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老师不幸离开我们了，这是难以想象的事，心中感到极大的哀痛。这是东方文化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也是我们民间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
季羡林老师是我东方文化的启蒙老师。记得是１９５５年吧，北大开了一门东方文学课，这是从未开过的一门新课，是作为东语系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的一个创举。我们知道，季先生是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创建者，１９４６年从德国留学归来就被胡适校长任命为东语系系主任。创业维艰，开始时语种不全，后来逐渐增加，到１９５５年，主要语种都有了，但文学研究尚需加强，于是季先生组织了这门课，由各语种的老师分别讲授，而季先生则讲第一讲总论，讲述了这门课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使我们了解到过去只学西方文学而不重视东方文学是不对的。讲得深切感人，令人难忘。
季羡林老师对印度文学是深有研究的，但是他却安排金克木老师讲印度文学。他与金先生关系很好，绝没有那种“同行是冤家”的矛盾，在季先生领导下，金克木先生意气风发写了许许多多文章和著作。季先生这种君子之风，体现了一种中华美德：君子成人之美。在我的印象中，凡是对人民有益的美事，季先生都热心支持，表现了一种崇高博大的胸怀。与那种当今文坛、学界屡见不鲜的妒贤嫉能、排斥异己的小肚鸡肠根本不同。季先生是真正学者的楷模，这种君子之风，值得我们学习效仿。
季羡林先生作为著名的文学家，散文写得很好。从青年时代，他的散文就写得很美。他有一颗艺术家敏感的心灵，对人世间的美景、美德、美事等都非常敏感，善于用优美动人的语言把它们写成散文，用以弘扬人性之美、精神之美。即使在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例如在当系主任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时候，他的散文创作也从未中断，甚至可以说他的散文几乎都是在繁忙之中写成的。
我曾经问他，工作那么忙，怎样挤出时间写作呢？
他说：“在走路时、会议的空隙中构思，回家写在纸上。每天早晨４点到７点是最安静的，没有会议、电话和来访，我的文章、著作和翻译，多是在这段时间里写出来的。”季先生几十年来，每天４点有时甚至３点就起床工作，当人们还在熟睡之中时，他已经开始写作。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我也学着季先生的样子，开早车而不开夜车，但是总不能每天４点就起床工作，只有写重要文章时才４点起来，一般要到５点才起。早晨精神好，效率高，写作既快又好。
季羡林先生特别重视民间文学，这一点给我印象极深。
１９８１年１月，当我的教材《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他当时是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已经看到了样书。我去看他时他非常高兴地对我说：“谁说没有好书呢，这就是一本好书。”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的许多工作都无例外地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没有恩师季先生的支持，就没有我的今天。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是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６０周年，我们决定开会纪念，我去找季先生时，他一口答应、全力支持。他通知校长办公室在未名湖边的临湖轩开纪念会。此会由他亲自主持，师生几十人参加，开得非常隆重，学校特别派车进城去接来了９０多岁的常惠先生（《歌谣周刊》主编），８０多岁的杨堃先生、钟敬文先生、杨成志先生、常任侠先生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负责人贾芝先生、民族学院的马学良、罗致平等老先生，北大的王力先生、吴组湘先生和林庚先生都兴致勃勃地出席纪念会，并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会上由我宣布北京大学民俗学会正式成立，并请老先生们为顾问，引起热烈掌声。本来我们是请季先生做会长的，但是他说他的社会兼职太多，还是由我来当，于是季先生当了名誉会长。
学会成立后，办刊物《北大民俗通讯》，举办民俗讲座，都需要经费，我去找季先生，他又热情支持，告诉我去找社会科学处吴同瑞同志，说他那里有钱。结果每年给我们２０００元经费，这就使北大民俗学会的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１９７９年我参加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有时向国家教委申请出国经费发生困难，我就去请季先生帮忙，总能得到热情支持。季先生是国家教委外事顾问，他对民间文学的大力支持，给国家教委工作人员很深的印象。我多次出国开会、考察，到过五大洲３０个国家介绍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获得意大利人类学国际大奖，如果没有季先生的关怀和支持，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当然，我知道，这也绝不只是对我个人的照顾，而是出于他对民间文学的一贯重视。
我发现，许多从国外学成归国的老先生，往往对中国文化和民间文学特别重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季先生博通古今，所以深知民间文学的重要。
有一次，好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和季先生同车，我说印度两大史诗非常重要，可惜还没有中译本，最好组织人进行翻译。当时先生也有同感，没想到他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极度困难的岁月里，一个人担负起了《罗摩衍那》的全部的翻译任务，没有对民间文学的高度重视，是不可能从事这样艰巨的工作的。这部史诗共有六大卷，十多万行，这样难以翻译的梵文古典史诗，翻译起来需要花费多少劳动呀，这真是难以想象的。经过几年不懈地努力，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伟大的文化工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全部出版。后来他又鼓励他的学生们翻译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经过多年协同作战，翻译工作也已全部完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他不仅花大力气翻译了大部头的印度古典长诗《罗摩衍那》（六卷七大本），而且早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就独自翻译了大部头的印度古典寓言集《五卷书》等民间文学作品。季先生还进行深入研究写出《罗摩衍那》和《五卷书》的长序和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大力宣扬民间文学的重要价值。作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如此亲近民间文学，这和那些以精神贵族自居而看不起民间文学的所谓“精英”们，真有霄壤之别。
