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蟹子”
张嘉庆（山东省寿光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我认识“小蟹子”，是我到公社工作的第二年，那是1983年的冬季，我用自行车带上铺盖卷，驻进D村，担任工作片总支部书记。按常规，片里各村负责人和所驻村的村干部当晚给我安床接风，少不了杯盏碗筷，酒也喝得不少。席间，村办公室院里站着一个人，个头不高，圆脸庞，头发长而乱，两个大眼睛似乎像鼓出来，叼着香烟，一支换一支的没有间断。不时有人和他打招呼，但谁也没有把他让到屋里。我说：“那是谁？让他到屋子里坐坐！”有人说：“‘小蟹子’，不用管他！”“怎么叫‘小蟹子’？”“眼睛鼓出来，像蟹子眼！老横行，人人烦！”
第二天，我刚吃过早餐，“小蟹子”来到我办公室。“你是才来的驻点干部？”“是。”然后是我让座、递烟、刷茶盘、沏茶。他毫不客气。待我忙活一阵子，“小蟹子”又开口说话：“看你眉清目秀，像个文化人干部。庄里干部大吃大喝你管不？”我说：“管！”“那就好，多干点好事，少来些吃喝，公家的钱来得不容易，不能叫干部们吃光了！”我感到好笑！刚刚上任就让“横行的‘小蟹子’”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
后来，我逐步了解到了“小蟹子”的身世。“小蟹子”，张姓，自幼失去双亲，孤儿。16岁时，时任公社书记的梁荣亮同志在走访时发现了他，看他聪明、能说会道，生活十分艰苦，基本靠邻里接济和乞讨生活，便把他送到县建筑公司当了正式工人。那是上好人家的孩子也盼不到的大好事。工作虽很累，但小伙子能干；工资虽不高，但维持生活仍有节余。领导表扬，同事们夸奖。连续两年都得到奖状。小伙子节俭，中秋节和春节前不忘买上两瓶“侯镇白干”去看看梁书记。梁书记也叮嘱他要为自己争气，将来是个栋梁之材。
“文革”开始，公社梁书记也难逃厄运，红卫兵开始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梁书记被戴上帽子，胸挂大牌子游街示众。消息传到县城，“小蟹子”毅然辞掉工作，赶回公社担当了他的“警卫员”。梁书记狠狠地扇了“小蟹子”一记耳光：“不争气的东西，谁叫你回来的？”可“小蟹子”怎么也不听：“我反正是回不去了。只要你挨批斗，我就保护你，看谁敢动你一指头！”他割了块一米长的枣木棍，刮得光亮，提在手中。梁书记在台上受批判，他就站在书记身边，俨然像是“大雄宝殿”大门厅里两侧的哼哈二将。红卫兵骂他是走狗、汉奸，他不理会。但红卫兵还就是不敢去惹他，奈何不得。只好任他站岗当护兵。在当时，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忠厚诚实的老百姓们夸他有良心、有孝心；“造反派”们说他是“傻瓜”、“二流子货”，梁书记心里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总认为自己受了委屈，孩子也受了委屈。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群众对他表示不理解。
“文革”结束了，事情也过去了，“小蟹子”松了口气。建筑公司回不去了，梁书记动员他做点小买卖。他毅然选择了干屠宰这一行。D村五天一个大集，他五天宰一头猪；没有冷藏设备，他在院里挖了一眼深水土井，当天卖不完的肉，用绳子吊在井里，倒也是凉风习习，胜过现代冰箱的恒温室，肉一直保持鲜亮。
