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入朝匍拜紫墀的臣僚号称百官之众，加之放外驻边候缺等，一朝大小官吏计有数千，然而在历史上真正称得上好官清官者，毕竟还是少数。百姓说“武不滥杀，文不乱弹，收受小钱物的，都算好官”，标准着实不高。
明代书法家中品行端正，居官廉洁，又卓然可道者，除海瑞之外，品德与自己名字字义洽合的是官廉。
官廉（生卒年不详，历明代宗至孝宗四朝），字汝清，号韦轩，又号后乐居士，东莱平度（今山东平度）人。登天顺甲申（1664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终户部郎中。善书，恪勤苦练，明张昇《文僖公集》曰：“官廉最好晋人遗帖，虽疾犹临仿不懈。”又明刘翊《古直集》曰：“汝清楷、行、草书，颇得二王法。”
官廉性格刚介不阿，与弟官贤均有直声，廉贤兄弟二人，不负其清名，颇受百姓拥戴。特别是官廉，对仗势欺人的皇亲外戚都敢执理直言，在当时的确“胆大妄为”。例如景州等处有百姓良田万顷，“界接东宫庄田，为内侍冒占，遗廉往勘（因地界与东宫太子的庄田相接，竟为宫内侍官非法侵占，官府无奈，假意派官廉去勘查）。”行前，宫内侍官许诺官廉曰：“田如归我，请官可得（若将良田归我，你想做什么官皆唾手可得）。”官廉正色道：“以万人命易一官，吾弗为也。”然后直赴现场，丈量侵占地，尽归于百姓。
官廉号后乐居士，当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命自律的，他身在官场，居然胆敢不买皇亲外戚的账，又不怕其他官员借机下手，排挤打击，很有些誉称“铁笔架”的海瑞的清骨劲气。如此鹤立群鸡，官只做到户部郎中，但能让人闻其名姓即恭敬万分，也相当不容易了。
清代雍正朝时，大学士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康熙进士，谥文和）渥承恩遇，然廉正自守，不争权利，还算个好官。张氏虽然笃爱长子张若霭（1711－1746，字晴岚、景采），但约束甚严。一日，张公至庶僚家，见到一幅名人的山水画幅，归家后对若霭赞叹不已。逾日，这幅画便悬挂于斋壁之中。张公审视之后确认即数日前赞叹之画，对若霭肃然道：“我无介溪之才，汝乃有东楼之好矣。”若霭跪叩良久，再不敢张肆，立即归画原主乃已。
张若霭乃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官礼部尚书，工楷书，师法欧（阳询）赵（孟頫），习董其昌山水画法，书画皆妙，尤精鉴赏。
为政清廉是对从政者的一个基本要求。较之严嵩夫子等搜罗书画以至巧取豪夺的种种劣迹，官居军机大臣（加太保）的张廷玉喜欢书画，弄一两幅名人山水悬挂斋壁，还不至于被斥为贪官污吏，但他严于教子，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中还是难能可贵的。
行笔至此，想起《吕氏春秋·异宝》记子罕拒绝农夫宝玉的事来。当时宋国农夫耕地挖到一块宝玉，诚恳地希望“相国为之赐而受之（相国恩准收下）”，子罕回答：“子以为宝，我以不受为宝（你以宝玉为贵，我以不接受宝玉为贵）。”后来宋国德高望重的长者评价此事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子罕非无可珍贵的东西，只是他所珍贵的与众不同）。”
对话非常简单，却震撼千秋，子罕“以不受为宝”，是珍惜羽毛，洁身自好，认为比宝玉更可贵的是品德廉洁。
喜爱书画，固有雅好与俗好之分，但倚仗权势夺爱索贿，或谓爱好所致，纯属为非作歹的借口。书画家或书画爱好者岂有不爱书画的道理？然而，非礼不为，非己不受，守住那条必须严格区分公私清浊的界限，亦是守住那为人处世的基本德操。非官吏不能嗜好书画，亦非官吏与友朋不能切磋书画收藏作品，问题的要害在其公私清浊能否面对天地百姓良心，统与官帽大小职位高低无关，以私害公，天理不容。（1985年2月17日）
●姚崇之死，不仅是神算张说一事可书可道，逝前所著《戒子孙遗令》一文，文辞精警生动，亦卓然可传。文中特别告诫子孙务必对他施行薄葬，其援古论今，蔑视权钱，言“恶奢薄葬”之理，哀音壮节，最能感人；其文其情，在中华散文史上皆足当观止，不逊于诸葛亮《戒子书》。
