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字字符的造型或者说书写，一向是文字史甚至是文化史上比较慎重的问题。据统计，会一般识读中国汉语言文字的人，全球已逾１４亿人，而能正确解读并公认有从事初等以上教学水平者不足１亿人。需要慎重，是因为汉字的解读确实并非一般理解的那么简单。新加坡人认为学习和掌握汉语至少有“初知、略晓、渐通、深解”四步进阶。身处前一步进阶的，很难体味后一步山重水复的艰辛困惑，当然也无从领略得到那柳暗花明的细腻风光。譬如吾国某些汉字书写的背景故事，就远比其造型（“六书”）更加复杂，也更加值得深味，然而这些对文化工作者（包括各级教师、书画家、出版编辑等）十分重要的知识，在字书、字典里往往翻检不到，而记录着无数汉字书写背景故事的数千年文化古籍又浩如烟海；偶开一隅，不过微乎其微；多少人毕其一生的蒲团修行，都未必能临得绝顶，所以解读进阶之难，无论量与质，说到底，还是难在最后的通解二步上。
汉语，特别是古汉语，欲渐入佳境，终非易事，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宋代王安石《游褒禅山记》的那几句话：“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助以臂力），亦不能至也”。游记言及的“有志、有力、不怠、有物相之”，可以理解为能探索险远非常之观的成功四要素。四要素中前三者在己，唯“有物相之”在缘。
笔者癸卯（１９６３）岁暮曾有幸听过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讲课。吕先生讲到过古籍阅读中对残缺、变形、生僻、避讳等特殊字的处理。他认为，对学习文史的学生来说，“记住特殊字，使用通用字”，非常重要。汉语言文字发展了几千年，如果还解决不了规范问题，说不过去；大家都带头自觉维护规范，问题就不难解决了。第一不能回避绕行，能先弄清楚的，标志出来，以便日后逢着参照对比；弄不清楚的，另外辑录一处，随时留心；第二，注释、翻译和书录，应以“规范、通识、通用”为原则，正文必须书写“规范、通识、通用”的字，但“注释中必须说明特殊字的别异情况或历史背景，否则叫注释不全”。
后来，有机会请教过南开执教古汉语的古文专家马汉麟先生，他很赞同吕先生的“规范、通识、通用”原则，认为汉字的识写虽然时有变化，但自古以来都始终在“从属规矩，完善规范”，趋势必然因社会约定俗成性而统一规范。马先生说，历史上 “国、域、或”皆可书作“或”，“种”的偏旁或从米或从禾，“成、诚、勾、宣”有缺笔字，……这些缺笔字和非规范写法的字都可以统称为别异字。现在保留使用“国、域、或、种、成、诚、勾、宣”的通用写法，是民族文字发展的进步，需要坚持；别异字不符“规范、通识、通用”，可以了解，但不宜提倡。
马先生所指的“别异字”，应是吕先生所言的“特殊字”。马先生认为，不管什么历史原因，局部残缺了，是缺笔字，就不能看作规范字；既然并非规范，通识困难，对民族文字的正常发展有弊无益，当然要限制通行。别异字大都颇有来路，即使留存古物和辑录字典了，也不能堂皇宣扬，可以归作“史存今不用”一类。
二公之言，皆精蕴无疑，为此后笔者读解古籍赐得慧烛，绝似“有物相之”。于是，笔者随时留心，参照对比，也学依年长，渐渐弄清了一些汉字书写的背景故事。
上述马先生谈到的三种别异情况，史皆有之。
按“国、域、或”皆可通书作“或”，字书可检。《说文·戈部》：“或，邦也。从囗，从戈以守一。（字中的）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故“域、或”应会意一字。又“国”与“或、域”会意同源，《说文·囗部》：“国，邦也。从囗，从或”。今人借助字书字典并不难辨知“国、域、或”，即使检得毛公鼎、石鼓及殷墟文字等俱以“或”出，在现代汉语言正式交流的场合，也不宜书写“或际儿童节、边或哨卡”之类。
其它例如“辟、避、僻”皆可书作“辟”，“叔、■、淑、■” 皆可书作“■”等，虽然都检之有据，现在若非文字教学等特殊需要，焉能以“辟、■”统而代之？
其二，关于某些汉字的偏旁变异，这也是阅读古文经常遭遇的问题。
马先生谈到“种”字的偏旁或从米或从禾，即此类。按“种”，从禾，重声；古代此字书刻，也不乏偏旁从米的，字书字典可检。偏旁从米的，已属“史存今不用”类。其实，偏旁变异的字并不罕见。例如“糠”或从“米”或从“禾”，篆文从禾从康（康亦兼表声），隶变成楷作■；因谷去■即米，又俗作■（从米），今认作规范字。又“■”于毛公鼎、石鼓、诅楚文、晋大康■千甓等皆书刻作“康”，检之有据，但今人断不能以“食康咽菜、谷康妙用”出之，根据也是吕先生“记住特殊字，使用通用字”的那番道理。
其三，关于“成、城”诸字缺笔的问题。
按《金石文字记》称“唐国子学石经，在西安府儒学……‘成、城’字皆阙末笔，《谷梁·襄昭定哀四公》卷、《仪礼·士昏礼》皆然。此为朱梁所补刻。……‘成、城’字阙笔，其为梁讳无疑”。朱梁，指唐梁王、五代梁太祖朱温，因讳其父尊讳“诚”，故又避嫌名“成、城”。
