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天宝遗事》多记载唐玄宗时的奇闻怪事，有一桩说长安城富豪杨崇义命案事，颇为稀奇。此案本因杨妻刘氏与邻居李某私通，合谋杀夫，抛尸枯井，却谎言杨崇义辞家日久失踪，官府追查并拷询了杨府上下逾百人，竟无破案之罅。后来官府再次勘察杨府，架上鹦鹉忽然大声喊冤，官员即问冤情何在，鹦鹉居然直呼杀害家主者乃刘氏与李某，于是官府立即擒来刘李二犯，二犯亦以鹦鹉伸冤为天镜可鉴，便不再狡辩，如实招供了谋杀经过，此案告破。
事甚奇巧。虽然免不了官府的“如此这般”，但有案犯招供，又枯井启尸作为铁证，冤不了刘李二犯，百姓额手相庆，就算圆满。上奏朝廷后，义鸟报恩事又感动了唐玄宗，敕封鹦鹉为“绿衣使者”，移至后宫专人饲养。中书令张说（667－730）见皇上感动，也跟着激动万分，大笔一挥，写了篇《绿衣使者传》为之张扬，于是鹦鹉成了明星，身价忽升百倍。
鹦鹉伸冤，非鹦鹉乖巧聪明，应是官府办案人的预先安排。借鹦鹉虚诈，终须实查在先。刘李二人通奸既然非一日之事，杨府上下百余人焉得丝风不透？密谋策划，又杀夫抛尸，焉得不尽收鹦鹉眼底？初次拷询，料官府已知此案缘起“通奸杀夫”，但苦无确凿证据；待再次勘察杨府时，或许早已使人暗地训练过鹦鹉，遂得隐曲大白天下。若当时仆役先站出来指事，二犯可借口仆役挟宿怨报复云云，未必伏罪；借鹦鹉伸冤，倏起意外，又神异非常，二犯必然惊恐万分。用今天的话说，精神崩溃了，想不招都不行了。
张说，初唐河南洛阳人，字道济（一字说之），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累任兵部员外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等，封燕国公。张说善作文，长于碑志。当时朝廷重要文件著作，多出其手，又因与许国公苏颋（669－726，字廷硕，《陇右节度使郭知运碑》乃其撰书，见宋朱长文《墨池篇》）齐名，人称“燕许大手笔”。明代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卷五评张说书法谓“字师卫夫人，婉美有象”。
今山西楹联界来客闲聊，称其父出单联“黄鹤楼下黄梅雨，黄绢幼妇看黄雀衔环，黄卷青灯恨难销也”（同字冠顶格又隐字格）求对下联，已经五年未骈。此联难度至少有三，一则所用词语皆平声色字（黄）冠顶，对者也须着“绿、紫、白、黑”等仄声色字应之；二则“黄鹤楼”用名胜地、“黄雀衔环”用黄雀报恩事典（见南朝梁《续齐谐记》），对者当须一一以名胜地、事典应之；三则“黄绢幼妇”本隐字“绝妙”，见《世说新语·捷悟》说魏武（曹操）过曹娥碑，杨修释隐字事；对者也须以隐字应之，故难。
笔者先以“绿衣使（可作动词）者”对出“黄雀衔环”，然后以李易安赋海棠词句“绿肥红瘦”酬应一下，难也不难。联曰：
黄鹤楼落黄梅雨，黄绢幼妇看黄雀衔环，黄卷青灯恨难销也；
绿珠井依绿野堂，绿水日辰迎绿衣使者，绿肥红瘦谁复诵之？
绿珠井，晋石崇歌妓绿珠故居之井（典出《岭表录异·绿珠井》）。绿野堂，唐代裴度别业名，素为仕宦诗人雅会之所（事见范成大《石湖集》八卷）。“绿水日辰”，隐“清晨”二字，可对上联“黄绢幼妇”之隐“绝妙”。
言上事时，来客问现今报章常称邮递员为“绿衣使者”妥否，答曰不如称“绿衣信使”为佳。（1999年8月22日）
●昨日撰联，以“绿水日辰”隐“清晨”二字，今晚灯下忽然因“日辰”（时辰）二字想起那位远在三国时期的吴国易学家虞翻来。
虞翻（生卒年不详），吴时会稽余姚人，少好学，有高气。仕孙策孙权兄弟谋士，性耿直，不协俗，经常直谏犯忤，但析事冷静，不投合权贵喜恶，又能据易学善筮（以蓍草占卦，《礼记·曲礼》有“龟为卜，策为筮”），在军事权变混战的当时也是帷幄运筹难得的人才。
《吴志·虞翻传》记虞翻二事颇有传奇性。
先是虞翻得罪孙权，坐徙丹阳泾县，虎威将军吕蒙为了图取关羽，佯称有病，又借口虞翻擅医，让孙权释虞并邀入军中。后来吕蒙举军西上，果然顺利，南郡太守麋芳开城出降，吕蒙大喜，还没有占据郡城就作乐沙场。虞翻及时规劝吕蒙“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钥乎”。吕蒙从之，但入城遭遇伏兵后很不高兴，以为虞翻预谋不灵。其实，降兵埋伏在先，不过以假降麻痹胜军而已，虞翻敦促吕蒙趁胜一击，虽遭遇小挫，也是出奇用兵。后来关羽既败，孙权令虞翻行筮，占卜关羽，虞翻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断定“不出二日，必当断头”。结果，关羽惨死，恰如筮言。孙权深信无疑，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