姚崇曾经大胆向初即位的唐玄宗提出过十条意见，在中国历史上颇有石破天惊的震撼力。这位“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引起过后代诸多政治家思想家的注意，绝非偶然。
毛泽东读《新唐书·姚崇传》多有圈点批画，不但在传记文端的天头上用粗黑铅笔写下“姚崇”两个大字，在字旁又加画两条着重线，提醒自己对姚崇这个历史人物的注意，还在“姚崇”前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八字行书断语。对传记文中的“姚十条”，旁批是“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姚崇的十条意见是拿出来跟唐玄宗谈判的。当时唐玄宗意欲重振朝纲，励精图治，拟命姚崇为相，姚没有立即匍匐叩谢皇恩，而是“知帝大度，锐于治”，便针对宦官擅权、肆建寺庙、杀戮忠良、纵任外戚等十大时弊提出意见，作为谈判的砝码。若果皇上点头，他走马上任，欣然为相；倘若皇上不以为然，再大的官可以不做。此事，于古于今，皆非同小可，显足了为臣的骨气，也昭示了“治天下须臣栋梁”的治国治世的硬道理。结果，玄宗点头，得此立朝栋梁，“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大治”。
姚崇三次任相，应对四朝，在政治风云朝夕万变中，尽管急时入朝，乱时放远，屡贬屡用，但总能拨乱反正，谋划出治国治世良策，确实殊多不易。治大国如烹小鲜，最需要的就是像姚崇这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将相之材，所以大政治家思想家毛泽东能明眼识得姚崇，以行书作“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八字断语，应非偶然。
昨晚读《旧唐书》至姚崇率地方官民治理蝗害处，又不免叹而击节。
开元十四年（716年），山东百姓苦于蝗害，因惧怕冒犯“天灾天虫”而不敢捕杀，唯整日哀号，祈祷神灵。当时糊涂官如汴州刺史倪若水之流，竟然对蝗虫念叨“阿弥陀佛”，执奏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姚崇以理驳辩，说服官民协力，用“焚瘗法”（夜田篝火，诱蝗赴之，且焚且瘗，除蝗可尽），竟“获蝗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
初战方捷，非议又起（吾国历史上此等事甚多，所谓忠贤办事，成也非，不成也非；反正歪躺着眯眼儿的，专门挑理儿数落那站着干活儿的）。唱反调的人一多，皇上就犯晕，又去质问姚崇。姚挺身以“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担保，皇上许之。后来黄门监卢怀慎又以“天灾非人事可制”、“杀虫太多，有伤和气”让姚崇三思，姚毫无畏惧，正色言道：“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此事崇已面经奏定讫，请公勿复为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由是，以身家性命担保，非议止息，蝗害亦渐止息。
人言若近于谤，或可害大于蝗。《旧唐书》传评“履艰危则易见良臣，处平定则难彰贤相”，亦不尽然。因为气节操守未必只能从沙场浴血中显露，在和平时期治理自然灾害等日常朝议也有是非公论，也须讲大义凛然，故知为臣栋梁的殊多不易。混迹官场，潮来潮往，皆能随波沉浮而自享俸禄的，遇事不作为，逢人不得罪，所谓“做官做到稳处，百姓苦到极处”的，岂是好官？若姚崇者，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为国为民而将生死度外，敢言又敢为的，很难说历朝绝无仅有，然而不是太少，就是大都遭遇奸小陷害而寿命难终，故成凤毛麟角。国君岂愿自毁长城？当然希望忠贤多于奸佞，以便孤家坐稳江山，但忠贤善诤，直言逆耳如刺，最后容不得忠贤爱卿逆批龙鳞的还是国君。
姚崇为相正值初盛唐时期，故能独当重任，明于吏道，天下大治。若置姚崇于中晚唐，仅凭那胆敢跟皇上讨价还价的“姚十条”，就够斩立决了。看来，爱忠贤，易；用忠贤，难；“国天下”还是“家天下，”二者不是一回事。
姚崇大幸。（1999年8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