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井冈山往事（上）
——一个叫张子清的军人的虚拟自述
江 子 （江西省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创作评谭》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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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湖南桃江县版溪乡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一个南方的水田里奔跑和玩耍的男孩。我有一个任过湖南江道区少将司令官的父亲，这也许是我与其他农村孩子不一样的地方。他是中国革命同盟会成员，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运动。我承认我小时候对他所知甚少，甚至经常因无法记起他的长相而惆怅不已。因为我平时很难与他见上一面，即使见面也是匆匆分别，似乎总有天大的事情在等着他。他总是显得神色疲惫行踪诡秘，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因病死于1920年，那时我还不到10岁，可他对我的影响有一生那么长。我长大后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从军这条路，来报效我的祖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近代以来毫无秩序和理性可言的战乱频仍、积贫积弱的中国。我曾经考入湖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担任过零陵镇守使公署的上尉副官。我参与了旨在打倒军阀的“平江兵变”，兵变失败后我一气之下潜回家乡组织了游击队，继续进行反军阀的斗争。我经历了人生中最为苦闷迷惘的时刻。我看到拉帮结派的军阀越来越嚣张，心怀天下的革命者却步步受挫，而民众依然像狗一样活着。我看不到光明，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和国家兴旺的可能，为此我一度变得十分消沉。我的脾气越来越坏，胡子越来越长，终日借酒浇愁。我只有二十出头，可我感到我就像一个小老头一样衰老不堪。后来我找到了我的组织，一个出生不久只有几岁的名叫中国共产党的年轻党派，我的苦闷才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我考入了黄埔军校一期，没毕业就另投师门，到广州农民讲习所做了一名学员，原因是黄埔的那一套我早在湖南讲武堂都学习过，可农民讲习所教授的道理让我耳目一新。我和一个叫毛泽东的人成为师生，他正是广州农民讲习所的创办者。我没有想到，我们将成为相依为命生死与共的战友和兄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后话，此处不表。
凭借引人注目的军校双文凭和不错的军事才能，我得到了连连升职的机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先后担任过黄埔军官学校长沙第三分校教官，国民革命军第20军政治连连长，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三营副营长等职务。在国民革命军第20军，我的顶头上司是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而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我的团长是二期黄埔毕业生、年少我4岁的卢德铭。我寸功未建就连升军职，并不是运气太好，而是这个国势微弱、民不聊生的国家太需要人了。我似乎走在了一条阳光大道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会有一个好前途，人们不免谈起我死去的父亲，他们认为，我会比他还要有出息。
坦白地说，我对功名并不十分热衷。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名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就像郎中手里的一根银针，准确地扎在当下中国的穴位上。是的，不把横行的外国人赶跑，民族尊严和独立就是一句空话；不把封建军阀消灭，国家永无宁日。我出生于农村，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把农民当做革命的同盟军无比正确。中国的苦难太重，只有最底层的无产者都起来，才会有云开雾散的一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这个老同盟会员的儿子，曾经的国民党上尉副官，冒着巨大的危险毅然加入到这个当时还异常弱小的阵营中，准备与更多的盟友一起用自己的热血来拯救水火中的国家和民众，用自己腰上别着的枪，来唤醒更多蝼蚁一样屈服的生命，激发他们身上的血性，共同捍卫这个已经气喘如牛的古老国家的尊严。我承认我有无法稀释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主义衍生的轻微的偏执症。
1927年9月我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境秋收起义。在这次战斗中我的职位再次得到提升——我当上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团第一营营长。我们根据命令于9月11日在江西铜鼓抄起家伙开始动手，并迅速占领了浏阳的白沙镇。我们的团部一度势如破竹，12日，我们又拿下了东门市。我打仗称得上是一把好手，指挥起来气定神闲，我的战士们也都非常勇敢，可是，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军队太过强大，我们失利了。
