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辑汇俗言熟语入典的始作俑者，大概是南朝梁的文人刘霁（478－529）。刘辑著的《释俗语》八卷（见《隋书·经籍志》），当为那时寻源问字的最佳工具书，惜已失传。至清代考据学飙起，寻源问字，成了学子务学日课，故文字学家、书法家等纷纷著书，例如钱大昕的《恒言录》、陈鳣的《恒言广证》、翟灏的《通俗篇》、钱大昭的《迩言》、梁同书的《直语补证》、平步青的《释谚》、郑志鸿的《常语寻源》等，一时蔚然风气。
近代有1922年上海广益书局影印出版胡朴安的《俗语典》，可谓集前贤大成。此书编排改革旧式查检方法，又增补新语，语言学家杨树达先生评此书“宏博详赡，远迈钱（大昕、大昭）”，朱师辙评“字画分部，尤便检览”，俱扬声褒赞。依笔者之见，“宏博详赡”和“尤便检览”的评价虽属确然，但部分词条疏解过于简单，引古据典大都不按原文顺序载录，也让读者犯难。
今日随意翻检《俗语典》，至“家鸡野鹜”条，释文独见“《东坡集》：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蚊（一作秋蛇）总入奁”十七字，对北宋前原有出处俱未引录。因为书画家常引“家鸡野鹜”评论书画，出处不确，辗转传讹，终归憾事，故顺手检录数语，补缀于后。
“家鸡野鹜”，原出晋何法盛《晋中兴书·颍川庾录》，后来南齐王僧虔《论书》作过转录，东坡诗句远远后出。源出前二文也有出入，录如下：
庾翼书（指书艺），少时与王右军（羲之）齐名，右军大进，庾（翼）犹不分（与忿同），在荆州与都下书曰“小儿辈厌家鸡，爱野鹜（一作雉），皆学逸少书，须吾下，当北之”。（见《晋中兴书·颍川庾录》）
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羲之）齐名，右军后进，庾（翼）犹不忿（愤怒）。在荆州与都下书云“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6月版无此三字），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见《法书要录》之王僧虔《论书》）
二文说与王羲之齐名的书法家庾翼（305－345，字稚恭，颍川鄢陵人，征西将军），后来渐不及王，遂以“家鸡野鹜”分喻自己和王羲之，埋怨“小儿辈”贵远贱近，不知好歹。北宋苏东坡《跋庾征西帖》也曾引用此典说“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鸡野雉之论，后乃以谓伯英（东汉张芝字伯英）再生”。
由上二引文可见，庾翼在荆州给都下友人写信，信中出入处大都意思相近，唯最后三字，虽然统不服气，但“北（战败）之”和“比（比试）之”相较，口气绝然不同。出现此种现象，或非一信，或据耳闻，如果所引只是一信，否则不会如此。
按《俗语典》中“家鸡野鹜”条所引的东坡诗句出自其《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帖》。另外东坡酬应书债诗债常常引用“家鸡野鹜”文典，名句还有《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之一的“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又《答孔周翰求书》的“征西自有家鸡肥，太白空惊饭山瘦”，又《次韵孔毅父集古人诗见赠》五首之一的“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又《和流杯石上草书》的“蜂腰鹤膝嘲希逸，春蚓秋蛇病子云”等，皆可以论书诗读之。
唐诗中柳宗元的《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刘禹锡）并示孟仓二童》的“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亦用此典。