“小蟹子”卖肉，从不短斤少两，任凭买者挑来挑去，直到放心满意。但对村里集体买肉，他是再三询问：是送给驻点工作组的伙食用肉，毫不含糊，快刀斩肉；不是送给工作组的来客招待用肉，他十分的不愿意，就是把肉包好了，仍然嘟嘟嚷嚷地唠叨不休：“哪里来的这些熊干部，天天吃喝不务正业！”
由于脾气古怪、性格特殊，很难说上媳妇。自己住在三间北屋一个大院里，养成了独酌单饮的习惯。他把那些零星碎肉、剩余下货，大锅子炖、小锅子炒、高度白酒半斤，哼着不成气候谁也听不懂的小曲，一盅一盅的倒在肚子里，倒也是其乐融融。倘若超过半斤，就会摇摇晃晃，吵街骂娘，专揭村干部的短处和毛病，对那些村干部大吆小喝一通。谁见了谁躲得远远的。
生猪屠宰是有标准的，那时虽然不那么严，但工商所还是按规定去找他办营业证；到大集上卖肉，工商所也要去收地摊费，他说工商所的人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有一次，所里以“非法经营”为由没收了他的“秤”，“小蟹子”光着膀子，扛上一匹子猪肉（半头猪），在大集上走了两个来回，边走边吆喝：“工商干部打人啦！”后来，工商所把“秤”还给了他，睁一只眼合一只眼，不管他算了。
村里放电影，就要晚上招待放映员；连续几次都让“小蟹子”给轰得不得安宁。原因就是村干部在场陪着吃喝。他在屋门口站着，村干部往餐桌一坐，他就骂娘。最后只好是让放映员自己吃点，就开始放电影。
后来，村里把放映场地搬到我驻村办公室旁的场院里，电影大幕拉起来，不到黑天，老人、小孩就早早地抢了位子。村里用我的伙房，炒了八九个菜，小矮桌一放，大家落座，酒瓶一开，“小蟹子”来了，“哈哈，你们这些干部又要吃喝！张书记（指我）可以，你们不行！”吓得几个村干部着急地进了里屋。我忙说：“老张，喝杯酒吧，这酒可是我自己的！”他笑了，“自己的酒，喝就喝！其实，公家的酒你喝也没问题！村干部不行，找个理由就喝酒，成何体统！”我用陶瓷茶杯，连和他碰了四杯，“小蟹子”就乖乖地躺在了地上。我叫来公务员：“把他背家去！”我、村干部、电影放映员自然喝酒、吃饭、放映，一晚上安安稳稳，群众看了一场好电影。第二天一早，“小蟹子”就跑到我办公室找灰气：“你老张（也不叫张书记了）心眼多，把我灌醉了，弄不好他们又喝了一场！”我说：“不对啊，礼节性地招待客人，还是可以的。你如果一闹腾，群众这场电影不就不安顿了吗？”村里一个月一次放映，连续三场，招待放映员都在我办公室，“小蟹子”三次去闹，三次掉进了我设计的陷阱——喝足了酒，被背回家。
“小蟹子”衰老得很快。40多岁，就像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身体远不如从前，杀猪这活干不了啦，就去河滩地承包了五棵老梨树。这五棵老梨树，都有百年历史，干粗如桶，高过三丈，虽饱经沧桑，却枝繁叶茂。每到中秋，梨香引来千里客，这百亩梨园，东来西往，现场采摘，大篓子、小筐子、销售火爆。“小蟹子”选择了五棵梨树的南边两棵中间，挖地二尺，扎了一个三角小窝棚，煤气炉、小马扎、小圆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日夜守护着他的五棵宝贝树。