其实，历史上缺笔字甚多，仅历代书画家的缺笔字，就很值得作一专题研究。《太平清话》卷一云“米襄阳《长者名公草书二帖》……‘府’字缺点，疑有所讳”。存疑至清，为《经史避名汇考》的著者周广业窥破，说米芾父亲名光辅，“辅、府”同音，米芾避嫌名，故“府”字缺点，此疑方解。
按南宋避高宗赵构尊讳，避嫌名至“勾”，朝野多用省阙法处理。例如《养新录》卷十三引《东家杂记》“绍兴甲寅三月自序”，说卷中“管勾”之“勾”皆省阙“厶”，唯余二笔，成“勹”（音包）；据《经史避名汇考》引《正字通》曰宋绍兴进士本名句（姓氏，音勾）宏，为避讳高宗故，先添加“金”字偏旁，又省阙笔划，遂成“钓宏”。
又亘，本宣字，故古“宣”字以“亘”字出之，今人视作省笔（非完整字）亦可。按《说文解字·群经正字》（邵瑛）：“此为亘布之亘，凡经典中宣字，本字皆此字也。今亘字废不用，统作宣字矣。”
本字演衍，大都由简至繁，除上述“亘、宣”外，“然、燃”（金文从火，从■；隶变成楷作然，燃的本字），“莫、暮”（甲骨文从日，从四木；金文变为从丛草，丛草也兼表声；隶变成楷作莫，暮的本字），“员、圆”（甲骨文从鼎，示出鼎口圆形；篆文简化，以贝代鼎；隶变成楷作员，圆的本字）等俱属此类。本字，在书刻上也可以看作是后生字的缺笔字，因为“然、燃，莫、暮，员、圆”等已经各自早有凝固字义，所以吕、马二位先生虽然都是古汉语研究专家，但对这些汉字如果采用忽古忽今的写法，即在现代汉语中复出本字的做法（例如书用“亘传、然烧、江春入莫年、中秋团员”等），还是坚决持否定态度。
走过的路上，都留着历史的履痕和尘埃。拭去尘埃，辨清履痕，是为了走得更好。
（１９９４年３月８日）
●宋代《海岳画史》云：“锺峰白莲居士，又称锺峰隐居，又称锺峰隐者，皆李重光（即南唐李后主）画自题号，意是钟山隐居耳。每自画必题曰：锺隐笔。上着内殿图书之印，及押用内合同集贤院（宫廷书院名，掌理秘书、突击等事务）黑印。有此印者，是与文房物也。”
后世不少著录，至“李煜”词条，大都附和此论，俱有“李煜，字重光，号锺隐”的认定。探其依据，当然以民间传闻和《海岳画史》所云为无疑。例如《辞源》、《辞海》、《中国书法大辞典》等“李煜”词条，俱有“李煜，字重光，号锺隐”。独少数工具书，例如《全唐五代词》、《唐宋词百科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等持谨慎之见，“李煜”词条未采“号锺隐”的内容。
那么，“锺隐”是不是李煜呢？如果不是，锺隐又是何人？
其实，米芾在《海岳画史》云“锺峰隐者，皆李重光画自题号”，只是一种说法；确否，书画史上尚无定论。这段公案留下的疑点太多，例如：李煜曾在钟山隐居，其号一定就是“锺隐”吗？画上题“锺隐笔”，一定是李煜自题吗？会不会是收藏者（李煜）代署绘画者（锺隐）的姓名呢？
看来，米芾断定“锺隐”即后主李煜，未免太过轻率，而真“锺隐”大有可能是另外一位画人。
按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花竹翎毛门》就曾经评鉴过“锺隐”的花鸟画。刘曰“神品二人，一曰锺隐，字晦叔，天台人。少清悟，不婴俗事，好肥遁自处。尝卜居闲旷，结茅屋以养恬和之气，好画花竹禽鸟以自娱。凡举笔写像，必致精绝，尤喜画鹞子、白头翁、■鸟、斑鸠，皆有生态，尤长草棘树木”。
又明代顾起元（１５６５－１６２８，金陵人，３３岁时殿试一甲三名，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专记金陵故实及诸种杂事的《客座赘语》和《金陵古金石考》，皆研究金陵习俗风尚、掌故轶事以及金石考证等方面的名著。其《客座赘语》亦曰：“其画（指锺隐画）在江南者悉为南唐李煜所有，煜亲笔题署，及以伪玺印之，锺隐之事明白如此，元章何遂没其人耶！”
二人言之凿凿，而且还真地指出了一位颇有成就的天台人锺隐来，米芾奈何。既然锺隐画作在江南者悉归南唐后主李煜所有，那么李煜在画上题署钤印，谁也管他不着。问题出在原画作者没有署名，上面只有李煜代署的“锺隐”，这就难免阴差阳错了。
没有代署，世上恐怕难知锺隐何人，当然也就没有人误以为“锺隐”即李煜名号，并莫名其妙地生出这番著作权纠纷的曲折来。画作作者佚名，祸兮福兮？锺隐如果再世，对李煜的代署，是感谢还是埋怨呢？
即使歪打李子正着桃，李煜成了锺隐，很会画画，而且“举笔写像，必致精绝”，又能怎样？不过在李煜诗词、音乐、书法诸多成就中增添一道光环，但也抹不去在位时沉湎享乐、不振国事的昏庸无能。苟信乎此，画史上却少了一位真正的大画家——天台人锺隐。
帝王非神，统共才活了４１岁的李煜，什么都精擅，可能吗？自古以来，皇族如果愿意以题诗作书绘画装点风雅，找些帮手作伪，并不稀罕。不管那帮手情愿还是不情愿，活着或是故去，自有宫里的马屁精出来打理得干干净净，或者干脆署上皇族某某的大名。然而，天台人锺隐的这些画却没有。这一点，倒是颇能发人深思。现在画上题署的是“锺隐”，而不是“后主”，潜台词分明已在目前，怎么解读，那就是读者的事了。
（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２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