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书法家杜预（222－284），字元凯，京兆杜陵（今西安）人，官至镇南大将军，平定吴国有功，封阳县侯，谥成。《晋书》卷三十四有传。
杜预好名，欲留名后世，曾请人刻二碑石，纪其勋绩。立碑时，按照其意，一置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人问其故，杜预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意思是百载之后因地震、暴洪或许山河位移，会易为陵谷，所以一碑立岘山上，一碑置万山下，纵万变亦可望侥幸存一。
万山有二，一在贵州东部，比邻湖南；一在襄阳西北，又名汉皋山，杜预碑应置于汉皋山之下。岘山，又称岘首山，东临汉水，在襄阳之南。
杜预工于心计，自以为聪明，预谋周全，结果人算不如天算，二碑俱佚。据宋代《鸡肋编》载，作者庄绰“尝守官襄阳，求（杜预）岘山之碑，久已无见；而万山之下，汉水故道去邓城（故址在襄阳东北，古邓国南鄙）数十里，屡已迁徙，石沈土下，那有出期？二碑之设亦徒劳耳！”
按《鸡肋编·序》署于绍兴三年（1133），即是说，杜预身后大约八百余年，二山就有沧桑巨变，岘山碑不知去向，万山碑因汉水故道迁徙埋没泥土渺而难寻，一东一西，上下碑皆无，杜预之预拙矣！
说来也怪。岘山居东，南宋时山上尚有西晋书法家羊祜（221－278，字叔子）祠，而偏偏杜预祠与碑不见；万山列西，杜预祠虽在，那块他牵肠挂肚的勋绩碑却如云杳然。
其实，杜预与羊祜相比，相同之处甚多，二位皆外乡客寓襄阳的同时期人，都有“大将军”的煊赫身份，逝后又俱谥“成”字；只是较量书法和学术成就，南梁庾肩吾《书品》列杜预书品为中品之中，列羊祜为下品之上，杜预压过羊祜一头，后来唐代李嗣真《书后品》又将杜预跟大书家卫恒并列于中品之上，愈加盖过羊祜。加之杜预那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最早注解《左传》并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的煌煌经典，论资排辈，杜前羊后，没有说的，结果历史沧桑不认这些，竟让汉中郎蔡邕的外孙小子羊祜侥幸走运，而令企望碑铭千秋的杜预美梦落空。
从杜预的角度看，历史的恶作剧似乎有失公平，但旁观者反思一下，既然个人建树属客观存在，史籍可检，杜预自立勋绩碑而且犹恐有失，竟然立得二碑，用心良苦，确实有张扬之嫌。杜预“成心做梦梦不成”，事情虽然不大，于后世却史镜可鉴。
（2001年7月27日）
●万山山下有东汉文学家王粲（177－217）井。石阑有古篆刻，南宋时移在州宅后圃。王粲乃“建安七子”之一，曹操幕僚，与曹植并称“曹王”，一篇《登楼赋》风靡千秋，故后代文人履痕过此，皆有题咏。过山十余里，即隆中孔明故居之地，亦有祠。因为万山又名小岘，以别于东边的岘山，又称西岘山，故杜甫诗云：“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
书画家到襄阳，城南有两处古迹，须得一观。
一处为面临汉水背倚岘山的习池，旧称高阳池馆。因东汉初襄阳侯习郁于此建造府第以为宴游之所，取汉代狂生郦食其自号“高阳酒徒”二字，故名。习郁的后裔东晋书法家习凿齿（生卒年不详）曾在此读书并著《汉晋春秋》一书。
另一处偏西，是龟山峭壁上的《襄樊铭碑》。此碑又称《大宋李曾伯纪功碑》，是记录南宋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击退蒙古军骚扰并光复襄樊两城的功绩碑，镌刻在高近三米，宽三米余的摩崖上，竖十一行，七十八字，字径三十公分，阴刻楷书，字迹端庄工整。前七行为铭序：“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后四行为铭文，铭曰：“壮哉岘，脊南北。翳墉壑，畿陵谷。乾能夬(音怪，决也)，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
铭碑所记乃一截战事。宋淳祐十一年（1251），即蒙古蒙哥汗（窝阔台）元年。是年四月二十七日，李曾伯派荆鄂副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二万余名荆湖军，向盘踞襄樊的蒙古军发动攻势，最后宋军英勇奋战，收复了襄樊两城。这一仗打得漂亮，对南宋苟安能否继续支撑甚为关键，惜《宋史·李曾伯传》未录。
帅帐主旗，功在兵将，作为主帅的李曾伯论个头功，当不为过，但李曾伯毕竟不是杜预，他没有因后世名而作生前计，仅仅在为襄阳百姓“请蠲租（减租）三年”的上疏文中以“襄阳新复（新近光复）之地”一句带过，平淡如此，见不着丝毫得意和张扬，却让后人更加肃然起敬。
襄樊失而复得后三年，即宋宝祐二年（1254），方制此铭于岘山。此时赵王朝已风雨飘摇，二十四年后宋亡。宋军英勇奋战的这一段凛然正气，遂长留天地之间。瞻仰《襄樊铭碑》的中华子孙，在欣赏其古拙凝重的碑书的同时，也应该解读一下七百五十年前这段震撼神州朝野的历史。
李曾伯（1198—1265）字长孺，号可斋，覃怀（今河南武陟县西）人，后移居嘉兴，进士出身。理宗淳祐九年（1249），任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转运使，后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广总领、京湖屯田使。《宋史》卷一百七十九有传。李曾伯以文臣主得军事且善理经济，屡遭奸相贾似道嫉害，后于咸淳元年（1265）被弹劾革职，不久逝世，葬于江苏宜兴善卷山。
同在襄阳，杜预二碑俱佚而李曾伯铭碑熠熠千秋，莫非真有“昊天绝私，不灭忠义”之意？
两日游襄阳，独自寻觅，挟书如同携行古人。尚有两处疑惑，学古人访樵问渔，而今渔樵不知，纵景点管理处人员也语焉不详。桥畔憩石，忽有“何必访戴”之快， 归家记之。
（2001年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