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 历史学家、思想家、翻译家。1921年出生。1939年入西南联大本科就读于土木系、历史系，研究生就读于哲学系、外文系。1956年至1986年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3年至1984年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1986年以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1993年至1995年兼任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作为翻译家，何兆武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与张文杰合译）等西方思想家的学术经典20余种，很多学者都是通过阅读这些书目接触西方文化、历史与哲学的。作为历史学家、思想家，何兆武著有《历史与历史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中西文化交流史论》《西方哲学精神》《文化漫谈——思想的近代化及其他》《苇草集》等等，颗颗都是思想界的璀璨明珠。2006年由何兆武口述、反映西南联大生活的《上学记》反响巨大。今年9月14日，何兆武先生将迎来他的90寿辰。
走进何兆武先生的居所，首先看到的就是两侧“夹道欢迎”的书。何老的卧室里也都是书，除了一张小床和两张椅子、一个书桌，再无立足之地。我问道：这是您从年轻时就攒下来的书吗？何老摇摇头说：不是，都是来清华以后的了，以前的书早就没了。90岁的何兆武先生待人和气，精神甚佳，非常耐心地陪着我这个刚毕业不久的女娃子聊了一个多小时，拍照时也很安静地坐着，还提醒说：“你要开闪光灯。”平易近人到令人肃然起敬。
肯用心就能做成事
记者：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做历史研究？
何兆武：在西南联大时我读过好几个院系，先进的是工学院土木系，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大家都觉得你学习成绩好就应该学理工科，没出息的才读文科。那时候二战已经爆发，我对人类的命运和未来非常关心，于是就改学了历史。后来我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了30年，一直关注思想史等方面。
记者：您翻译过很多著作，1956年库尼茨基的《太阳系结构学说发展简史》是您的第一部译作吗？
何兆武：对。为什么译这个？因为它最保险。当时要求全面学习苏联，这个是苏联人写的。我选择进入翻译界，一是因为自己对此还有点兴趣，二是解放后的大环境所致，很多学者都放弃了原来的研究道路，去做其他事情，翻译是其中一个隐蔽所。翻译有一个好处，作者说的由作者负责，不用我负责。做翻译其实就是不务正业啊，“文革”让很多人都不务正业。我想如果当时的环境不是这样，我走上的就是另外一条道路了。
我们知道，没有研究，就不能有结论。当时却是先给你一个结论，再让你按这个结论做，这就不叫研究了，叫宣传。这就是研究和宣传的区别。我刚开始参编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反右”风潮就来了，科研秩序乱套，我就只好利用业余时间做些自己的事情。
一次下乡劳动，走着走着我们就看到大部分庄稼都长得不好，只有一小片庄稼长势不错。同事就说：“不用看了，那是自留地。”自留地的东西因为是自己的，肯用心，大概就要比其他的好。“文革”期间，运动太多，导致大多数人不务正业。翻译就成了我的“自留地”。基本上是每天晚上偷偷搞一点，一天能译几百字。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和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还有其他一些论文，都是在这段时间翻译出来的，《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中的观点也大多源自于这段时间的思考。
不出大师跟大环境、小环境和个人都有关
记者：2001年，您80岁的时候出版了《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您对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是怎样看的？
何兆武：我那是不合时宜的。当时国内研究都对明清两代传教士的所谓交流普遍给予高度评价，而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传教士根本不值得赞扬，因为他们宣传的是神学，对科学进展毫无用处，近代科学正是在反神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是从牛顿力学体系开始的。19世纪末，近代科学传入中国，是中国知识分子引起的，比如徐光启、李善兰等等，直到清末近代科学体系基本建立。我认为近代科学的建立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而不是天主教的传教士。
记者：我拜读了您口述出版的《上学记》，对于您在西南联大时的求学经历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往往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已经有了很多大师级的学者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师很少出现呢？
