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是中国画的基本语言，离开笔墨就谈不上中国画的民族性。笔墨功夫靠日积月累磨炼而成。笔墨功夫越深厚、掌握的技法越多，那么在以后的艺术探索和创造中，拥有的手段就越高明，办法就越多。时代变，形式变。纵观古今中外大师，成功的关键就是是否能够在形式上取得突破和建树。既要笔墨，又要现代。中国画如何由古老形态转换成现代形态，一直是我几十年来的探索理念。”这是浙江杭州画院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美术师姜宝林关于中国画的切身感受。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姜宝林注重继承中国传统艺术的同时还特别关注笔墨的时代特色。作为陆俨少、陆维剑、李可染的真传弟子，姜宝林得天独厚地学到了中国画的精髓，学到了大师的风范。本刊记者于近期采访了姜宝林先生，话题就从他的恩师谈起。

　　笔墨功力要深厚，同时要反映现代

    记者：您幸运地拜于名师门下。您从陆俨少、李可染等先辈身上学到了哪些精神？他们的哪些艺术观点给了您最大的启发？

    姜宝林：我走上中国画的道路是从初中开始，1956年至1959年我在山东平度一中读书时有个老师叫彭健，是辅仁大学美术系毕业的，“四王”山水画得好。我从农村到城市读初中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画和宣纸，当看到彭老师用毛笔作画时产生的墨韵变化后，心里非常激动。那种笔墨在宣纸上千变万化所产生的魅力，让我感到既奇妙又兴奋，产生了非学中国山水画不行的那种决心。彭健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在高中三年里，我一面跟我的哥哥姜宝星学习素描和色彩等西画技巧，一面向青岛当地的书画家赫葆真、陈寿荣两位老师学习中国画。既打下了西画的基础，又打下了中国画的基础，中国画的基础一个是书法，一个就是临摹。书法是中国画的基础，临摹是学习中国画的必经之路。1962年我考入了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亲授我、并且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有顾坤伯、陆俨少、陆维钊三位老师。另外对我影响大的还有潘天寿，潘天寿当时是美术学院院长，我们都受教于他的国画教学体系、教学思想，他给我们上过大课，听过他的作品点评。这些老师都对我影响深远，甚至是产生了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影响。1979年我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先生的研究生，在李可染的亲授下学习了两年。从初中到研究生，这些老师对我的人生和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张汀先生、叶浅予先生等也都对我的画品、人品产生了影响，终身难忘。从这些老先生身上我学到了如何做人。古人讲画如其人，人品高画品不得不高；人品不高，心灵世界不光明，反映在艺术上就不会给人以愉悦，给人以鼓舞。学做人是第一位的。

    每位老师都有不同的的艺术风格、艺术优势，我都比较了解和熟悉。他们给我的第二个重大影响是，他们的言传身教决定了我的艺术道路，我从他们身上认真地学习艺术，不仅是形似，而且做到神似。不只追求表现的皮毛，而是掌握他们的规律，并把自己的感受结合起来。所以我学这些老师的国画，开始都非常像，最后又都不像，有我自己的东西，寻找自我、发展自我是我的目标。这些老师学风严谨，这是前辈艺术大师共同的特点，对艺术一丝不苟，从不马虎，如可染先生讲到“绝对不能草率”，陆俨少先生讲“笔笔到家”，顾坤伯先生讲“中锋圆笔要厚”，这些教导和观点都已经化成了我的血液。

    记者：您认为书画“既要笔墨，又要现代”，这句话怎样理解？“笔墨当随时代”如何在书法与绘画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您又是如何开创自己的艺术特色的呢？

