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有着浩如瀚海、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将搜集、抢救各民族民间文化列入工作日程和建设计划。１９５０年我参与创建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开始组织多民族的民间文学采集、出版和研究工作，很快便出版了一套民间文学丛书。随着事业的发展，我越来越感到有出版一套民间文学全书的必要。但是，这一愿望随着十年动乱破产了。
浩劫之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我应吕骥同志邀请作为《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委会委员，着重于歌词方面的审稿。在审稿中，我想到有必要从文学角度编纂一套《中国歌谣集成》，以歌谣而论，民歌歌词之多远远超过曲谱。往往是一首曲子有几种、十几种、甚至几十种歌词，何况还有不入乐的民谣呢！我还想到民间文学的其他形式：民间故事、谚语等等。
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我主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扩大会，提出在普查的基础上，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歌、民谣集成》《中国谚语大观》，大家一致赞同，并形成决议。周扬同志亲自出席会议表示支持。１月２日，我到胡乔木同志家汇报亦得到他的肯定与支持。
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６日，中国民研会召开全国培训民间文学骨干经验交流座谈会，总结和推广民间文学的搜集普查经验，会上我作了关于三套丛书的发言。
１９８３年４月８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次学术会议及工作会议上再次讨论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事宜。当天，我和程远、吉星同志去找国家民委交涉共同签署文件，薛剑华主任说知道我，当即表示同意。到文化部找周巍峙同志未遇。我和王平凡同志还去找了周扬同志，他答应任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主编。４月１０日周扬同志亲自到会祝贺，会议决定周扬同志任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主编，钟敬文、贾芝、马学良同志为副主编并分别兼任《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主编。４月２０日我修定编纂三套集成的红头文件。文化部某领导不同意签署文件，说民歌、民间故事与文化部无关。１２月１５日，我找到周巍峙同志，他表示支持，并建议重写一文件，说把地方文化馆写上就好办了。
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８日，我又去找周扬同志谈到３０多年想出一套代表中国民间文学的丛书至今办不到，周扬同志让我再写个材料他去办。５月２２日，中国民研会马振同志到我家，说文化部、国家民委已签署了关于《集成》的文件。他要我代表中国民研会签字，我签了字。５月２８日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研会联合签发的《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及《关于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意见》作为民文字（８４）第８０８号文件正式下发全国。１９８６年５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纳入周巍峙同志主持的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编纂的艺术集成（志），成为十套集成（志），并列入国家“七五”重点项目。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０日，我出席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三套集成主编会议，讨论了集成的指导思想、要求、体例和组织工作等问题。自此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进入全面的普查阶段，发动了从十几岁的娃娃到八九十岁的老人数以千百万计的队伍。从中央到地方文化馆站的数十万名文化工作者为这一工作默默奉献着。全国搜集采录民间文学资料逾４０亿字，编辑出版县卷本４０００余册。
１９８７年，民间文学集成开始省卷审稿。作为《中国歌谣集成》的主编，我对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卷本进行逐字逐句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甚至连标点、错别字都顺手纠正。有人说我不会当主编，主编是不需要看稿的，只要回答编辑提出的问题就可以了。我以为这是一种缺乏实践、不负责任的空话。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情和相关的民俗事象，因此也就有着各具特色的歌谣。没有哪两个省可以采用完全相同的编排模式，在多民族省份更是如此。不看作品、不进行研究，怎么可以回答问题呢？回答问题仅只是对一般具有共性的问题而言。我们面对的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我和我的同事都没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在编纂中学习，积累经验才能更好、更妥帖地解决问题。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宁做文化长城脚下的一名劳工，也不做高高在上的“主编大人”。有人反对我，提出“发动小鬼，解放阎王”的口号。我不做“阎王”，我要承担起历史的责任。我不仅坚持看稿，还亲自执笔完成了《中国歌谣集成》总序的撰写工作。执着的追求、严谨的学风支撑着我不断探索、不断前进，走到今天。
今天，《中国歌谣集成》３０卷全部出版了。欣喜之余我谈几点经验：