《中国书法大辞典》与“庾翼”有关词条未录“家鸡野鹜”出典，对了解庾翼及王羲之、东坡等皆是小小缺失。
（2000年8月19日）
● 因清健雄迈的诗文久著盛名，东坡的墨宝在北宋当朝即为世所宝。青年时代，已有人珍藏其片纸只字。逝后，朝廷禁毁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文墨，然而民间愈禁愈藏，偷读偷学者愈多，朝廷无奈。到宣和（1119－1125）年间，雅好书画的宋徽宗亦赏识东坡文墨，遂下令解禁，由内府广搜东坡物迹，其墨迹一纸万千已不可得。梁师成以三十万钱收得东坡《英州石桥铭》，又谭稹以五万钱购回“月林堂”榜名三字，俱有见载。“万千一字”，言之不虚。
明代收藏家孙承泽（崇祯年间进士）《庚子销夏记》中有一段言及东坡书法自评，以及对黄庭坚、米芾于东坡逝后态度各异的评价，最为公道中肯。文曰：
世传者米（芾）书多苏书少，盖以当时党禁，人不敢收苏氏文字，存者多付之水火，今之行世者皆烬余也。
坡公尝自评其书：“吾书骨撑肉，肉没骨。”又曰：“吾书虽未工，自出新意不浅。”又每书辄多留余纸，曰“以待五百年后人题跋”。然公书一至南渡，已重如拱璧，宁待五百年哉！
黄涪翁曰：“子瞻书为当代第一，为其挟以文章忠义之气耳。”此真知公者也。涪翁因公远谪，濒死不悔。米元章初借公以成名，既而背之，号于人曰在苏黄之间，自恃其才（而）不入党；与视涪翁，有余愧矣。
此评分三截说下。
一截说东坡书法作品传世较少的原因。因元祐党籍案（即蔡京对苏轼、司马光、黄庭坚等三百零九人的政治迫害事件）后，上禁名列党籍者不得进京或出任官职，所以“人不敢收苏氏文字，存者多付之水火”，侥幸存世的墨宝皆劫难之余也。
一截说东坡自评。自评有三：一曰“骨撑肉，肉没骨”（紫竹斋另文有评）；二曰己书“新意不浅”；三曰任由后人评说；显出东坡气魄和自信。孙承泽末以“公书一至南渡，已重如拱璧，宁待五百年哉”反笔矫出，一句点醒，道得东坡墨宝价值。
一截说东坡逝后黄庭坚、米芾二人态度各异。先以山谷评“子瞻书为当代第一,为其挟以文章忠义之气耳”,为东坡自评补意（文章家谓之补笔，即以他评补自评），断出山谷是东坡真正的知己。山谷因东坡事被贬，毫无怨意，濒死不悔。对比之下，米芾（字元章）初借东坡举荐成名，既而背弃东坡，还于人前宣扬自己成就在苏黄之间，甚至自恃其才地与党籍人划清界线；两相对举，人品高低自现。故孙承泽曰“与视涪翁，（米芾应该）有余愧（不尽的愧怍）矣”。
平素相交，无风无浪，难断亲恶真伪；唯当困厄危急无势无利之时，若无背弃，依然诚信如往，相知莫逆，甚可濒死不悔者，才是真正的知己。知己，岂易得哉？故前贤曰“得一知己足矣”。
又，人不难辨大奸，却难辨势利小人。人心也善，往往憎恶蔡京，却容易见谅米芾之流。其实，若无群小之和，焉得逞大奸之势？蝼蚁之害，可溃千里之堤，然而蝼蚁纷纷，绝之可乎？故曰“虎狼易毙，狐鼠难除”。今人评古，须以公平，必然深信黄山谷评“子瞻书为当代第一,为其挟以文章忠义之气耳”大有道理。虚抬米芾，岂止愧对东坡，亦愧对千古忠义之正气。 （1989年4月14日）
● 论书者讨论执笔诸法，未尝不可。如果进而以执笔方式论定某法优某法劣，仁智各见，倒也无妨。若旁涉书家，遂论定用某执笔法者为优，不用某执笔法者为劣云云，则未免主观片面，也有失公道。
启功先生讲课时，曾有人递条请教执笔法与书法优劣之关系。启功先生说：“以执笔法论断书法孰优孰劣，最难服人。譬如上街买包子，你只看包子质量，管那厨子是站着还是坐着捏，是五指捏还是四指捏的呢？那厨子出来说‘有时站着，有时坐着，我是用左手三个指头捏的褶’，你还买不买？左手三个指头捏褶的包子立马就不香了？咱们得先搞清楚：是吃包子，还是吃手艺？四指还是五指握管，都各自有些道理，但最终看的是作品水平。科学发展了，不定哪天研究出苏黄、董米如何执笔的，如果碰巧不符合你主张的那个执笔法，怎么办？总不能把他们从书画史上开除了吧?”