说虞翻可比东方朔，肯定是给了一顶高帽子。高帽子从来不稳，一旦惹怒主子，也难免血光罹祸。孙权既为吴王，一日大设欢宴，自起行酒，当时任骑都尉的虞翻不卑不亢，佯装大醉伏地，不起身不接酒，待孙权一离开，虞翻便整衣归座。孙权大怒，举剑立欲杀之。一时惊煞四筵，莫不惶遽，独大农（汉以来大司农、大农丞等俱可称大农）刘基上前抱住孙权，仗义执言道：“大王以三爵（类同后人谓酒过三巡）之后杀善士，虽（虞）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孙权吼道：“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寡人杀个虞翻有什么关系）？”刘基答得绝好：“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虞翻由是得免一死。孙权呢，还算聪明，也借此敕令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留下一条好规矩。
以上乃史书所记，应该可信。到小说《三国演义》那儿，罗贯中偏不把虞翻当回事，第七十五回孙权欲取公安博士仁和南郡麋芳时，虞翻献计，说可以利用自己与博士仁的老关系去诱降公安。这事，怎么看都觉得把虞翻写成卖友邀功之徒，不够意思。虞翻占卜关羽筮灵，本来是添面子的事，在第七十八回也变成了孙权令平南将军吕范“揲蓍成象，乃地水师卦，更有玄武临应，主敌人远奔”，后来果然关羽被害，遂有了那句有名的“龙游沟壑遭虾戏，凤入牢笼被鸟欺”，为关羽抛洒了一掬伤情之泪。
不管怎么说，历史上的虞翻确实非常了得，单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且多独见，就功照古今。远徙交州（广西苍梧县）时，“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按《吴书》录虞翻自述，“生于乱世，长于军旅，习经于桴鼓之间，讲论于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也是一名仕宦学者。特别是虞翻纠正郑玄《尚书解》多处文字错误，在文字学上应属功不可没。
例如虞翻认为郑玄将“卯（音留）”与日辰的“卯（音瑁）”解为一字，大误。因为古大篆的“卯、柳”同字，“与日辰‘卯’字，字同音异”，意思即说，古代“柳、卯”，虽然写法有简略，确是同字。这里的“卯”，与《周礼·占梦》所言以日月星辰占六梦凶吉的“日辰”（时辰）法中的“卯”（例如点卯），是字同音异，不得混同。后来赵宋奉诏注释过《三国志》的史学家裴松之也支持虞翻纠误，曰“窃谓（虞）翻言为然”，也认为“刘、留、柳、聊”等字从“卯（音留）”声，故指出《汉书·王莽传》称“刘之为字，卯（音瑁）金刀也”，是大错沿袭。“卯（音瑁）”，十二地支第四位，言月份是二月，言时辰是晨间五至七点。譬如卯睡、卯酒、卯饭（即晨睡、晨酒、晨饭）等，唯《殷墟卜辞》的“武丁，伐十人，卯（指支解）三牢”，宋代陶糓《清异录》的“卯羹”（指兔肉羹）、《分类东坡诗》的“卯君”（指兔年生人），又《清会典事例》的“宝源局每月分二卯（铸钱单位）钱铸，每卯铸铜五万斤”等，偏属例外。
前朝早已纠正，后代不予理睬，至今依然传讹的事，古今何止一个“卯（音瑁）金刀”？然而，以此为训，亦可开拓眼界。
虞翻逝后大约一千五百余年，当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武进人张惠言（1761－1802）异峰突起，以经学为济时救世之道，继承三国虞翻易学，重“象”不重“数”，并于实用上种种发扬光大之，成为当时一代学师。从《清史稿》介绍另一位武进学者刘逢禄时说“中交张惠言，共通虞氏易”，以及刘师培《近儒学术系统论》有“武进刘逢禄，长州宋理凤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等看，虞翻有此旷代知己，足以慰藉矣。
张惠言字皋文，擅词赋，精易学，尤工篆书。嘉庆中以进士官编修卒。清恽敬《大云山房文集》论惠言书曰：“篆书初学李阳冰，后学汉碑及《石鼓文》。尝曰：少温言篆书如铁石陷入屋壁，此最精晋篆书势，是晋人语，非蔡中郎语也。”行草法本二王，骨相参佐文徵明；篆书古朴高雅，影响吴越；曾作《邓石如篆势赋》，俨然一篇著韵篆史。
清乾嘉间常州词派、阳湖文派及常州经学派横亘为九州四野之首，三派执牛耳者俱有张惠言。其著作甚富，有《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易侯》《易事》《易言》《周易郑荀义》《易义别录》《易图条辨》《说文谐声谱》《铭柯诗文集》。《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有传。（1999年8月23日）
●吴丈蜀先生待人诚恳，生性爽快，好直言不讳。秋暮在烟台开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会，有一位书家随意书唐代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赠送女服务员。女服务员读不懂草字，在走廊上横瞧竖看，正好被吴丈蜀先生撞见，吴老抓住条幅就去寻那书家，质问道：“你不想追求人家，写这个干什么？重写！”那书家写时，不过随手按桌上一部唐诗选本抄来，并无其他想法，现在经吴老一顿棒喝后寻思起来，内容确实欠妥，当然认罚，只是见吴老站在一旁候着，急促间竟不知写什么好，便请教吴老。吴老回答只有三个字：“自己想！”
（1986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