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个可怕的词儿冒出头来，叫做“旧村改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发轫，所有城市面临着空前的变革性发展的良机。这时，一个灼热的带着激情的词儿——“旧城改造”出现了。它更像一个口号。没人去琢磨这个口号是耶非耶，反正那时中国的城市设施落后、功能低下，人民生活困窘。口号一旦触动到人们现实的渴望，就产生强大的号召力，立即激起了所有城市迸发出一种摧枯拉朽的冲动，并使一个普普通通的汉字“拆”，雨点般写满了城市的大街小巷。

    这一切都与“旧城改造”这个词儿有关。首先是“旧城”。“旧”在中国人眼中是陈旧和过时，理所当然应该扔掉。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想过，如果当初不叫“旧城”，换成“老城”和“古城”会有多好，动手之时就会加倍留心与慎重。然而正是这一字之差，把重如泰山的城市财富差掉了。

    再说“改造”。改造都是针对不好的、甚至是坏的东西，而且是强制性的。

    我们现在似乎很少再用“旧城改造”这个词儿了。到底是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口号性的词儿巨大的文化破坏力，还是城市已经叫我们改造得差不多了？当城市被改造一空，辄会去硬搭“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班车，甚至偷换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概念，转向广大乡村。于是一个新造出来的词儿“旧村改造”脱颖而出，能不叫我们敏感与担心吗？

    由“旧城改造”到“旧村改造”会不会是一次荒谬的文化观新的转移？这种转移一定是很容易的。因为“旧村”看上去似乎比“旧城”还旧，更需要加大力度的改造和大拆大建。可是历史地看，我们的城市基本上都是从村庄式的小聚落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它们才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精神家园。去到农庄村寨里用文化的眼睛着意地看一看吧，数不清的历史的源头与悠远的根脉，还活生生保持在农村里；中华文化地域与民族的多样性并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里；绝大多数源远流长的非遗也在农村里；少数民族的文化都在他们的村寨里。虽然不是所有村庄都是古村落，但至少还有上千个古村落，风情万种、藏龙卧虎般地散布在山川之间和大地之上。我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最大的物质文化遗产是长城，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间文学，最大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合和总合是古村落。可是，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我们至今还没有对现有的古村落做全面、系统和充分的调查。大量古村落还没有列入遗产保护范畴，没有严格的法规保护，没有将现代文明融入历史文明的任何计划、构想，乃至尝试，仍处在想拆就拆的危境中。在这种糊里糊涂的背景下，如果再像当初“旧城改造”那样，把推土机和铲车开进去，十年之后，除去少数被开发的古村落得以幸免，中华大地上这么雄厚而纷繁的历史文化一定会被荡涤一空！而古村落不是一直在拆除中吗？

    使我们担忧的深层原因是，上述的那种产生“旧城改造”口号的基因还在，文化的无知还在，粗鄙化的开发还在，政绩和发财至上的欲望还在，这个“旧村改造”的新口号很快会被叫响，被使用。

    不能叫这种无文化的狂热再犯一次错误。不能叫那个“旧城改造”的悲剧在中华民族广大的文化田野上重演。

    （冯骥才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