１．突出特色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提倡省卷要突出特色。如：云南按民族分类，２５个民族的作品琳琅满目、神采各异，对其本源和歌谣的综述，更使读者一目了然。
新疆除了介绍了１３个少数民族的歌谣以外，还突出了来自祖国各地的汉族同胞带来的民歌在建设兵团扎根，与民族融合的优秀作品。
西藏人民喜歌善舞，藏族民歌有着自己纷繁复杂的名称和分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颂歌非常突出，包括赞词、婚礼祝词、斋呷颂词等。藏族还有专事演唱的歌手、艺人。目前所知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至今还活在民间艺人的口头上。
内蒙古没有节奏铿锵的劳动歌，以牧歌见长。节奏鲜明激昂的寻马歌彰显着马背上的民族与马息息相通的情感关系。酒宴歌、思乡歌也是其重要特点之一。
上海在现代化冲击如此迅猛的今天深入到社区街道搜集到数量和质量都可观的歌谣作品，让人们在欣赏歌谣的同时，读到一部上海各阶层人民鲜活的历史。
安徽的革命斗争歌从太平天国、捻军、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可看到其革命的传统。
天津作为曲艺之乡，提出了曲艺与民间歌谣的渊源与流变关系。
作为古都的北京以时政歌见长。
江苏、浙江显现了江南水乡和稻作文化的种种特点。
２．编法：我们原定按内容参照其功能分类编排为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历史传说歌、儿歌及其他。实践中我们都按各省特点进行了增删和改变，除按内容分类以外，还有按民族分类或按地区分类的编法，保留和凸显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形式独特和内容丰富的歌谣。
广西、云南、新疆这些多民族省、区按内容分类就会淹没了其异彩纷呈的特色。于是这些省、区按民族分类，在民族类下再按内容分类。
宁夏为了突出回族特色，分为回族、汉族两部分。
甘肃则按不同地区特色分为“花儿”、“陇上歌谣”、“草原歌谣”三大块。
陕西的信天游按其特殊形式也作为单独一类编排。
总之，在大部分省、区按内容分类编排以外，我们还根据具体情况做了部分合理的调整。
３．分类：在按内容分类编排的省份，我们也突破了原定的八大类，根据各省特点有所增减。我们的原则是充分尊重和保留本地区和本民族特有的形式和分类法。
如：湖北的“薅草锣鼓”是劳动时唱的歌，但它包罗万象，有古歌、生活歌、情歌、荤歌等等。它是一种系列歌，由歌师领唱，既指挥歌唱又指挥生产，上午、下午，开始、结束，劳动、休息时唱的内容大不相同。如果按内容将整套的“薅草锣鼓”拆散，就看不到这种特殊的形式了，我们将它作为一小类放在劳动歌中。
西藏有一类“强盗歌”，这里的“强盗”指那些敢于反抗压迫、伸张正义的英雄。他们以“强盗”自居，引以为豪。我们曾想“强盗”不好，改用“侠盗”或什么，但最终还是沿用了他们的习惯称谓。这样就更亲切更准确地保留了这一特殊人群的特殊形式的歌。
云南瑶族有一种“信歌”也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保留下来。它是一种可以唱的书信。历史上瑶族几经迁徙，居住分散、交通阻隔、邮政不便，民间便以信歌交流。信歌内容包罗生活的方方面面：打官司、做媒等，但主要价值是记录了瑶族的迁徙史。
关于分类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就不一一列举。
４．研究文字的加强：歌谣反映历史广阔遥远，甚至包括原始社会遗存，既是难关也是优势。如何立体地再现歌谣伴随历史的生动画卷就成为我们的责任。《中国歌谣集成》要求概述、类序、附记、注释4个层面的文字说明。
概述是在深入研究整个卷本作品和本省歌谣的流传及历史演变等情况基础上，做出的权威性的、公允的总结和概括；它既有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有新的发现和探索；它集思广益，清晰地展示本省歌谣发展传承的脉络以及研究成果，从历史沿革和民俗事象纵横两方面立体地介绍本省歌谣，起到导游的作用。
类序是我们１９９１年到湖北审稿过程中提出的，它是研究性的介绍。它从反映社会生活的角度谈为什么选这些歌，其在本省的特点。类序可以铺开谈，介绍得更生动具体，亦可举例亮出自己的宝贝。
附记说明歌谣什么时候唱、怎么唱，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习俗和仪式等，属于一般说明性文字。
注释则解释具体词句，包括对方言方音的注释。它涉及范围广泛又要求简明扼要。凡读者不易理解的字、词、句和相关内容都要注释。
５．民间文学与非民间文学的区别问题、时政歌的界定问题、方言方音问题、翻译问题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都是在实践中解决和完善起来的。具体情况不在这里赘述。
《中国歌谣集成》３０卷全部出版了。每省卷１００万字左右，有的省上下两卷２００余万字，初审、复审、终审3遍，总字数以亿计算。从普查动员搜集采录开始，我跑过２１个省、市、自治区，像广西、新疆、湖北、河北、陕西等地我都跑了3次以上。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０年我3次赴台湾讲学，每次都讲三套集成，台湾学者为配合我们的工作，在台湾高山九族中进行民间文学采录，目前成果已结集出版。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我不顾９０高龄到湖北宜都橘林深处青林寺谜语村考察。该村位于高坝洲电站库区的主要淹没区，大量系列谜歌将有可能失散。我力荐谜歌作为湖北特色收入集成卷本，经过几年的努力于２００８年完成。
《中国歌谣集成》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工程，我们决不能怠慢，要尽力做到完美，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２６年来我把大部分精力和时间花在这一工作上，除了审稿之外还要处理太多的人事纠纷与干扰。我自己的文集没有编辑，许多文稿没有整理发表，日记６０余本、书信几千封都没有清理选编。想到这里我不免有些焦虑，然而我不后悔，为我所挚爱的事业奉献永不言悔。今天面对洋洋大观的《中国歌谣集成》，我释然一笑抿恩怨。无论学术之争还是个人成见，与此相比都不值得回首。留作永恒的，只有这座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巍峨长城。
（作者为中国民协名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