何兆武：现在也并不是不出大师。我觉得不出大师跟大环境、小环境和个人都有关系。现在的大学生每年500万人。招那么多人毕业之后怎么办？盲目扩招是不可取的，要有计划，需要看到底需要多少人做医生，多少人做工程师，这样从一开始来培养，而不是盲目制造。
中学是最好的打基础的时候，培养人才要从小做起。我自己外文就没学好，尤其是德文和法文，我是从大学才开始学德文和法文的，很多音都发不准。语言要从小开始培养才合适，年纪大了再学已经来不及了，人才也应该从小培养。
记者：当下学术界经常会出现一些抄袭、打官司之类的新闻，又比如评职称要发文章，发文章需要买版面，等等，您觉得，与《上学记》里的学习氛围相比，这样的学术界还能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
何兆武：对于当下学术界，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了，那就是“风气不正”。对此我不明白。前些时候看到消息说，湖北一所大学有位校长让几个学生帮他凑文章，因为他要拿这个文章去评院士。这一定程度上比旧社会的学者都不如。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以前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最初是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后来做的校长，他就不是院士；还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做了18年的校长，他也不是院士。校长不一定要做院士，你能把大学办好就是诚意了。不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我们毕竟都要向前看。
对于当下的一些现象，也要持宽容态度，我们毕竟是要向前走的。比如说范曾，那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胡适曾经为学界泰斗，郭沫若就骂过他，但这并不妨碍什么。再比如当下出现的“学术明星”现象，使学术在大众中普及也不坏啊。精英是需要的，大众化也是需要的，普及提高也很有必要。
故宫不是吃喝玩乐的地方
记者：在您看来传统文化应该如何发扬？
何兆武：现在我们都说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才叫“中国特色”呢？特色是必然的，而不是人为的。比如现在对孔子的宣扬就是实用主义的，对你有用的就是中国特色，没用的就不是。“五四”、“文革”时期都是反孔的，“五四”反孔是推翻封建制度的需要，“文革”的批孔就没必要了，因为当时已经没有人尊孔了。现在也有很多孔子学院，其实也没必要过度宣扬，经典的东西不会被历史湮没，它会流传下去，顺其自然就好。现在还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
记者：最近故宫出现“十重门”事件，故宫是国家也是公众的重要的历史文化财富，出现这样的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何兆武：我也听说了故宫的问题。故宫很多地方都不对外开放，前一段时间还出现了一个“大款俱乐部”。故宫是国宝，是吃喝玩乐的地方吗？要吃喝玩乐可以换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侵占文化圣地的行为？这是“向钱看”所致。其实很多西方国家就不会这样，比如说法国凡尔赛宫，能让几个大资本家在宫里开赌场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翻译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查书困难
记者：后来的大多数学者都是看着您翻译过来的这些书走过来的，我发现您的译作大多属于西方古典主义范畴，也听说您只听古典音乐，您是不是对古典的比较感兴趣？
何兆武：不是我对古典的感兴趣。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个规定，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可以翻译，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马克思，不用对马克思主义负责，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不能私自翻译。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也总比什么都做不成好得多。不过，康德、卢梭等人的著作作为古典作品也是有价值的，像我们国家的孔子、孟子，翻译过来也值得借鉴。
记者：您从1958年就参编《中国思想通史》，陆续又出版有《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思想史纲》等著作，这其中有哪些体会？
何兆武：我们一开始编写《中国思想通史》就中断了，大家都到下边去了。一起下去的还有俞平伯和钱钟书，两位先生当时已经六七十岁，体力上已经干不了重活，于是上级就做出了安排。让俞平伯做什么？搓麻绳。钱钟书呢？让他送信。当时我们住得一个连挨着一个连，都很近，十六七岁的小孩就能送了，但是让钱钟书送，我们下去的有两千人，一天也有上百封信，就这样来回跑。一个小孩就能送得了的，何必让他六七十岁的人送呢？所以说，“文革”造成了非常大的人才浪费，如果不搓麻绳不送信，他们随便读读书做个什么研究不好么？