这天，为去东营市看望老朋友，我和另外一个朋友驱车前往果园，准备采购四筐大梨。路上我们就讲好了，买“小蟹子”的，帮帮他！同时，又想逗逗他。车到果园旁停下，我提了两瓶“孔府家”白酒，直接去了“小蟹子”的“窝棚”，他正洋洋得意晒太阳呢！我说：“老张，快11点了，能温点水喝吗？”他瞪了瞪眼说：“快中午了，应当是喝点酒！”边说边点煤炉子，我把酒在他眼前一晃，他说：“我就知道你是来和我喝酒了！我炒菜。”我说：“不用了，狗肉罐头一听、花生米一盘、咸鱼一包，可以吧？”“可以！可以！”两人坐在窝棚里边喝边聊。朋友和司机早爬到树上，专挑好梨摘。“现如今，唯独我的梨最好，又大又甜。再过几天，摘下来卖了，换身好衣服穿。你用梨可以，要多少摘多少，丑话说在头里，别人5毛一斤，你也5毛，价格不会便宜，你自己吃，一分钱不要。昨天，村干部来要梨，我一斤也没让摘。”听到汽车引擎声，他警觉地爬出窝棚去看，我一掀席子，放下了150元钱。我说：“那是我的车，我该走了。”
晚上，他跑到我办公室，有点慌。“光顾和你喝酒，梨让人偷了，量还不少！你没看到谁偷吧？”我说：“你少了四筐梨，整整200斤；人家把钱放在你的席底下呢！给你七毛五一斤，行不行？”“行！行！这肯定是你照顾我。”那天晚上，他给我讲了两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是临村的村干部来买肉，说是给工作组用，他写了收款单据。他跟踪这个干部，结果是村干部走亲戚用了。下午，他找到村干部说，收款单据开错了，我给你重开个单子。村干部一拿出单据，他立即把它撕得粉碎，“没钱买肉我给你赊着，私用猪肉，村里报销绝不允许！”那位村干部无可奈何：“管闲事也太宽了吧？”“不得人心的事，谁我也管！”另一个是临村一位普通百姓家里给老人祝寿，来割半斤肉。“你怎么割半斤肉？”“这不是没钱逼的么！”“小蟹子”二话没说，操刀割下后肘二斤好肉，“谁没有父母？这肉钱我不要了！”他说：“人家跑了四五里路，割半斤猪肉为老人祝寿，看着就可怜！你说我不要钱可以不？”我说：“当然可以，看来你还有点好心眼！”
后来，我调到县城工作，有一次又回到驻过点的D村去玩玩。车上我早带好了两瓶“孔府家”酒，以防备他去闹腾。果然，刚刚落座，“小蟹子”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在院子里吵：“又来客了？又公家招待？什么客人公家花钱？”还未等村干部说话，我从里屋出来：“老张，是我呀！两三年没见了，进来喝口吧！”他满脸堆笑：“你可以！你可以！我走了。”我说：“你别走，我车里还有礼物呢！”他说：“是酒我拿着，别的我不要！”他提着我给他的两瓶“孔府家”酒，喜洋洋一路小跑，早不见了踪影。再后来，他提着两棵白菜突然进了我在城区的家。身着笔直的崭新的中山服，一双新布鞋。进门就说：“找你的门好费劲。我干不了杀猪了，承包梨树也不行了，乡里把我送进敬老院，生活可好呢！这是我在敬老院种的白菜，大伙推荐我来看看你。”的确，50多岁了，虽然说话、走路仍显精神，但杀猪、管梨树这些粗重活他确实干不动了，无依无靠进了敬老院，这是党和政府对他的关怀。他在敬老院里算是年轻些的，由于他内心知足和有感恩之心，他种菜、养鸽、养鸡、打扫卫生无所不干，倒成了人人喜欢的人物。
在我家喝茶、吃酒，无拘无束。他坐在我的沙发上，他说这是“龙墩”。坐一坐就起来，“龙墩”不是他坐的，时间长了不行，让“龙墩”烧着腚不合算。当然，在我家，他不敢放开量喝酒，怕喝多了，走不了。临走时，他没忘了跟我要高度白酒：“如果有高度白酒，给我捎上瓶，没有就算了。”我就把三元朱村产的72度原浆酒给了他一捆10瓶，他千恩万谢倒退着出了我的家门：“我再来看你！”转过身疾步走出大院。
他走了，再也没来过。他得了癌症，默无声息地走了。人们叹息；人们常记起他；人们常常把他的所作所为编成小故事，传来传去。他活着时，贬者多褒者少；他死了后，褒者多，贬者少。个中原因，谁也不太清楚。反正，“小蟹子”是人们唠叨在嘴头上的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