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梨园世家的我，无材学戏，无志念书，偏偏酷爱写字。也许是天生的孤僻，愿意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写字。也许是多少受了祖辈、父辈一些熏陶，对艺术有一种感情。从儿时即写写画画，而今已过天命，却仍然爱着写字，二三十年前给自己写字的小屋，取名“寄墨簃”，今天看来仍然还是自己的一块寂寞耕种的自留地。

    也许正是因为爱写字，养成了从不与人争高下的心态。成人之初便学徒刻字，真正开始了“以字谋生”的经历，也是“书”可以“养人”的最初体验吧。上世纪70年代末与赵家熹先生相识，赵先生的艺术才华深深地打动了我，他是我的老师，引导我走上了书法艺术之路。在欧阳中石先生创办的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班，我有幸成为第一届的学生，直到念完研究生课程。如今那班里的同学有不少已成为书坛名家，而我却仅仅悟出了“书法可以养人”的一点儿道理。这是欧阳先生教导的结果，书品与人品、学书与读书、功夫与学问等等。书法使我的灵魂升华了：书法可以养德，可以养心，可以养气，可以养人。

    俗话说：“字如其人”，什么人写什么字，学楷必静其心，学行要取其态，学草必动其情。学“王字”一定要学点儒雅之风，学颜书必要学一些钢鲠之气，即使学董其昌也得学一点儿书卷风范吧。为人如楷，行为端正；为事如草，疾而有序。几十年下来，真真地体味到书法让我心静，让我谦恭，让我有所追求，更让我找到精神寄托。

    学艺术不可以眼低，手低可以练私功。像唱戏，见过好角，听过好唱儿，没嗓子唱中间儿的，来边儿上的、教学生，也是大好事。学书法就自由多了，书房就是舞台，自己永远是唱中间儿的那位，可也不能眼低。我从出版社调到博物馆，如鱼得水，有机会看真东西了。沿着老师、先贤指的那条路，走一步，看一步，养眼的工夫却日积月累。写榜书时找不着感觉，恰好博物馆有“永定门”、“德胜门”几块大匾就放在地上，每天看一遍两遍，忽然有一天顿悟：结构、用笔全明白了，一米四的榜书也能写。看碑、读帖是养眼的方法，眼养富了，看什么都有了一个标准。书法艺术是抽象艺术的样式之一，从大自然的物象，简约提炼成汉字，经几千年的传承，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已经成为一种思想，成为一种审美标准，成为一种审美眼界，天天看书法的确是一种极好的养眼之功。

    有一段时间酷爱隋《龙藏寺碑》，为此专门求教于萧劳、王玉池、康雍诸先生，老前辈叫我读帖，拓展眼界，读帖还要读书，也要读碑。我找了宋拓、清拓等几个版本，读了《碑帖叙录》、《语石》、《南北书派论》，一个人去河北正定看碑，大字临、小字临，还写了一篇小文，一轮走过，不仅能写出像样的《龙藏寺》，更重要的是丰富了眼力。我曾经读了一本《汉字形体学》，影响了我对书法的追求。此部专著专门研究“隶变规律”，归纳小篆到隶书到真书的构造规律，是语言文字学家蒋善国先生的讲稿，更为稀有的是：全书由大书法家、篆刻家邓散木先生小楷抄录。其中对汉字演变规律，对汉字形体构造的论述，始终指导着我对书法美的理解和书法艺术的追求。早年写小楷，在北京市举办的第一次书法大赛中得了奖，之后又在日本得奖。可那时的我好高骛远，不好好写小楷，不求甚解地临了不少帖，汉碑、魏碑、隋碑、行、草，从钟王至明清，往往是一时兴至，虽然没有成家，但是也确实养了教学“功”，从中小学到大学，从文博专业到佛学院，讲了不少年，讲课写字又养了我在博物馆的“功”，临帖多了对馆藏书法有了一些经验上的看法，这应该归功于书法养“功”。

    书法艺术中深沉的文化内涵，始终滋养着我在博物馆陈列艺术方面策划、设计、制作等工作，特别是在西方设计理念涌入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的时候，最让人忧虑的是“似土、似洋、似新、似异”，最后生产出怪异的艺术品。而书法艺术的滋养始终让我追寻着一条“中而新、古而新”的道路。

    徐伟，1955年生于北京。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书法专业，研究生学历。现为中国书协会员、北京书协理事、北京朝阳区书协副主席、北京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民进中央艺术委员会委员，现供职于首都博物馆。

    他从事社会书法教育近20年，客座北京师范大学、雍和宫佛学院、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授书法。有《赵体楷书》、《颜体楷书》、《学书概览》、《书法入门》等专著和论文《从龙藏寺碑看南北书派的合流》、《馆阁体之我见》、《康熙大字碑》等出版或发表。

    书法以行楷、行草书见长，兼工篆刻。其作品入展国内外大型书法展数十次，曾赴日本、韩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进行艺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