我们离开文家市向南退却。路上我们又一次次地遭到国民党兵的追杀。我的老团长、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芦溪镇受伤牺牲，这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疲惫不堪的我们在永新三湾进行了改编，我从原来的一营营长变成了三营营长。我的职务看起来没有变化，可是我们原本5000人的部队，只剩下700人了。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若干年后，这中国革命的摇篮和圣地，却成了我的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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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绿林首领袁文才的帮助下，我们到达茅坪。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山林里，我们获得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为补充粮草和熟悉地形，我们四处出击。10月23日早晨我们正在遂川大汾宿营，突然遭到一股强大的武装力量袭击。我们生人生马，对方显然熟门熟路；我们弹药不足，而对方明显火力很猛；我们茫然失措，而对方肯定是有备而来。我们的队伍被打成了首尾不能相顾的两截。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当地大地主肖家璧的私人武装，整个兵力和装备一点不亚于一个正规团。
在匆忙中我的三营与毛泽东率领的主力部队失散。我指挥我的战士们边打边退。我心里窝囊——正规军竟然败在挨户团的手里，此仇不报，我迟早遭江湖笑话。我们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山乡野村转圈圈，完全辨不清方向和路径。最后来到了一个县城，当地人告诉我们说，这里是湖南桂东。在这里，我们有幸遇到藏身在滇军范石生军营里的南昌起义部队。朱德与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他们关系要好，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才有了容身之所，我们也因此在桂东取得了合法的身份，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16军47师142团。为了免于暴露，我化名陈彬，我的真名在湖南军界还是颇有影响的。在桂东，我们完全掌控了局面。我们改组了桂东党、政、军及工、农、商，专门成立组织，禁赌禁烟，杀了几个影响极坏的土豪。有很多桂东的儿郎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部队一下子扩充了3个连。我们多次试图与井冈山的部队取得联系，但都一无所获。就这样，我们在桂东过了一个多月。后来，我终于得知茶陵被井冈山部队占领的消息，于是率领队伍告别了桂东匆匆赶往茶陵。正遇上国民党湘军吴尚率20个连围困茶陵，我率部从外围杀入，充足的粮草弹药和一个多月的休整让我们的战斗力倍增，围城敌军顿时溃退。
那时候已经是12月了。湘赣边境枯草连天，寒风萧萧，秋霜泛白，落日如金，颇有古代边塞诗里的沙场意境。
退出茶陵后我们的队伍还是出了一些意外：一团团长陈浩等人密谋要把队伍拉到湘南，想要投靠在湘南的国民党第13军军长方鼎英。这是可耻的叛变，如果得逞，整个井冈山都将面临灭顶之灾。毛泽东闻讯立马从茨坪赶到茶陵，我果断地站在了润之的一边。叛乱最终平定，叛徒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我的职位又获得了提升。我顶替了陈浩，做了一团团长。而接替三营营长位置的，是我的副营长伍中豪，黄埔毕业的一员虎将。
乱世之际，原本熟悉的人转瞬变得陌生，友成了敌，生者成了死者，爱成了恨，这些都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你只能感叹造化弄人，命运之手翻云覆雨，让人猝不及防。
在这样的形势下，革命宛如灯火，危险摇荡，任何疾风劲雨都可能让它熄灭。
我重新回到了井冈山。到处红旗猎猎，墙上写满了宣传红军政策的标语。我对井冈山其实一无所知，可我感觉就像游子回到故乡那么亲切。
为了开辟根据地的势力范围，我和我的战士们日日枕戈待旦。1928年1月，我们重新杀回曾让我们狼狈不堪的遂川县大汾镇，狠狠教训了肖家璧这个老贼，然后又攻下了遂川县城，成立了工农兵政府和县委，一个叫陈正人的书生做了书记。同年2月底，我们攻下了宁冈县城，击毙了国民党79团警卫营营长及县靖卫团长，活捉了伪县长，成立了农冈县工农兵政府和县委。3月，我们一路消灭了不少国民党军，成功进入了酃县，策应朱德和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
从1928年1月到3月，我都不记得打过多少次仗。我经常在战壕里看着太阳升起，月亮缺了又圆。我们身上的灰色军装经常脏兮兮、湿漉漉的，有时候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水。我的战士是好样的，井冈山寒冷异常，生活条件艰苦异常，他们依然是单衣单裤，吃红米饭、南瓜汤、干辣椒，睡稻草铺，兜里都只有几角钱，可是打起仗来，个个都是不要命的好汉。这是一支崭新的队伍，除了我的教化之功，更多的是因为它注入了新的灵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官兵平等、为百姓打仗的新型部队。
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路上。行军，打仗，随处都是阵地，随时都准备迎接新的战斗。我已经熟悉了井冈山区的茅草气味，植被的气味，因为我们经常与它们为伴。我的耳边天天响彻着冲锋号声、枪栓拉动的声音、子弹的啾啾之声，以及手榴弹的爆炸声。我们始终是井冈山的先头部队，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尖刀和屏障。为了接应湘南暴动失利后的朱德、陈毅部队及湘南农军上井冈山，1928年4月，我又去了湘南。这是一次远比去年10月我的湘南之行要严酷得多的行军，因为我们遇上了对手——湘军第八军集三个团的兵力抢占湖南酃县，企图卡住朱德部队上山的咽喉。那是吴尚的部队，相信有心人都会对这个名字有所耳闻。在去年打茶陵的时候我和他交过手。两军交战勇者胜，我指挥我的团沉着应战，先后打退吴尚的十多次冲锋。有一个叫湘山寺的地方属于战略高地，我们相互争夺，拉锯般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最后我采取了正面吸引、迂回突袭的战术，总算消灭了控制湘山寺的守敌，完全控制了这一战略要地。战斗因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有两颗机枪子弹打中了我左脚的脚踝。我顿时痛得晕死过去。
我与吴尚是同乡，我们同是湖南桃江县走出的凤毛麟角的军官。或许他还曾是我父亲的战友。可是因为不同的信仰，我们成了战场上的死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