冲突、碰撞勾描得丰富多彩。中国电影第一次这么生动地去探讨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比起过去以阶级标准和政治角度表现的传统现实主义，更赋予了人文关怀和艺术本质。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电影在重建艺术本质和文化本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创作主体具有的艺术创新精神使影片的风格样式色彩纷呈，个性突出。
20世纪９０年代至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转轨进入更深刻阶段，加速了电影生产和创作的市场化进程，现实题材影片向商业化大众化转向的同时，不少影片以平民意识，积极关注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思想观念、道德准则、价值判断诸多方面的变化。出现了一批优秀影片，如《生死抉择》、《秋菊打官司》、《安居》、《被告山杠爷》、《那人·那山·那狗》、《美丽上海》、《上学路上》、《生活秀》、《天狗》、《季风中的马》、《鸡犬不宁》、《惊蛰》、《２４城记》、《天下无贼》、《寻枪》、《我们俩》、《牛郎织女》等等。尽管一些影片在艺术上少了创新的锐气，但题材的开放和对平民生活包括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关注，而使这类影片有着鲜活的生活气息。
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主旋律影片近几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曾经过于注重题材分量和思想价值，而走向贴进生活、贴进现实，着力再现真实自然的生活面貌，有意识地吸纳各种商业元素，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艺术性的展现，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如《香巴拉信使》、《云水谣》、《沉默的远山》、《我的左手》、《千钧一发》、《第５颗子弹》、《亲兄弟》、《村支书邓九万》等，为现实题材的主旋律影片开拓了新思路。
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生气勃勃的当代生活，正是中国电影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现实主义在电影创作中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一批批现实题材影片的涌现，生动地再现了正在迅速腾飞的中国面貌。我们深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现实主义创作必定会促使中国电影更生动地表现中国形象，更真切地传达人民的心声，更高昂地奏响时代的旋律，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改革春风催开了电影百花
朱小鸥（原中国影协《中国电影家通讯》副主编） 电影的复苏唤起了审美意识的觉醒。
摆脱“文革”十年的桎梏，改革开放的精神如怡荡的春风，催得原本荒芜的电影园地一夜间影片如花儿般怒放。渴望看电影的人们久旱逢甘霖般地涌向中国影协的放映厅——确切地说，那还称不上放映厅，当时中国影协还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只是借居在新闻电影制片厂几间办公室里，其中两间１５平方米的房子拆开隔离墙，挂块不大的白幕，一架放映机，电影就开放了。中国的、美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前苏联的、德国的……电影如一扇扇窗户，最早、最直接地打开了封闭的空间，让人们看到电影原来可以如此姹紫嫣红、流光溢彩。
还是这间简陋的放映厅，几张办公桌一拼，就成了研讨电影流派、交流创作心得、争论不同看法的活跃课堂。“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观念的碰撞，学术的交流，使电影理论沉寂和贫乏多年后，让大家开始看到理论的曙光，点燃了希望之火，激发了、滋养了电影的创作。新片风起云涌般涌来，那真是电影的复苏、发展、创新和开拓，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电影人很少有人没提着拷贝到中国影协放电影、看电影、研讨电影。
为了提高观众的电影观赏水平，中国影协出版了《电影艺术》、《大众电影》、《世界电影》、《国际电影动态》、《环球银幕》、《中国电影报》、《电影艺术参考资料》……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中外电影书籍，既有包含电影各种门类的专业书籍，也有不同层次的普及读物。可以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真是电影辉煌繁荣的时代。当时单《大众电影》的发行量就近千万册，居全国各类刊物发行量之首。
而电影“百花奖”的恢复、“金鸡奖”的创建更给电影注入了朝气蓬勃的生命力，给广大电影工作者提供了展示不同题材、不同风格样式的优秀、精美之作的平台。众多优秀影片不仅受到国内观众的喜爱，而且走出国门，进入世界精品电影之列，获得许多重要国际电影节大奖。
中国电影开始追求影像美学的本质表现，走向还原人生真实本身面貌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
电影的发展，带来电影审美意识的流变。一位哲人说过：“达不到审美境界的文化不能算优秀文化。”而美是流动的，不同时代都肩负着不同的、自身特定的文化使命，其中内含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尤其是中国电影美学形态的演变和现代社会进程更是紧密相关。这里我想就从儿童片《小兵张嘎》（１９６３年）到《草房子》（１９９８年）的变化简析这种流变。
《小兵张嘎》的原小说创作和电影的改编拍摄过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体现了建国之后的美学形态，强烈地表现出时代主流的要求——对英雄的歌颂。这种浪漫化的美学认同是源于当时电影生存的背景决定的。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出现了大量的英雄，他们为粉碎黑暗世界，驱逐外来侵略，作出英勇的浴血奋斗和崇高的无私奉献，得到人民的拥戴、孩子的崇敬。于是，精炼典型的银幕英雄形象就形成新中国电影主流的审美需求，一代人理想精神的体现。
然而时代变了，人们的审美要求也起了相应的流变。上世纪９０年代末期拍摄的《草房子》，影片创作者将镜头转向了寻常人家的寻常生活，表现了孩子曲折的感情，坎坷的命运，纯真的友谊，动人的亲情，使平常生活小事审美化。
在《草房子》中，审美观念的位移，达到了以细节浸润小观众心灵，让人性美好心灵复苏的作用。该片将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作为至高无上的艺术表现对象，让看似零散的细节跃动着生命的美，还原以人为本的新观念。而这一点也正是儿童审美的重要一环。
改革开放的３０年是伟大的３０年！３０年过去了，改革开放远未结束，它仍在坚定前行！春风化雨，它的精神将鼓舞广大电影人不断开拓创新，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电影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