    姜宝林：我从艺已经50来年了，在这个领域内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思考，逐渐形成了我的艺术思想，即“既要笔墨，又要现代”。这两句话是两个内容，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笔墨是中国书画最根本的语言，如果没有笔墨，就根本不是中国画，这个底线一定要守住。几千年的笔墨传统我们要继承，这是我们创造的基础和前提。一定要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笔墨精神文化层面的内涵，同时还要练就笔上的硬功夫。所以笔墨越熟练，功力越深，掌握得越多越好。笔墨没有新旧之分，只有高低、雅俗之别。技巧越多，创作的手段也就越高。笔墨不好，中国画的品位就上不去，其艺术水准也上不去。对待笔墨一定要规范，中国书画是程式的艺术，是程式就要规范，比如京剧、武术、中医等。要知道用笔的规律是什么，知道用墨的要求是什么。我就是因为在浙江美院、中央美院等大师的跟前学习过，对中国书画笔墨的规范稍微有些了解。我看当前的书画界，很严重的问题是不从基本功入手，不从规范入手，这恐怕是不行的。有人只凭一时的聪明，拿起笔就写就画，仔细一看是糊弄人，不是中国的东西，没有规范没有内涵。所以如果说发展、创新、创造是当前书画的危机，那么对笔墨基本功的要求和了解程度浅薄也是个危机。我们从老师手把手的示范教导来理解笔墨的规律，对于怎样用笔相当清楚，而现在人学书画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是从原作上或是印刷品上学习临摹，只看到了表象，没有看到老先生内在的用笔规范。现在书法界有流行书风，我不知道其涵义如何界定，我简单理解为是一种新的创造，一种新的风格，也是推陈出新的结果。但我一看这些年轻人的书法，最大的毛病就是用笔不规范，对基本用笔的要求不知道。因为我受过陆维钊先生严格的书法训练，我看现在的一些流行书风的书法用笔有些都是败笔，看来他们是真不知道真正的用笔要求，只是追求表现所谓的新。这是应该值得警惕的。如果认为流行书风是现在的一种发明的话，我认为是夸大其辞。比如我的书法老师陆维钊先生，他是王国维的得意门生，首先是个国学家。他对书法的真草隶篆、各门各派都了解得很透，而且都写得很娴熟，形成了自己的多种面貌风格，有些面貌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流行书风，既有用笔的功底，又有书法的神韵，颇有新意。前辈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努力和探索，如果说创新就是流行书风，可以说历代的书法家创作的书法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书风，因为是创造，是开宗立派，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在历史上传下来了，成为我们的优秀遗产。

    基本功除了要从规范入手外，就是要求有功力。京剧里经常讲：“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十年功”就是长期的积累，就是功夫。中国画也是如此，比如八大山人的字，他采用减和简的方法布局创作，一幅书法里就几个字，一幅画里面就几根线，几点墨。但是让人感到非常丰富，很有张力，既有笔墨又现代，让人玩味无穷，就是因为有功力。如果不下功夫，就不会有功力，你的作品就不会感动人，就没有底蕴，不能使人常看常新。功力在书画中非常重要。书画不在于笔墨的多少，在于笔墨的质量，质量就包括功力。年轻的书画家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急于形成自己的风格。古人说得好，大器晚成。靠长时间来的积累来一次飞跃，来一次变法，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风格。这个面貌风格的形成是个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是一个书家或画家聪明、天赋、阅历、修养、学识、思想、思维方法、功力等等的总和，所以不要着急。我们历代的大师都是靠长年累月地下苦功而形成的。李可染先生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他还说自己是一个“苦学派”，晚年还刻了一方图章叫“白发学童”，都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认为要像儿童一样，认为自己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他总跟我们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学问是无穷的，你要想用短暂的生命来掌握无穷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只有抓住一点，有所创造有所突破就成功了。这些老先生经典的话我们年轻人都要好好地理解、好好地继承，变成我们自己的行动。所以说，要靠下苦功夫，下笨功夫才能成为大师。

    以上是说笔墨。说到现代，就是石涛所说的“笔墨当随时代”。作品要把握时代的脉搏，成为一个时代里人们所欣赏所追求的艺术。笔墨应当随时代有两个层次的反映，一是反映这个时代的整体面貌，另外就是反映这个时代人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心理。每一个时代开宗立派、能够流传至今的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品，如果没有这个特点就流传不到今天。书法在这方面反映得没有绘画来得直白，因为书法是抽象的，但书法线条造成的节奏韵律，既反映了书法家的思想状态、感情状态和学识修养，也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我认为，在当代最具时代风格的是毛泽东的书法，既有笔墨又有现代，有气魄、有激情，体现了大家的风度，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典范，是一面镜子。

    反映时代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书法创新首先要下苦功来继承遗产，不能总是心浮气躁。马上想要创造一个面貌、风格，与别人不同，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这个过程是逐步积累和修炼的过程，要从“苦”字入手。古代书画虽然在当代也有其价值，但不能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品。现代的年轻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知识结构比我们这一代丰富，并且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在下苦功继承传统方面做得不够。书画家首要的任务是创造反映我们这个时代面貌、心理、精神等等方面的作品，使之能够鼓舞人心，使人精神愉悦，得到享受，这才是现代书法家和画家主要的一个研究课题。如果年轻人能够借助聪明才智，严格地在笔墨上下苦功夫，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书画家既要有传统笔墨的功力，又要能表达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体现时代面貌。历史告诉我们，时代变、面貌变、形式变、语言变，我们的笔墨要是地地道道传统的、规范的、有功力的，但在形式语言上应是新的、现代的。这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是我对艺术追求的最佳状态的理解。