那时候每年都有国庆游行，走在最后边的是科学大军的队伍，队伍里举着一个横幅：“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一想，这个不正确。科学是为一切阶级服务的，你要按照科学的方式走，那才能走下去。如果把这个口号改了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错误。比如“大跃进”失败就是因为不服从科学，那是想大踏步迈进共产主义社会就能迈进的吗？2加2只能等于4，它等于不了5。
记者：在翻译及著述这些著作的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何兆武：翻译时遇到的困难，主要就是查书困难。过去太封闭，能读到的书不多。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台湾翻译过来的作品也有，但是都不外传。一次，搞红学的吴恩裕听说林语堂写了一篇评《红楼梦》的文章发表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期刊上，他想看，于是找到我说你们研究所里应该有，让我帮忙借。我就去借了，借之前需要写申请，让党委特批。我就借过这么一次，再也没借过。借本书都要党委批准，搞得像政治事件，太麻烦了。就好像培养一支足球队，我们也需要看看国外，看别人是怎么踢的，但是当时不允许，关起门来自己练。
我们现在的图书馆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准人进书库，要借什么书得填个条子，等着管理员拿给你，拿来一看没什么用，只能再换，每次还就只能填3张条子。做研究跟平常读书不一样，我就听说过这个书名，拿来看看跟自己要做的研究相关的部分就行。这样填条子再等半天，时间就都浪费了。如果自己能进去查书，那半天能看多少书啊，左翻一本右翻一本，那个信息量就非常大了，需要哪本借哪本，那样多好。如果不受那么多限制，一天可以读上百本书（指的是看到书名拿来翻翻看对自己做研究有用没用这样的看书）。有一位美国友人到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也跟我说“太麻烦了”，在南京一个月看到的书还不如他在美国一天看到的多。我们的图书馆像是藏珍楼，很多书我们都不知道，而其实不应该这样，书应该尽量让更多的人看到。害怕书被翻烂就藏起来，图书馆也就失去了图书馆的作用。文科不读书，就不能做研究。
记者：1983年到1984年，您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93年到1995年又到德国马堡大学任客座教授。国内外研究环境有哪些不同？
何兆武：对于做研究来说，国外提供的条件非常好。美国的图书馆就很方便，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也没什么介绍信，什么都没有，就可以随便进去，愿意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里边有沙发，旁边还有小吃店，中午不用走太远，吃了饭就可以继续看，一天能收获多少？我们当初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也是这样，联大所有图书馆一律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出，待一天也没人管。
翻译界最大的问题是不懂专业知识
记者：作为翻译界的前辈，您觉得当下翻译界存在哪些问题？
何兆武：现在的翻译界最大的问题不是语言水平问题，而是译者不懂专业知识。翻译不只是懂外语就够了，必须懂专业。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谈话中为他做翻译的人就把“天赋人权”译成了heaven，这是180°的错误，天赋人权反对的就是上天赋予的权利，天赋人权是natural rights，是人的自然权利。我想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应该是最高的翻译了吧，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也没有人说。还有一个，我们小学就学过，麦哲伦环球旅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我读一个非常有名的翻译家翻译的书，他在第一页就把麦哲伦译成了马格朗，到第二页的时候他又忘了第一页怎么译的，译成了马盖兰，把一个麦哲伦译成了3个人，太缺乏常识。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外文教育存在问题，只教语法，不教常识。但是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也都还被捧为“大师”。清华曾经也闹过一个大笑话，那是1945年中苏谈判的时候，把蒋介石译成了常凯深（蒋介石的英文名字Chiang Kai-shek）。当时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这是众所周知的啊，怎么就成了常凯深了呢？
翻译家的问题，更多的在于缺乏常识。同时也是缺乏有效的体制，翻译出了问题应该有人过问。