此话通俗易懂，道理讲得实实在在。
其实做任何事都一样，方法只是手段，可乎此，亦可乎彼，关键看目的和结果。古今中外异途同工的事，还少吗？我国有些训练运动员的方法，有别于国际上所谓的“科学方法”，不被国外看好，结果同样破了世界纪录。你可以不承认我们的方法，但必须承认我们的纪录。在道理上，书写亦是如此。
历代评论者常常援引唐代德宗贞元（785－805）年间的书法家韩方明（生卒年不详）在《授笔要说》一书中谈到的“既以双指苞管，亦当五指共执”，也引用过大书法家徐浩长子的一句名言，即“执笔在乎便稳，用笔在乎轻健”。意思大抵是说，执笔时既要用食指和中指钩包笔管，也应当以五指共同协调执笔；执笔只须方便稳当，用笔只须灵活矫健即可。若果能体会这些话的要领，取之精髓，用之实践，终可有助成功。实际上，韩方明并没有偏执一端，说一定要如此如此，后人又何必泥水行舟，自陷虚构呢？唐代是出大书法家的时代，当时虽然肯定了“书之妙，在于执管”，但没有像后来人说得那么玄乎。
（1997年10月30日）
● 南朝沈约（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中有“公临危审正，载贻言语……卫鱼之心，身亡而意结”语，学子多不解“卫鱼”之典。今日考问学生，有望文生义者，竟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卫鱼可食，虽然身亡而心意犹结”，实在大误。
卫鱼，实古代略语，即“春秋卫国大夫史鱼”的简称。沈约的碑文借史鱼说昭王忠心耿耿，正直进谏的事。卫国大夫史鱼临终前遗命进谏卫灵公退弥子瑕而重用蘧伯玉，事见《论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和《左传·宣公十五年》。据此，后代官宦俱以“卫鱼之心”和“卫鱼意结”标榜忠良贤能。
人以动物名命名，自古有之，例如春秋宋国人子鱼，明代书法家马一龙、刻书家朱鹤、藏书家伍骥，清代画家方熊、藏书家陈鳣、书画家龙鲲等。若果看到这些名字，大可不必奇怪。倘若生疑，不妨检书查核，如果能析疑得学，也是一种进步；否则，想之当然，横生误会，终是学人一病。
（1993年1月10日）
● 以动物名取作人之丑名，是吾国姓名学的一个特殊现象。
即使今日，民间仍有奉信以牲畜贱名反祈生福的说法，犹以“阿猪、黑狗、阿兔”称自家子孙，从不忌讳；他人闻之，亦不异怪。古今不同的是，古人不但在家呼之“阿猪、黑狗”，而且晋官封将，名入史籍，荣登大雅之堂，也一样不避讳牲畜丑名。《列子·汤问》有叫魏黑卵的，其名类同今人呼“张铁蛋、魏黑蛋”之类。又卫宣公之臣名司马狗，与史鱼、蘧伯玉诸君子同列的还有一位贤者叫史狗。又《辽史·皇族表》列有辽西郡王名王驴粪，《金史·宣宗纪》有四方馆使叫李瘸驴，《元史·泰定纪》中有太尉名丑驴等。看来，道理十分简单。名丑，不见得没有面子，真正身败名裂的是恶性劣行，而非丑名。
古代奸臣贪佞多有嘉名伪饰，例如高俅（俅，乃冠饰华美貌）、严嵩（嵩，高大巍峨貌）、魏忠贤等，表里不一，名不副实，反而更加令人鄙视。
宋初大将张勋（河南洛阳人），因征战有功，自以为勋高张扬，进城必戮，杀人无数，每破一城则疾呼“且斩，且斩”，故百姓呼之为“张且斩”，其勋愈著，百姓愈苦。将赴衡州任时，州民闻讯惊恐万分，涕泣相告曰“张且斩至，吾辈何以安”。又明代苏州知府陈宁，所过之处，家家无有宁日，催征逼租竟以烙铁烧炙人体，残酷非常，百姓称之为“陈烙铁”。
虽然世上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事太多，但能顾及自己嘉名，全其一生清节的，也大有人在。金代书法家冯璧（1162－1240），字叔献，真定（即今河北正定）人，聪慧不凡，摄监察御史，后改大理丞、刑部郎中。《金史》有传。
同朝元好问《中州集》评其书法曰：“冯璧字画楚楚，有晋魏间风气，雅为闲闲公（即大书法家赵秉文）所激赏”。璧，乃美玉。以“璧”称名，喻仪容美好之人。冯璧不但字写的好，而且为官清正，不负其名，汰除奸邪决不手软，又不惧宗室权贵，惩恶严酷，时号“冯刽”。刽者，古称杀星，即今之杀手也。然而，百姓拥护其执法无私，以“冯刽”丑名呼之，实则爱戴之。
看来，名之美丑与品行美善丑恶没有必定的关系。仅凭名之美丑，确实不能断乎品行美善丑恶。丑名能行之仕宦，著之史书，堂堂正正地面对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压力。能正视这种压力，修身律己，以美行成就一番利国益民的事业，也同样光照史册。当丑名遭遇美行，或者丑行污秽美名，人们会注视什么呢？
（1993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