１９８３年我和过伟同志编《民间诗律》时向季先生约稿，他很快写出了《印度两大史诗的诗律》，成为书中闪光的篇章。
在庆祝季先生９０大寿时，我写了一篇《季羡林先生与民间文学》的长文，我发现季先生早在上世纪４０年代就写过一些很好的民间文学论文，对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民间文学作品和印度民间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我的研究生阎云翔同学还提供了一些有关材料，后来编入了季先生的文集《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这本研究民间文学的专集，原名《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是给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后来改了书名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此可见，季先生对民间文学事业的支持，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如此。他对民间文学是非常重视的。这实际上表现了一种尊重人民的进步的世界观，是五四精神——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言行一致、坚持不懈，这是季羡林先生的一贯作风。他说过，他对一些虚玄的空头理论是不感兴趣的，他崇尚实事求是、从事实出发的马列主义科学方法。
马列主义科学方法绝不像教条主义照搬照抄那样轻而易举，而要下苦功夫全面详尽地收集资料，从事实出发进行研究，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虽然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而他却乐此不疲。
为了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季先生多年研究糖的历史，每天骑自行车去图书馆查阅中国古代典籍，几乎翻遍了四库全书，终于在80多岁时写出了一部《糖史》专著。把从中国的饴糖，到甘蔗的红糖，又如何发展成白糖的历史过程，对古代民间物质文化的创造，做了非常细致的考证，从而具体显示了中外民俗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
我在写《季羡林先生与民间文学》一文时，学习运用这种方法，阅读了季先生的十几本文集、有关资料和我平时积累的卡片，进行系统研究和思考，努力创新，完全用事实说话，而不发空论。据季羡林研究院的同志告诉我，季先生对我的文章是肯定的，要他们向我学习，这当然令我汗颜。其实这是我向季老师学习的结果。
正是在季先生的教导之下，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硕果累累，他的学生们正是在他指引下，出版了厚厚的４卷本《东方民间文学》（张玉安、陈岗龙等）专著，已列入“东方文化集成”。在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很多本东方神话作品集，这是西方文学研究者所难以比肩的吧。
季羡林先生把自己几屋子藏书无偿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其中也有我送的书，但在图书馆的专藏阅览室中却没有《民间诗律》《中外民间诗律》《古今民间诗律》等书，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些书都放在他正屋的玻璃书橱中，可见他对这些书的重视。在这3本书中，包含了中国５６个民族和各大方言区的民间诗歌的格律，还包括２０多个外国的民间诗律。这是１００多位语言学、诗学专家共同创新的成果。
由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季先生对民间文学和科学创新的重视。
季先生认为新诗创作不如民歌，认为民歌既真实又深刻，热情地支持我编《当代讽刺歌谣》，并题词鼓励我们“发潜德之幽光”，好好研究歌谣。有一次我问他，新诗的问题何在？他说新诗不如旧诗好背，记不住。所以要向民歌和古诗学习。
季先生的藏书很多，但有的书不好找，有时还向我借书，我记得他曾向我借过肖兵的《民间文学的精英》。民间文化也是精英，这和那种把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多么大异其趣。
我用行动向季先生学习，也把自己的一万多册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藏书，无偿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了一个民俗文化图书中心特藏阅览室，（位于大图书馆三楼中间地带，和学位论文共处一室），补充了北大图书馆民间文学、民俗学图书的空缺。
我想，如果大家都像季先生那样，把自己的专业藏书捐献给图书馆，那将会避免多少专业图书的流失呀。放在图书馆给大家看，大大提高了书的使用价值，对科学发展一定很有好处。
我们东方文化馆是海内外学者自愿组成的一个群众组织，由李望如、江树峰和薛汕先生发起成立，季羡林先生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担任了我们的名誉馆长，并且给我们的刊物《东方文化》题写刊名。他还在医院接待了我们的常务副馆长曾念同志。当时他已重病在身，仍然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人。季先生对东方文化的热忱，真是感人肺腑，令人难忘。
我们中国民俗学会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发动全国各地会员共同编写《中华民俗大典》，这是几千年来第一次对中国５６个民族的民俗文化，进行全面普查记录，根据统一的编写提纲和体例进行写作的超大型文化工程。我们请季先生担任名誉总主编，他不仅愉快地答应，而且积极支持，希望这套大型调查研究成果能尽快出版。如今这套３５卷本的《中华民俗大典》已完成１８卷，虽然困难重重，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但我们坚信，这是国家迫切需要的。一定要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以告慰于季先生的关怀与鼓励。
季老永远离开了我们，令人黯然神伤，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光辉榜样，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做一个真正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