　　中国书画必须按照文人的规范操作

    记者：一般情况下，书画不分家，尤其在宋元以后，画家的书法基础功必须要扎实。您是否也专注练习过书法？书法在国画中的作用在现在是否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呢？

    姜宝林：我很重视书法，高中时赫葆真老师送给了我一本木版《兰亭序》，是个很好的本子，我高中时候就写《兰亭序》。大学以后，陆维钊先生除了给我们上书法课，还上诗词课，他的要求非常之高，非常严厉。比如，那时我们写大字都要自己磨墨，写完之后，如果不把砚台里的剩墨洗干净，第二天又研到新墨里面去了，陆老师一下子就能从我们交的作业里看出来，然后严厉地批评。早上起来就要研墨，不仅是要求我们惜墨如金，每天用新鲜的墨，主要是训练我们对中国艺术那种深层次的敬仰，通过磨墨就可以静下心来了，老先生教导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按部就班。还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就是要将纸整齐地叠成格子，然后认真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交上的作业只要是不整齐、格子歪了，都是不行的。中国画和中国书法都是文人的事情，必须要按照文人的规范来操作。所以我们当时对陆维钊先生都非常害怕，见到他就紧张，但事后，这些学生对他是非常感激的。正是因为他严格的要求才使我们得到了真正的东西。陆维钊先生教授书法还善于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功力、兴趣、特长分门别类地规定不同的帖。他看到我的字后，指导我写米南宫，从米字早期的字帖学起。我听从他的教诲，写了米南宫的各种字帖。他还指导我们不要经常换帖，抓住一个帖写上三五年，他认为，书法的基本规律是一致的，经常换帖，都写了个表面，并没有深入到其中，没有抓住用笔、结构、章法的基本规律。在一个帖的基础上，再学习其它的字帖，就能很快掌握了。我后来又根据自己的爱好，写过苏东坡、黄道周、蒲华等的书法，最后有了自己对书法的一些理解。

    书画同源，不言而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分家。特别是到了宋元以后，文人画兴起，强调书法在中国画上的作用，这就不仅是同源的问题了，两者有了更深的关系。碑学的兴起，对中国画也有影响，用方笔或是方圆结合入画，加入碑味，大大扩展了中国画的审美领域。中国书法是中国画的基础，就像素描是西洋画的基础一样，如果对中国书法用笔的规范、气韵、力度不理解，就画不好中国画。诗书画印文合一，中国画里的内容就完善了，历代的大画家都是大书法家。但是要注意一点，不是说一个人的书法好，他的画就一定好，这里面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书法的线条和绘画的线条是不一样的，由书法抽象的线条到中国画有形写意的线条是有转化过程的。但是书法不好，画肯定画不好，这倒是必然的。我认为，作为书法家来说，也要接触一些国画，如果会一些中国画，回过头来再经营书法，会大不一样。我总是偏爱画家的书法，因为布局、节奏、感情的宣泄都相对完美。书法家虽然功夫深厚但在这方面会欠缺一些。

    记者：您对艺术市场当前的状况是否满意？当代年轻的书画家应如何走好艺术之路？

    姜宝林：我的画不迎合市俗，不迎合市场，不去包装、运作，我一直埋头于搞学术创作，我追求我的艺术要更趋完美。艺术无国界，艺术是凭感觉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的水墨纸本中国画与西方硬质材料的艺术品一起竞争，一起评选，我在欧美竞赛中获得了两个大奖和一等奖。亚洲和欧美的美术馆和个人都收藏了我不少作品。我劝年轻人一定要调整好心态，不要浮躁，眼光放远，不要急功近利，踏踏实实地下功夫做学问，艺术风格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行的。艺术作品在市场上价格的高低不是艺术品价值唯一的标准，有些跨时代的艺术品在当时都不被人们理解，不要说卖钱，就是送给人家都不要。但是随着时代的推进，人们逐渐看到了它真正的价值。所以我们应该立足学术、苦心修炼，一定能够在艺术道路上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